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桥文化对于北京就如同胎记一般，虽是与生俱来，却在这座城市生长、壮大的过程中悄然褪色。然而，正如许多老北京所说的，“北京可以没有三大殿，不能没有老天桥”，天桥文化在北京的城市性格里留下了一块无法磨灭的印记。
寻迹老天桥
8岁学艺、15岁登台，付文刚从父亲付顺禄手中接过那柄4.4米的小中幡时，只记得父亲“不能把这门玩意儿丢了”的教诲。然而，耍了一辈子中幡的付顺禄不会想到，当年用于糊口的玩意儿竟然被儿子擎到了奥运会开幕式，更在60周年国庆庆典晚会上让天桥绝活又火了一把。
中幡起源于清代宫廷外事活动中的执事表演，清末年间，在天桥卖艺的王小辫向在宫中做大执事的哥哥学得该项技艺，由此将中幡带到民间。那时，付文刚的师爷宝三爷还是在天桥学摔跤的一个小孩，因为觉得中幡耍起来有意思，还对摔跤有帮助，便时常追着王小辫的表演凑个热闹，也私下学了几招。
一次，王小辫为一位王爷表演，宝三爷挤在人群里看热闹。突然，王小辫的中幡一歪，直直地向王爷家的一个孩童倒了过去。就在30多斤的中幡即将砸到孩童的时候，宝三爷用了摔跤的一个腿法将中幡挑起，王小辫顺势接住了中幡，观众以为是两人玩的一个技巧，掌声雷动，连声叫绝。
表演结束，王小辫找到了这个救了他一命的孩子，两人由此结缘。后来，王小辫收他为徒，天桥多了一个会耍中幡还能摔跤的宝三爷。上世纪50年代，大武生出身的付顺禄成为宝三爷的第三个徒弟，也是唯一一个完整继承了中幡和摔跤的人。
对于天桥，付文刚的记忆来自中幡、来自摔跤，也来自在天桥卖艺的父亲和师爷。早年间，民间杂耍艺人多是一些受压迫的穷苦人，卖艺为生，是不被尊重的“人下人”，还要被四霸天欺负。然而，这个劳苦大众的聚集地又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市场，只要有真本事，就能在这里表演、生存。在普通的卖艺人之间，也形成了一种惺惺相惜。
“您瞧，这说书的还真不赖，给您逗乐了，您也看看我们这玩意儿……每次表演前，我们都要点评一下上一场的表演，也是对前场的人的尊敬。表演完，还要介绍一下后面出场的人，不能让人家看完我们的就走。”对于天桥的规矩，付文刚烂熟于心。而当时，中幡的热闹场面也让他激动不已。
“在天桥，中幡一玩起来，炸场子！”付文刚回忆道，宝三爷的中幡一撂摊，摆了半圈的条凳都坐满了人，站着的更是里三层外三层。当时天桥没有什么高的建筑，最高的戏楼也只有两层。中幡9.9米，一抖起来，把人都吸引过来了。“宝三爷和我父亲都讲艺德，在这里卖艺的谁都不容易。为了不抢别人的生意，他们就等天桥快闭市的时候才抖中幡，即使这样，每个月下来，也能打300多块钱。”
在付文刚看来，父亲的卖艺生涯中，老天桥留给他最宝贵的财富并不是吃穿住用的着落，而是艺德。虽然，现在的天桥已经难寻当初的老天桥旧貌，但提到艺德，付文刚还是愿意说起老天桥，说自己是天桥技艺传承人。
卖艺人与文艺工作者
天桥作为老北京南城文化的标志，成了许多外地人甚至外国人一心向往的地方。然而，当他们来到天桥，却发现这里早已不是那个耳边回荡着叫卖声、街边聚集着卖艺人的杂耍集市，而是一条条干净的街道，一个个规整的社区，渗透着京味儿却散发着现代气息。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政府就对天桥进行了治理。筹建了杂技团，调整了娱乐场地，还盖起了居民住宅。杂耍的老艺人有机会给毛主席、周总理表演，“杂技”这个名字，就是周总理为这些绝活起的。从杂耍到杂技，别看仅有一字之差，却让艺人感到了尊重。
玩车技的金业勤，艺名“小老黑”，在旧社会卖艺让他吃尽了苦头也受尽了侮辱。新中国成立后，他考进了杂技团，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以前卖艺总是受欺负，现在我们成了文艺工作者，还能坐飞机去苏联演出，我们愿意给新中国做贡献！”
从卖艺的到文艺工作者，民间艺人的地位提高了，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他们各自有了单位、发了工资，也分了房子。天桥这个自然形成的表演场消失了，老艺人分散在杂技团、戏院、艺术团到各地演出。虽然在之后的六七十年代，许多文艺工作者受到了牵连，但进入80年代，演出团体依然火爆。
曾经喧嚣的老天桥如今真的要销声匿迹了吗？那些玩意儿真的成了绝活，也真的只剩下遗产了吗？
付文刚清楚地记得，他们每天下午在钟鼓楼地区演出。表演吸引了许多外国朋友，他说出了平生学会的第一个单词“money（钱）”。而在那个平均月工资只有60元的年代，他们艺术团每个下午都能赚到30元钱。
