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以图腾式的存在，影响着袁家近百年来历程。吃着总统遗产长大的后辈，借助祖父声望逢凶化吉比较容易，但要如何背负其罪名却很难。外面的世界因此可怕，他们中有人为自己筑起一面墙。
图腾式的存在
1990年，54岁的袁家诚想去美国探亲，那将是他第一次出国。签证官怀疑他有移民倾向而拒签。几天后，他带去一沓照片放到签证官面前：这是我祖父袁世凯，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我们是一个有名望的家族，” 袁家诚说，“我不会去做你们的二等公民。”于是顺利通过。
在离世后的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祖父一直以一种图腾式的存在影响着袁家后人，在早年这种影响往往是一种庇护作用，让他们逢凶化吉。1937年，也就是袁家诚出生前一年，日本占领天津城。他二伯家的表哥―袁家楫看着家里人把祖父的大照片搬到门口，街上的日本兵便不再入户检查。
实际上他们都从未见过祖父。在他们出生前多年，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在举国谩骂中忧愤而死。“如果他早死一年，那就是功德圆满。”袁家诚说，祖父在生命中最后一年的称帝，彻底毁了他一世英名。
言下之意，袁家本不该是现在这般模样。袁世凯留下10房32个子女，他们生活无忧，吃了一辈子家产。袁家诚父亲是十子袁克坚，他21岁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国，除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当过一阵子英文秘书，一辈子就没工作过。袁家楫之父――二子袁克文更是一代文人雅士，妻妾成群，生活放荡不羁，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
袁家楫生母于佩文同样是位不羁的女子。在生下袁家楫后不久她便离家出走，消隐于江湖。袁家楫长到三岁，父亲去世。他变成了一个无父母照料的可怜孩子。
养母是正房太太刘梅真，待他不好。连下人也瞧不起他，欺负他。出门五六天不着家也无人问津。大哥大嫂抽鸦片，一大早就差他去买。耽误了上学，他就上戏馆看京戏。老板好奇：你这小孩怎么不上学？哦，你是袁家的，那进来吧。以后常过来，不用买票。
袁家诚老实，袁家楫调皮。同为家字辈的堂兄弟，他们相识却是多年以后。在天津道13号，在各自的深宅大院里他们深居简出，默默消磨着他们的童年。那些锦衣玉食的时光在记忆里已经变得模糊，事实上，贵族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荣耀，反倒是历史课上“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尴尬纠缠所有袁家子弟的学生生涯。从小学到高中，每次上到这一课，袁家诚都如坐针毡。他不敢抬头，怕碰到同学异样的目光。
袁家楫不爱学习，却最喜欢上故事会般的历史课。偏偏到了“野心家袁某人”这节，也感到万分难堪。碰巧的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和曹锟的孙子都与他同班。俩人小心地朝交头接耳的同学摆摆手，意思是不要再议论了。
军阀后代们的友谊持续了终身，他们是一辈子的好哥们。但他们的话题从未谈及祖辈间的恩怨。
见日本人就打
袁家诚周游列国，却不入日本。他不用日货，说三月的那场地震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跟祖父一样，他认为日本是中国的祸害。当初日本以开战逼迫中国签订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以一套中国式太极应对，并致使该条约最终沦为雷声大雨点小的境地。事后袁对众人说：经此大难，大家务必以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着卧薪尝胆的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不然十年之后，非但不能与日本一较高下，亡国之危险将更甚今日！
亡国之危果然在他死后二十年降临。日本人打进来，所有的学校都要开日语课。母亲给袁家诚请来家庭教师，这样就不用去学校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
