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片酬最高的是功夫片演员，让世界知道香港电影的也是功夫片。但在金像奖中它只是一个技术奖，与它的贡献不成比例 成龙在好莱坞兴奋地跟大家说“I am Jackie Chan”之后，李连杰渐渐不谈功夫只谈慈善和佛教，潜伏多年的甄子丹，终于打上了华语功夫电影的前台。
银幕上，甄子丹总是一脸冷酷、肌肉横陈、攻势凌厉而且招招都是杀机。被人问到对成龙、李连杰的看法时，他曾说：“和成龙打了两次，和李连杰也打了两次。和成龙用过拳脚，不过大哥可能是练得少吧，速度上慢了点。和李连杰在兵器上接触过两次，但没有过瘾的、近身的较量。”含蓄之余，锋芒暗现。
中国人对“武术”有无数神秘的阐释，甄子丹钻研数十年，始终认为这只是一项技能，“武术是很科学、很透明的身体技能，不要把武术当成武侠，这是两回事。中国文化是很厉害的，本来只是一拳，但那支笔、那些词把它神化了。”
在他看来，无论是拍戏、练功，都是为了实用的目的，没必要神化。除此之外，最实在的是家人和生活。平时在外忙碌的时候，他会常用电话、视频跟太太联系。不工作的时候，会在家跟孩子玩上一天，“我比较喜欢安静，很少上街。所以说电影都是骗人的，都是演出来的嘛。大家以为我很酷、很冷，其实都是演出来的。”
“我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这会让人从很实际的角度去看所有的事情。每做一件事，你都会抱着一颗平常心，这样才会看得最精确。如果你没有一个安稳的家，没有安全感的话，就很容易变得极端。如果是处于平稳状态，那看每一件事都会清楚很多，对电影、创作、功夫和其他每一件事也都有帮助。”
和李连杰同一个师傅
武术是绕不开的。跟他聊天，他的气场也会把话题吸往这方面，毕竟是他投入最多心血的东西。为了拍片的需要，有时他还要练新功夫。拍《杀破狼》、《盗火线》，他修习了两年混合格斗；拍《叶问》，又研究了8个月咏春拳。
一岁多时他被父亲带到香港，母亲还在广东台山的老家，时值“文革”，爷爷又是地主，申请出境是非常困难的。直到他9岁时，母亲才终于到了香港，一家人又移居到波士顿。甄子丹的母亲麦宝婵是国际知名的武术家、太极拳师，一家团圆之后他便跟着母亲习武，同时学古典钢琴。
那是1970年代，李小龙风靡全球。那个一身古铜色肌肉，在银幕上哇哇叫着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的截拳道高手，让无数少年热血沸腾。
那时甄子丹也是热血少年中的一员，在武术和钢琴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前者。
当年在波士顿声名欠佳的暴力区“残酷之街”横冲直撞、狂野难驯的那些少年，许多人过了骚动的季节便掩起纹身，敛起戾气，穿起西装，变成滚滚人潮中的一员。甄子丹不同，他把最初的爱好和冲动当成一辈子的事业。
“因为我妈妈开武馆，我很喜欢到处练功夫，到其他武馆学习。一次偶然的机会，北京武术队到美国表演，到了波士顿也跟当地一些华人武馆做交流。到了我们家的武馆，见到我，就觉得我身手好。”历尽波折，他终于成为当时北京武术队第一个外籍学生，指导他的，正是李连杰当年的师傅。
那时中国刚刚开放，普通人每个月工资三四十块人民币，买东西还要用粮票。对一个吃汉堡喝可乐长大的年轻人来说，生活上的落差是难以适应的。
“星期天我喜欢去北京饭店。后来第一间外资饭店出现了，就是建国饭店，我看着它建起来的。星期天不练功，我就坐公共汽车到那个饭店买汉堡，六块五一个。”
将真功夫引入电影
与电影结缘也是因为母亲。麦宝婵在香港时教过功夫，其中一个徒弟是袁和平的姐姐，后来就是她带甄子丹入行。
当时袁和平正想拍一部戏叫《笑太极》，找了很久男主角都找不到。他姐姐就说，“麦老师的儿子会经过香港回美国，要不要见一下他。”于是见了面，很快去试镜，“两个礼拜他就把合约给我了。”
那时他十八九岁，而袁和平已经是香港的大导演，拍《醉拳》捧红了成龙之后，自己也成为功夫电影界的大腕。“当时见他还挺怕的，除了他，还有袁家班其他10个人左右，个个都好像辈分很高，他们聊天时，我都不怎么敢说话。”
刚入行的时候，路并不好走。“功夫电影的演员没有受过正统表演训练，完全是传统的师傅教徒弟，是很讲辈分的。在片场，导演至高无上，尤其他还是一个功夫片大导演，所以我们都不敢说话。他的方法是很传统、很京剧的，没有系统，全靠你自己摸索。”
1970年代的香港电影，卖座的大多是功夫片，那是一代潮流。创造功夫片的那班元老，很多都是京班出身，包括袁和平，“这班武术指导因为京剧的背景影响了他们的动作设计，一直传承下来。到现在华人的功夫电影影响了全世界，都还是带有京剧影子的。”
当时甄子丹满心都是武术，“想寻找一个关于武术最高境界的答案”。功夫电影显然不能让他得到这方面的满足，所以他也曾放弃。“拍了两部，就回美国了。那时就告诉自己，不要再拍戏，因为我性格比较直，对电影圈的规矩尤其不适应。”
