他是画家,是出版人,是书店老板,是美院的老师。在这多重身份下,有人说,他不是一个顺从者,也不是一个叛逆者,他属于某一类出其不意的改良分子。 “毛,就是我”―陈侗的一个水墨计划。
9月16日,开展日。陈侗从展览厅那头走过来,瘦小而有力。嘴唇上方,依旧有那抹墨黑的小胡子。这是他的标志之一,另一个标志,是他的不苟言笑。几点加起来,让不少人觉得:这人神似鲁迅。然而他穿一件活泼的紫色印花衬衫,Esprit的。
“好看吗?我买了两件。”他说话时,大多不含语气,也没有多少表情。他解释自己不笑的原因―牙不好看。
就在同一天,展览现场,48岁的画家、出版人、书店老板、美院教师陈侗,双手接过法国文化部授予的“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这是法国的四大勋章之一,设立于1957年,每年只有极少数享有很高声誉的艺术家获得。此前,余华、贾樟柯、王小帅等中国艺术家曾获此殊荣,广东美术馆前任馆长王璜生也曾获该奖。
陈侗的贡献在于,“25年来自发地组织和翻译了大量法国文艺作品――主要是新小说。以出版为平台,积极地促进了法中文艺交流。”法国驻广州领事馆总领事章泰年先生如是说。章泰年试图帮陈侗把勋章别到衬衫上,勋章掉了,整场的人都乐了,陈侗也笑得露出了牙齿。“这个勋章可能是我整个艺术生涯的最高荣誉,因为我从来不参加国家级的展览和比赛。”陈侗说。
在媒体上,陈侗并不是个新鲜人。更早之前,他以博尔赫斯书店老板的身份出名。这家如今隐藏在咖啡馆二楼、店面仅仅15平方米的小书店,曾经是广州的一个文化符号。在1990年代初,在这个的小书店里,陈侗为广州读书人呈上了博尔赫斯、福柯和罗伯-格里耶们。
最早,鲁毅是博尔赫斯书店的一名常客。出于对罗伯-格里耶和贝克特共同的热爱,1997年,他成了陈侗的合伙人,两人建立了工作室。在鲁毅眼中,陈侗很有感染力,“不是那种强烈、热情似火的感染力,他是慢热型,聊个二三十分钟,好玩的劲儿才出来,头脑特别清楚,相当冷静。”
鲁毅当时还没辞职,是公务员,陈侗则是美院老师,两个人都拿自己的工资补贴出版和书店。1999年开始,钱不够花了,再往后是彻底没钱了。为了出版,陈侗开始借钱,找朋友,拉赞助,什么都干。乐评人张晓舟是被陈侗借过钱的朋友之一。
张晓舟初识陈侗时,博尔赫斯书店刚开张,此时陈侗正在酝酿罗伯-格里耶出版大计。“对罗伯-格里耶,陈侗简直是怀着初恋般的激情,他就是个偏执狂。”张晓舟说。很多人都不乏被一本书“砸中”的经历,但只有偏执如陈侗,才会在“砸中”之后从这本书的读者变成出版人。
“我最欣赏的,是他真正的独立性。”鲁毅说,正如陈侗自己曾形容的:你指东,我不往西,我往南。他不是一个顺从者,也不是一个叛逆者,他属于某一类出其不意的改良分子。
我更在乎荣誉底下的权力
南都周刊:在接受“骑士勋章”时,你开玩笑地说,相比艺术和钱,你不在乎荣誉。在你心里有没有一套荣誉谱系?
陈侗:有的,那就是学术人生的完整性和一贯性。比方说,即便我得到一个来自中国画领域的荣誉,我也希望对它的解释,主要是因为我有效地结合了像出版新小说这样的看似无关的工作,它从认识论的角度解决了中国画的疑难问题。另外,人们关心我得到的荣誉,因为这很容易理解,但是我更在乎荣誉底下的权力,特别是表达的权力,因为它能够使我对自己不断提出要求。
南都周刊:您从1990年代初开始,为法国新小说的引进、推介做了大量工作。它和传统小说有何不同?
陈侗: 某一天,图书馆处理一堆旧书,我在其中拾获了一本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窥视》。当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本最喜欢的小说。
举个例子,比如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中会出现长达8、9位的一串数字。这在传统小说中完全没有意义,就好像看电视,屏幕里出现了一个睡觉的人,睡几秒还好,几分钟都在放他睡觉的镜头,观众就觉得完全是浪费时间。但我很喜欢他小说呈现出的这种画面感,或者说形式感,跟我从小画画有关吧。相比巴尔扎克那种现实主义的形式,新小说是对世界更客观的一种呈现。
新小说一直强调一种时代写作。这批当时的年轻作家们不愿再去写萨特、加缪那样的作品。滑稽性代替了之前的荒诞性,语言上的冒险代替了原本故事情节里的冒险。诸如让一个人“一睡几分钟”这样的场景,就是在挑衅一般观众的阅读趣味,而正是罗伯-格里耶们最钟爱的游戏。
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坚持,可我总觉得坚持比放弃容易。
南都周刊:您做的第一本书是罗伯-格里耶《重现的镜子》,版权费是您自己掏的?