在教会学校上学的袁家楫则没那么幸运。他讨厌日文课。跟所有顽皮的孩子一样，他的乐趣全在捉弄日语老师上。课堂上他哇哇大叫，把板擦放在门框上，老师推门，砸一身粉笔灰。又在讲台上设计小把戏，害老师摔个大马哈。
一些反日的同学开始失踪。教堂里的神父找到袁家楫姐姐，让袁家楫赶紧离开天津，他已经上了日本宪兵队的抓捕名单。
那时他15岁。学看来是上不成了，不过本来他兴趣也不大。他去山东威海，考上汪伪海军第七期，入了水兵科。分到刘公岛海军司令部当门卫，后来又被派到龙口。天一暖和，他就想回家。有天，一个翻译官的自行车链条掉了，他自告奋勇替他去修。于是骑车溜出了龙口。
他听见身后追兵的枪声，一个叫王护刚的人把他藏在海边沙滩上。第二天，王让他跟着一帮生意人，自行车骑了一礼拜，绕着伪军关卡的小路走。从黄县出来，到叶县，到招远，到平度，到南村。南村有火车，便就地把自行车卖给生意人，洗澡换了身农民的衣服，趁夜色跳上开往天津的火车。
姐姐让他继续回学校念书。但他在部队待野了，坐在课堂里已然心猿意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那天，他跟姐夫侄子段大全跑到日租界，见日本人就打。
外面的世界
日本投降了，宪兵队的大黑狗却舍不得走，趴在袁家诚家门口啪啪掉眼泪。八年光景，它跟这里已经处出感情来了。八年抗战下来，这场景袁家诚记得最清楚。
他可以入学了，插班考进四年级。从小学到高中，功课门门优秀。现在，所有的成绩单都在他那里保存完好。外人来做客，跟他聊起往事，他便高兴地拿出那些半世纪前泛黄的、字迹隽秀的成绩单和学费减免证明。
他总是感伤地说：“如果我碰上好机会，我也许也会像家骝表哥那样优秀，像他那样读个博士，可惜。”
袁家骝算是“家”字辈里名声最大的人物。1973年周恩来接见他时说：你们袁家，你祖父袁世凯是政治家，你父亲袁克文是文学家，你是物理学家。
袁家诚有个哥哥袁家禧，中学时便跟地下党人厮混，袁家诚说他是早早地被“马列主义洗了脑”。有天回家，袁家禧把家里的《三国志》、《红楼梦》、《西厢记》一把火烧掉。袁家诚看着心疼极了，那是他写作文的法宝。
袁家禧烧完书，跪到父亲袁克坚面前：“爸爸，你出来工作吧！你英文那么好，出去教教书多好！”
站在一旁的袁家诚被哥哥感动了，跟着说：“爸爸你也该觉悟了吧？不能再坚持你那一套了。”
袁克坚默然。他“那一套”，就是不工作。工作就得开会，开会就要对他那“窃国大盗”的父亲表态。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要跟众人一起骂他父亲是卖国贼么？袁克坚绝对办不到。他依然在家弹琴，与诗友唱和，继续当他的雅士。
袁克坚1960年病逝，时年56岁。袁家诚很久后才明白，父亲比他的孩子们更害怕外面的世界。
袁家禧很快成为家族里最红的人。他中学毕业就被介绍到军校学习，后正式参军入伍。朝鲜战争爆发，他给袁家诚写了封信：小弟我爱你，但我更爱朝鲜的小弟弟们，我们要为他们保卫祖国。
因为胃病，袁家禧没去成朝鲜。他被分配到天津电线厂工作。在那里他延续了军队的雷厉风行，在一次抗洪抢险中他表现出色，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1956年，袁家禧被推荐到北京矿业学院带薪上学。
又红又专的袁家禧在大学里遭遇了困惑。体育课上，老师和学生合伙作弊。他看不惯，向学校举报。班上有人想整他，拿他出身说事，说他是“右倾”。袁家禧害怕了，一天晚上他带上一瓶汽油跑到党委办公室，他点着了左臂，表明自己对党绝无二心。
但那晚办公室无人值班。他严重烧伤，在精神病的质疑中被迫退学。回到天津，没有工厂愿意收留他。仗着另一只胳膊，他四处找零工。他依旧卖力工作，替人烧锅炉，给街道当小工，帮文史馆抄资料。但他总觉得周围的人们对他戳戳点点，最后他幻听了，在哪里都听到有人在骂他。
1964年，不堪重负的袁家禧在绝望中跳入海河。时年34岁，终身未婚。
袁家诚继续在班上当第一名。1957年高考前夕，填写报考档案。在家庭出身一栏，他有些犹豫：父亲从未工作过，总不能写无业吧？那就写祖父好了。
他端端正正写下“北洋军阀”四个字。家庭海外关系里，他把去台湾的、美国的亲戚列了个遍。“我觉得应该对党无限忠诚。”他自信满满，准备过完这最后一关，好好上大学，然后按部就班出国留学，和家骝表哥一样。
高考后，他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说：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不服气，又一口气连考了五年。功课已经被他背得滚瓜烂熟，他看着那些他辅导的同学一个个都上了大学，他却收来五张形状各异的“未被录取通知书”。一个在他就读高中教书的表哥说，你坏就坏在那张履历表上。谁敢录取有那么多海外关系、北洋军阀的后代？