当年李小龙思考过怎样将真实的武功和搏击引入电影，但电影有电影的游戏规则，只能去适应，所以他后来慢慢琢磨出一种很有舞台感的武术动作。回到美国后，甄子丹继续练武，还开过武馆，同时也在想这个问题，一想就是3年。“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将一些最真实的功夫呈现出来。”
回到香港后，除了拍电影，他也到电视台去拍电影明星一般不会去拍的电视剧。他打算从头做起，把拍电视当成训练演技的手段。
观众付钱去看的动作，不是人人都能做的
人物周刊：和普通电影比起来，功夫片有什么特别之处？
甄子丹：功夫片是很需要时间的，就算你身手再好，没有时间是拍不好的。
拍文戏的话，一个姿势可以讲个5分钟，如果是动作，难道你要打5分钟吗？不可能的嘛。一秒钟里可能是一拳，也可能是几拳。所以要有很多不同的动作，不同机位的摄影机配合，最后经过剪接，只有很少可用的部分。
你的动作要很准确，要有一定的难度。观众付钱去看的动作，不是人人都能做的。首先要看那个演员有没有这个功夫。然后，怎样表达出来？表达多少次？你NG10次，人也要休息。加上还要两个人配合，打得太快配不起来就要重来，又需要时间。
人物周刊：香港对功夫片的态度一直很暧昧，比如金像奖，武术指导属于技术类奖项。但票房比较好的都是功夫片。
甄子丹：我始终觉得我们对功夫片的认同和尊重是不够的。在香港片酬最高的是功夫片演员，在全世界票房最高的也是功夫片，让全世界知道香港电影的也是功夫片。但在金像奖中，它只是一个技术奖，与它的贡献不成比例。
好莱坞的武术指导只是设计一些动作，再找其他导演和摄影师来拍，他只是一个动作设计编排员。但香港的武术指导就是导演，就是他去拍，他的贡献甚至可能大过导演。《卧虎藏龙》最精彩的是什么？就是动作。谁设计的？袁和平。为什么他只有一个技术奖？不应该是这样的待遇。所以我自己上台拿奖，很多次都说希望大家支持功夫电影，支持动作片。
近10年的功夫片是最差的
人物周刊：这30年，香港功夫片算得上辉煌吗？
甄子丹：在动作片、功夫片方面整个水平和指标得到提升。不过这10年来中国功夫片的整体水平是不够的。大家不要被票房蒙蔽，跟30年前相比，这10年的功夫片是最差的。
人物周刊：怎么说？
甄子丹：首先是演员本身的素质，其次是功夫电影的专业程度。现在功夫片就是吊威亚（钢丝），摆个pose，打完剪接出来就搞定，你看着还觉得打得不错啊。真功夫是要一气呵成的，但现在最基本、最原始的技术都比不过以前。以前我们拍动作片，摄影师、灯光、武行都知道怎样把一个动作拍到最好。现在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动作，就摆个pose。因为现在技术好了，观众就会被一些花哨的东西蒙骗。电脑特技、剪接快了，好像很精彩，但里面的内容其实是往下掉的。
人物周刊：你自己喜欢看哪些功夫片？
甄子丹：很多经典啊。从李小龙，到成龙的《醉拳》、《蛇形刁手》，到《黄飞鸿系列》、《东方不败》，都很不错，我觉得这几个阶段都是很有突破的。李小龙的经典不是来自动作设计，他的动作设计很简单，而是来自他怎样表达一个动作。一个精彩的动作场面，要看演员本身有没有独特的表达能力、与众不同的风格，有没有震撼力。
人物周刊：我们说到成龙会想起《警察故事》，说到李连杰会想起《黄飞鸿》，你希望以后人们说到甄子丹会想起哪个形象？
甄子丹：《杀破狼》、《导火线》，还有刚拍完的《叶问》。我觉得《叶问》是我的代表作。里面的武打是很甄子丹的，有我很独特的风格，没有人能代替。
我还没厌倦拍功夫片
人物周刊：《画皮》中的角色有没有给你不一样的感觉？拍《江山美人》的时候监制说你的角色有变动，出来后却还是老样子。
甄子丹：一开始我不想拍《江山美人》。监制告诉我，这个角色较我之前的角色有一些突破。坦白说，将军的角色我拍得太多了，没有挑战性没有新鲜感。但后来还是拍了，没办法，我作为演员控制不了剧本，也不可能改变导演的手法。但《画皮》不同，陈嘉上导演承诺角色会有大突破，他从一开始就说希望我搞笑，他相信我能演搞笑的角色，那就大家一起尝试一下吧。很幸运，出来后大家还挺接受的。
人物周刊：选择拍功夫片，是因为你觉得能做到最好，现在尝试做一些角色上的突破，但在这方面你做不到第一。
甄子丹：我不这么看。现在的心境是，我只要做到自己的最好。最重要就是这样而已。什么是第一什么是第二，你很难去衡量。我拍功夫片，每一部都希望好过之前的一部。《画皮》或许不是在功夫上突破，但角色上有突破，那也是在突破。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拍一个不打的角色？
甄子丹：不一定要刻意去做跟以前相反的事情。是不是拍些完全不打的就能证明我的演技呢？如果只是为了证明，那太肤浅了，这个理由不够。我现在没有厌倦拍功夫片嘛。作为一个动作演员得到全世界观众的认可和喜爱，我是很自豪的，为什么要刻意去拍一部完全不打的戏呢？打少一点没问题。
人物周刊：一些动作明星，像史泰龙，50多岁还在打，让人看了觉得吃力。
甄子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做人首先要有自知之明，选好自己的路。如果你50多岁还要参加奥运体操比赛，可以去，但你会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