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先生以思辨和文笔见称学界，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执牛耳者，但又是全国唯一的三级副教授。在我的母校华东师大当了几十年的副教授，有关他的遭遇说来话长。 刚进大学时，虽然陈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但因我的兴趣在中国古代史，也就没有太多地关注他。后来在《历史研究》上经常看到他的论文，每每被他气势如虹的文笔和精细入微的分析所吸引，很想去认识这位没有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同学间有传说，陈旭麓在“文革”中犯了政治错误，是“问题人物”。虽然我似信非信，但终究没有去拜访他。读研究生时，史学研究所的青年教师告诉我：所长吴泽最痛恨的就是陈旭麓。和陈先生或他的学生来往过密都会遭猜疑。
我生来就不愿受任何拘束，不能公开地去求教，就偷偷去拜访陈先生。第一次去他家，陈先生一口浓重的湖南话，几乎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却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他听过师生间有关我桀骜不驯的种种风言风语，对我说了很多鼓励话。
我和陈先生比较多的来往是在毕业后。在几次学术会议上都能见到陈先生。尤其是我到市委宣传部出任研究室主任后，组织上海文化发展战略讨论，特地邀请陈先生参加“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陈先生还专门提交了论文《说“海派”》。那是讨论会上质量最高的学术成果。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我慢慢了解了陈先生的具体的遭遇。
陈旭麓先生24岁就写出了《初中本国史》。1940年代后期开始在上海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授课，已经是副教授了。50年代初，两校合并为华东师大后，陈先生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历史系。五六十年代，当多数前辈学者沉默的时候，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却很高。从1949年10月至1965年8月，他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59篇论文。其中关于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以及近代精英思想与思潮演进的剖析，多属拓荒之作。这些论著大多融义理、考据、词章于一炉。不仅其论域之广和成果之多，更重要的是由于思辨的深邃和识见的卓特。
在“文革”中，陈旭麓受邀参加上海市委写作班为毛泽东标点注释古文的工作，就此为他招来晚年的横祸。在史学界有权势的红色教授们出于嫉妒想把他打成“三种人”（即所谓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从校系到国务院评审委员会，这伙人一次次压着他不能提教授职称，不能带博士生。陈旭麓就此成为永远的副教授。
我很为陈先生鸣不平，曾经问过他有没有可以帮上忙的地方，毕竟当时手上还有点权力。陈先生苦笑着婉言谢绝。其实，此时的陈先生对职称一类的事早已“味同嚼蜡，亦视之如鸡肋，不愿问闻了”。“我一任其自然，决不向任何人乞求，亦不欲为此事与他们再说一句话。古往今来这种排斥的事情太多了，也实在太下作了。”尽管如此，但他那种孤愤的心境是可以想见的。
他在《浮想录》中写道：“公平是从残酷的不公平中得来的。分享艰苦比分享欢乐更懂得时代的脚步。在困难中认识了他人，也检阅了自己。”“脸上绽开笑容、心里却在哭泣的人们永远不会消失。”“好人，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才有可能遇到。了解他的人、为他的遭际愤愤不平的人那么多，使他感到安慰，受到鼓舞。”
在逆境中的陈旭麓到了晚年，不仅没有被“老境侵夺”，反而把自己的学术与思想推向一生中的巅峰。他以“大史震”比拟“文革”给他们这一代学人所造成的心灵痛楚和精神震撼。“它的震波迫使我们去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远远地超过了唐山大地震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然。”1978年后，他以“新陈代谢说”为旨归，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研究，突破了三十余年近代史的既成格局，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
他的遗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被学界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记得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UCLA的校园里，几乎是彻夜未眠一口气把书读完。先生的字里行间闪烁着智慧之光，给我带来猛烈的思想冲击。
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如果陈旭麓先生的黄昏岁月不是那么苍凉，也许他最后的生命会被耗尽在那些没完没了的政治表态、行政会议和人事应酬中。他不幸被冷落、被排挤，对于中国学术界和先生个人来说，也许反而是一种幸运。
二十多年过去了，先生的名字依然灼灼生辉，可是当初那些红极一时的人物还有几个被提及？行文及此，陈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断在我脑海里浮现。他曾经说过：“什么叫知识分子?应该说，他们是站起来思考着的人。”我敬仰陈旭麓先生，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站起来思考着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