他肠子都悔青了。不愿再跟误了前途的家族有关系，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袁杰。
“袁家到我们这一代是背透了。袁氏家族的好处我们一点没沾上，袁世凯之孙的罪名却让我们背了大半辈子。”他说。
曾经的舞林高手
自从两年前检查出脊椎骨出了点毛病，袁家楫就很少出门了。他有一套进口的立体音响，和一间与之匹配的大客厅。闲得发闷时他打开音响，听听爵士乐。有时放到IN THE MOOD，和着让人心旌摇荡的旋律，84岁的袁家楫也忍不住要抖抖腿，“听着就腿痒痒。”
60年前，他是天津卫赫赫有名的舞林高手。
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接管天津，包括袁家楫在内的曾在刘公岛受训的学员被收编到中央海军训练团。他被分到美珍号登陆艇。在那里，袁家楫跟着美国大兵们学会了恰恰、伦巴，还有各种爵士舞。
美珍号在南京和台北间担负着国民党撤退大陆的运输任务。1949年9月，袁家楫被调往中胜舰。副舰长黄某是他二哥袁家彰的朋友，将他升为少尉。
见到台湾的第一眼，他就不愿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岛度过余生。在基隆港，他看见惶恐的随军家属就住在码头上。有人家在房檐底下搭个铺，天黑了就睡地上。都到这地步，蒋介石看来是没希望了，他想。
他跟几个走私货品的人打了一架。对方有点军方背景，找到中胜舰，要舰长交人。黄某把他藏在锚舱里，因此逃过一劫。不久，中胜舰接到新任务去海南岛，把那里的海军陆战队队员送往马祖岛。中途他们经过香港，要顺便采购一些物品带回台湾。
他当即请求参加此次任务。舰长考虑了一下，便答应了。
在香港一上岸，他借口买烟，四下张望。一辆路边的电车缓缓启动，他毫不犹豫地跳了上去。他自由了。
十一叔袁克安住在铜锣湾华泰公寓，在台湾时他就从一个堂姐那里打听清楚了。不巧，没过几天袁克安就跟着陈纳德去美国工作了。他去投靠舅舅，在那里吃饭。但舅妈给他白眼看，一见他去，也不做什么好吃的。总不能老这么挨着白眼，他得找个工作。
同父异母的哥哥袁家骝来信了，他已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告诉袁家楫可以来美国工作，但袁家楫认为自己跟美国大兵学的那几句骂人话，在美国恐怕混不下去。不久十一叔也来信，答应介绍他去国泰航空公司当一个打字员。
但十一叔久久不回，打字的工作就难以落实。他又想回天津了，但又担心自己的身份会有麻烦。那时的香港鱼龙混杂，国民党中统特务和中共地下党都在此地打情报战和舆论战。共产党贴完标语，前脚走，国民党人后脚就跟过来把他们的标语贴在上面。
半年过去了，他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他去码头打听消息，遇上一艘从天津开来的“湖北轮”。船上的人说，天津现在好得很，你们袁家人什么事也没有，一样找工作。见袁家楫还有些犹豫，那船员便说：“你要是在天津不愿意待，还可以再回香港嘛。”他动心了。几天后，他带上行李登上“湖北轮”。
1950年5月25日，船到天津。那船员先下船与码头的公安耳语了几句。公安给袁家楫的行李都用粉笔写上一个免字，意思是不用检查了。没想到这位也是地下党啊，袁家楫想，敢情自己糊里糊涂地就被统战了。
那船员领他到市公安局一处二科做笔录。从威海汪伪海军，到中胜舰，再到香港半年，一连交待了好几天。最后发给他一张表格，抬头是“天津市公安人员工作登记表”，他寻思道，哦，折腾半天原来是要让我当警察啊。填完表交上三张照片，对方让他回家等消息。
等待遥遥无期，老朋友们找上门来，让他教他们跳那些好看的洋舞。在一次跳舞比赛中，他竟拿了第一名。他出名了，成了天津欢场里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在英租界马场道有名的维克多力，只要袁家楫一进门，钢琴手就会改换曲目弹起IN THE MOOD，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袁家楫来了。
有次朋友结婚，他包下维克多力给他们办了个舞会PARTY，众人撺掇他与新娘共舞。一曲舞罢，围观的洋人也热烈鼓掌。袁家楫得意洋洋给崇拜者签名。从二楼下来一个陌生人，带着两个女人。这人来到他面前稍稍欠身道：袁先生，我给您介绍两位朋友，她们很欣赏您。
“大家都是朋友，”还没等对方说完话，袁家楫便随口应和道，“都一块坐吧，一块玩！”他其实心里想的是，我那么多女朋友，哪顾得上你是谁。
那次聚会后，三个陌生人再未露面。一个朋友告诫他说：“家楫，你要小心啊。别再这么玩了，你太出风头啦！”
朋友们偶尔也问他：家楫，你工作到底定在哪啊？他就会说：在公安局表都填过了，就等通知上班了！