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天桥中幡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付文刚也成为该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代表。
最初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招牌确实给付文刚带来了许多机会。然而，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各门各派的中幡表演纷纷登台。“许多外行人只图热闹，请的都是一些只懂皮毛的杂耍人。这些人打着中幡继承人的旗号，只要给钱就去表演，其实他们连怎么绑中幡都不会。”就这样，付文刚的“正牌军”渐渐没了生意，市场混乱也坏了中幡的名声。
与此同时，随着人们文化生活日渐丰富，天桥文化这种源于劳苦大众糊口、消遣的艺术形式逐渐被人们所遗忘。老一辈艺人纷纷进入暮年，许多绝活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第三代“八大怪”之后再无新人。
坚守金字招牌
2004年，文化部在全国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南地区因为坐拥天桥这块风水宝地成为北京市的两个试点之一。
主管街道文教工作的赵兴力是土生土长的南城人，从小浸润在南城的平民文化中。然而，启动非遗保护工作，却让赵兴力犯了难。走遍整个天桥地区，他没找到一个还在整场演出的民间艺术门类；问遍了身边的人，也没发现一个传承民间技艺的老艺人。
曾经喧嚣的老天桥如今真的要销声匿迹了吗？那些玩意儿真的成了绝活，也真的只剩下遗产了吗？
在工作岗位上，赵兴力主管文教，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是他的主要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居民果少卿找到赵兴力，说她会表演魔术，希望参与一个演出活动。赵兴力随口问了一句：“你还会什么？”得到的答案让他喜出望外，鼓曲！赵兴力找到了苦苦寻觅的鼓曲表演者，而果少卿又把赵兴力带到西直门的一个小院，赵兴力认识了圈子里更多的鼓曲艺术家。
这个发现让赵兴力既兴奋又担忧，十几位鼓曲艺术家都是年迈的老人，鼓曲真的要成为绝响了吗？赵兴力组织举办的“天桥杯”鼓曲赛，让他看到了鼓曲生存的高龄环境，却更坚定了他复兴天桥文化的决心。
2004年底，在盛金商城，天桥文化连续三个月在周末上演，吸引了大批观众也引来了众多媒体，更让许多民间艺人重回天桥。飞杠高手“飞飞飞”的传人曹华德从安徽回到北京已是80高龄，他带着身怀绝技的儿子、儿媳回到天桥，希望看到复兴的天桥文化。
2006年，天桥街道成立了曲艺茶社，为鼓曲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免费表演和学习的平台。2009年底，天桥还办起了鼓曲培训班。通过一系列的表演和培训，赵兴力希望鼓曲活在民间，活在表演中，活在孩子的生活里。在他看来，保护天桥的民俗文化、民间技艺，最好的保护就是经常上演，而非简单申遗。
然而，现实却也让坚守天桥文化的人们感到一丝失望甚至无奈，赵兴力发现，关注、爱好鼓曲的还是一些年龄偏大的人。周边的许多演艺场所也开始慢慢转变态度，一个文化广场承担不起复兴天桥文化的任务。
付文刚用了七年才成立了宝三民俗文化艺术团，却连个固定剧场都没有。师徒、学生30余人，都只能在家练练基本功，10个都已是年过不惑的徒弟仅能掌握他2/3的技术。“以前都说师傅留一手，徒弟丢两手，我现在是想教都找不到人。早不是老年间徒弟找师傅的时候了，现在是师傅找徒弟。”
受过夹门（音，指懂规矩的拜师弟子）的付文刚也坦言，随着年龄增长，演出不固定、场次减少，自己的功夫也会逐渐退化。父亲那句“不能把这门玩意儿丢了”的教诲，不时敲打得他的心生疼生疼。
重回天桥的曹华德也不免有些失望，天桥早已不是印象中的模样。正如他四个儿子都学了他的技艺却只有一个还在靠演出吃饭外，天桥的许多绝活都面临着后继无人、也无人捧场的困境。
“天桥是老北京南城文化的发源地，更是平民娱乐的聚集地。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人们都需要一个休闲的空间，所以天桥文化永远不会过时。”如今，街道办事处的赵兴力作为政府的代表，成了众多民间艺人的“主心骨”：“每次举办活动，我就看到政府在坚守，老艺人们也在坚守，那些在舞台下面使劲拍巴掌的观众也在坚守，要守住天桥这块金字招牌，我也不敢有一丝松懈。”
编辑：刘文婷 美编：庞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