陈侗:当时好像七八百块钱,百分之十吧。我找到了山西的北岳文艺出版社,首印四千本,不算少了。我自己也开始学法语,学了两个半年。到了1993年,因为校稿校多了,语法方面长进不小,那应该是我法语水平最高的时期。
我更主要是从中文上把握它,读了快十年新小说,对自己的语感是自信的。好比要去个地方,我知道怎么走,但我不会开车。出租车司机会开车,但是需要我告诉他怎么走。我们找的很多翻译都是开出租车的。
南都周刊:如果你自己既会开车又知道怎么去目的地,变成私家车,岂不就完美了?
陈侗:我觉得不会。如果真能达到这样完美的状态,可能引进新小说对我来说吸引力也就降低了。那时我的目的地就变了。
南都周刊:首印四千册卖出去了吗?
陈侗:现在还有一半躺在我的书库里。
南都周刊:17年来您引进的新小说及相关作品已有60多本。在您做这些书的同时,中国开始步入市场经济。是什么让这批法国新小说成为你17年来孜孜不倦的事业?
陈侗:我常说我是被17年前一个不谨慎的选择推到了现在这个不能回头的境地。谁让我放弃绘画爱上文学(或者出版)而又成不了一名作家呢?不管怎样,我现在已经练就了一种本领:从出版他人的作品中获得乐趣。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则说这些作品差不多都是我写的。唯一而且永远的麻烦是,时间不够用,钱不够用。
1997年我和鲁毅成立了工作室,开始做“午夜文丛”,一开始是我们俩分别拿出工资来贴,到了1999年已经非常紧张。钱一度不是不够用,而是早已用光。我跟很多人借过钱,几千几万都有,这个现在也不必再提。2004年以后境况算是好起来一些,我又开始画画了,用卖画的钱来养出版。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坚持,可我总觉得坚持比放弃容易。就像你喜欢一个女孩子,本来是喜欢,结果你搞成婚姻,当然要负起责任来了。但我喜欢的这个事情它还不是个女孩子,一个女孩子会腻,但这些小说它们是日久常新的。所以可以说我现在还没觉得累,它们仍然让我兴奋。
反而我觉得放弃才难,对外我需要和很多人交代。我是从一个冒昧的书信投递者变成罗伯-格里耶的中国朋友,第一个动作是出于少年情怀,后面紧跟着的是责任,对小说家、对读者、对午夜出版社。对内就是放弃了之后的心情。如果让我现在放弃了出版,等于整个框架都散了,我卖画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了,我的画都会摇摇晃晃。这件事已经构成了我整个生活的框架。
南都周刊:如果财政状况足够宽裕,你是否会暂停艺术的创作而专注于出版?
陈侗:绘画和出版,我不知道哪个更属于艺术。通过绘画得到的资金帮助了出版,但是出版也帮助了我的绘画,特别是在认识方面。
除了复杂性,白墙里什么都没有。
南都周刊:如何理解这次水墨展的主题―“毛,就是我”?
陈侗:毛,就是我。不是透过毛泽东来审视我,也不是毛时代的我。毛,就是我。我最近在看罗斯?特里尔写的《毛泽东传》。刘少奇说,历史是一架上升的电梯。但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惊涛骇浪的历史,没有意义,就是一个效果。这点上我是推崇毛的历史观的,审美上我不喜欢那么现实主义。”
南都周刊:但你强调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什么理想主义。
陈侗:我的现实就是,为了将我喜欢的东西或欣赏的价值观传播出去,我必须有一些切实的且与利益相关的行动―挣钱,签约,或是承诺。
南都周刊:出版新小说和开办博尔赫斯书店听上去都符合这一原则。你曾用博尔赫斯每一次搬家带走的门―统一刷成蓝色的门参加过一个展览,取名叫做“违章”,有什么含义?
陈侗:违章暗指博尔赫斯在文化上的一种态度。博尔赫斯如今一个月的营业额仅六七千元,远低于运营成本。作为一个书店,它不赚钱,是不符合商业经营的基本法则的。它如今就是个摆设,是个奢侈品。奢侈品,我就供着它好了。
我的警觉性告诉我说,我不是生意人。我做这个书店是因为当时在1990年代初期,整个中国文化还处在比较低的发展状态。1980年代有热情,但质量并不是很高,东西也不一定是很丰富。那么1990年代我们做这个书店就用来填补这个。谁知道它会带来艺术界的关注,会联络到周边的很多艺术家,所以我更把它看成是一个跟艺术有关的书店,它是一件作品。只有在一个作品上你才可以这么去赔嘛。那我就尽量赔得不多,尽量赔得我能够缓过气的就可以了。
南都周刊:有人形容你偏执―“一堵好端端的白墙经过你的描绘,就不再是一堵白墙了”,但你说你追求的东西都在这个里头。白墙里有什么?
陈侗:除了复杂性,白墙里什么都没有。有句俗话叫做“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汤”,讲的就是人们最后可以因为这粒老鼠屎而否定这锅汤。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描述是多么的重要。
南都周刊:艺术家、出版人、书店老板、美院老师这几重身份,如今您如何排列?它们彼此又是如何互相影响?
陈侗:可不可以用一个过时的词来统括这些身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的这些身份因为都是关于“无用”的,所以互相之间没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