1951年4月，在从香港回津快一年的时候，全国镇压和肃清反革命运动开始。袁家楫被拘押审查。他被宣布了三项罪名：反革命、冒充公安人员、造谣。判刑三年。
劳动群众的一分子
当“家”字辈长大成人，袁家的祖产已经被上辈吃得所剩无几。
他们的父辈心安理得享受总统遗产之时，并非完全不为儿孙考虑。每个门户手上都有几十间房，凭收租金也能过活。袁家诚记得，母亲曾经劝父亲带他们全家去美国，但父亲舍不得走。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前半截，他们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日本人，生活却鲜受影响。对他们而言，政权的更迭无非只是城头变幻的旗帜，生活还得继续。
1949年到来，他们压根没想过要南迁。“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就完了嘛。”家诚说。
到1955年左右，家诚发现家里的境况已经很糟糕了。家里摆着的各种古董、黄马褂都一件件地没了。祖上分家时分到的40间房，已经只剩16间。
上世纪六十年代四清运动时，政府找袁家诚谈话，问他：你有16间房，算不算剥削阶级？袁家诚一想，都问到头上来了，那就交公吧。对方说你想放弃是吧？可以，还得写个申请书，宣布自愿放弃所有权。后来到“文革”，袁家诚就万分庆幸这决定：留着这些破房，不被打成资本家才怪。
各种运动接踵而至。袁家诚和袁家楫都从贵族公子哥，变成劳动群众的一分子。袁家诚大学梦破灭后，到天津矿山机械厂上班，边劳动边到工人夜校当教员。后调到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做后勤。他报了两个夜大，一个学外语，一个学医学。1970年他跟妻子一起下放到内蒙古一所公社医院，在那里他呆了八年。医院要抽派一个人进修X光技术，当地人怕学这个影响生育，于是成全了袁家诚，他成了专家。
袁家后人境遇的改善，多少与袁家骝1973年回国有点关系。袁家骝回国前，周恩来批示天津市委和市革委会，用三天时间突击为在天津的袁世凯后裔落实各项政策。
袁家诚1978年回到天津，发现医院的副院长，正是他当年辅导考上大学的同学。副院长握住他的手：放射科主任的位子，我一直给你留着呢。
袁家诚今年七十三岁，仍习惯一个人开车。他爱开快车，“我就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他说，“我不喜欢落在人家后面，所有的事都是这样。”
他把自己的遗憾化为教育子女的严厉―他为儿子专设了一个本子，每天请老师签下放学时间。他要求儿子15分钟必须到家，不许在路上跟别的孩子一起抓蜻蜓。他打起孩子来，响动惊动四邻，听者无不恻然。
“不打不行啊，棒打出孝子，娇养忤逆儿。”他说，“咱们这么有名望的家族，我家的孩子不能像别人一样沉沦在社会底层。”
孩子们倒也争气。儿子现在是硅谷一家芯片公司驻上海的副总裁，女儿在中央电视台做英语翻译。
袁家楫三年刑满，作为“留用分子”在公安系统所辖工厂工作。在之后二十年，他种田、养猪、打土坯、烧窑、挑砖、抬筐、打包种种重体力活儿，倒炼成了一身野蛮体魄。他接连几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戴上大红花接受群众的鼓掌。那掌声如他在维克多力夺冠时一般热烈，只是台下的红男绿女换成了工农兵，无人知晓那就是当年名满津门的舞池一哥。
1975年12月，天津市政府把袁家楫和一批“反革命”接到东方宾馆住了一礼拜。最后一天，政府各部门一把手出面，有百年老店利顺德饭店宴请他们。同桌的法院院长对袁家楫说：“这些年你受苦了，有什么要求没有？”
袁家楫喉头一哽，过许久慢慢说道：“我今年五十岁，好时光都已经过去了。我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求给我恢复名誉，给我安排个工作，就可以了。”
他被分配在交通局下面的汽车修理六厂。在五十岁这年他终于有了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1978年，他作为天津市政协委员，第一次参加政协会议。会上他见到了黎元洪之子黎仲修、曹锟之女曹士英、段祺瑞之孙段昌岱、冯国璋之孙冯幸耘―都是老熟人。
2008年，袁家楫和女儿一起去台湾旅游，最后一站是基隆。早晨起床，他吃完早点上码头闲逛，哎，这个地方熟啊，他想。60年前的情景如咸湿的海风打在脸上。那会儿这边是卖凉席的，那边就是卖小吃的。早上起床，他带兵跑步。一圈跑完回来，码头上一立正解散，大家就自由活动了。他在那喝杏仁茶，不紧不慢地回到“中胜舰”吃早点。
袁家楫一个人停在那里，想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