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系统中的发展。要使系统免于破坏，系统中的发展应该是有度的，超出度，接近或越过临界点，人类置于其中的自然和社会两大生态系统就会遭到毁损或破坏。
一种观点认为，要实现我国的现代化，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之路不可逾越，必须重复。似乎制定任何发展目标，均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均生活资料消费水平为参照。按照这种思路，国情可以不顾，过河无须再摸石头，照准“西化”之路走下去就行了。在展望我国未来几十年的矿产资源需求前景时，他们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目前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参照，得出了我国需求量无比庞大的数字。对比我们目前的资源存量和供应能力，资源供给前景令人不能不生出某种恐惧感来。资源消费量取决于资源的消耗方式和生活资料的消费方式。如此预估未来的资源需求，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接受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以无休止地追求物欲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为指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内容是以资源高消耗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要问，这个发展模式是合理的吗？搬用之能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前景吗？
回答无疑是否定的，因为越过生态（包括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临界点的发展亦即不顾国情的发展必定走向发展的反面。
世界上国情不同的各个国家各有自己的生态临界点，分析中国的国情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点是很低很低的。人口、耕地和自然环境压力的制约作用几乎是不可克服的。
我国现今人口达到13亿，大大超过全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人口的总和：美国约2.7亿, 加拿大约0.3亿，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各国约7.3亿，日本约1.3亿，加起来才11亿多！而且13亿这个数字还在往上长，人口学家预测2020-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最高峰，那时的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而且这庞大的人口数量农村人口占大多数。截至2000年10月31日，我国的耕地面积为12,824.3万公顷（192364.7万亩），人均耕地仅1.51亩，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3.75亩），不及加拿大的1/15，俄罗斯的1/8，美国的1/6，甚至只有印度的1/2。
让我们以西方现代生活文明的重要象征之一—汽车为例，说明一下走西方发展之路将会带来什么后果？现在的美国，每四人中三人有车；
现在的欧洲和日本，每二人中一人有车。追赶美国的水平，中国应拥有9亿辆车；
追赶欧洲和日本的水平，中国应拥有6.5亿辆车。按美国学者布朗先生提供的数据，在美国平均每辆车占用土地（铺设公路和停车场）0.07公顷，在欧洲和日本，每辆车则平均占用土地0.02公顷。这样，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需被占用的土地是6,300万公顷，达到欧洲和日本的水平，中国亦需占用土地1,300万公顷。从各国的情况看，交通用地中通常一半以上为农田。不要说与美国比，就是与欧洲、日本比，后果之严重对中国都是无法设想的。将耕地大量让位于汽车，在以农业人口为主且人口还在不断增长的中国这是不堪重负的。
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矛盾”。我国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指出，由于我国“人口增加，耕地总面积不增加还可能减少，在未来几十年里，即便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0%，仍会有8亿多农村人口，人地矛盾得不到任何缓解”。按照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农村现有的6亿多劳力中大约4.5—5亿是过剩劳力。那么按几十年后的生产力水平估算，恐怕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会达到7.5亿左右。按市场经济理论，农业生产的三项基本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金）之间是无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庞大劳动力要素无法被替代，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因非农占地和沙化、盐碱化等自然减损，耕地每年减少数百万亩），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耕地对于大量的过剩农村人口来说与其说具有生产功能，不如说具有福利保障功能。蚕食或剥夺这种福利保障功能，农民将何以为计？能不危及社会稳定吗？我们再扩大开放，也不能将数亿中国人转移到国外（西方国家经济学写明：“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区别在于劳动力不能够自由流动，因为国家间是有国界的”）。所以，我国这一特殊基本国情矛盾不允许我们照搬西方的资源消费模式。
不仅基本国情不允许照搬，外部条件亦不允许照搬。1998年，全世界的石油产量为242亿桶。美国和加拿大的石油消费量为65.49亿桶，人均21.8桶。我国石油消费量为13.3亿桶，人均1桶左右。按照我国当今的人口数字，达到北美的人均消费水平，世界全部石油产量供应中国仍有一定的缺口。即便达到日本人均13.73桶的消费水平，消费量亦占到世界石油产量的近74%。试问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是可能的吗？
我国的自然环境压力无比巨大：中国65%以上的国土面积是山地丘陵，偏干燥的气候形成了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一的干旱或荒漠地区，水资源短缺而且时空分布很不均衡，致使生态环境先天脆弱；
即使较为富庶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过数千年的开发，生态环境亦受到了不小的破坏。像西方那样无节制地消耗资源必将进一步加剧我国已经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恶化程度。近些年来，矿产资源在被开采、运输、利用和转化的过程中向自然界排放了大量“三废”，致使空气、河流湖泊和土壤遭受到严重污染。当今世界，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污染大国，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等废气的排放量均居于世界前列。城市大气环境面临煤烟型污染和汽车尾气污染的双重压力，大气中悬浮颗粒的平均值高达432mg/m3, 空气中有害微粒的含量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确定标准的3—5倍！据世界银行报告，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16个在我国 。汽车数量在今后的不断增加无疑将使这种状况进一步恶化。走西方之路意味着什么呢？1994年全球车辆6.3亿辆。不与美国相比，即便达到欧洲、日本的水平，我国的汽车数量都将超过这个数字。若果真如此，不说全球目前的石油出口量全部供应中国还不够，会引发世界范围的资源战争，就是由我国一国造成的“石油型”污染气体大排放亦会使其成为众矢之的。目前全世界机动车辆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9亿吨以上，未来几十年，不算其它国家，单我国的车辆数就达到6.5亿辆，那时地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翻番，地球将急剧增温，危及到整个人类的生存。
空气污染通过降雨还造成了对地表水和土壤的污染。我国的酸雨区面积已占到国土总面积的40%左右，成为北美、欧洲之后的第三大酸雨污染区。在对河流湖泊及土壤的污染上，酸雨仅仅构成矿业系统污染的一个间接方面，工矿业固体废弃物及污水的直接性污染则更为严重。就水污染而言，目前全国河流近一半受到污染，其它湖泊池塘、地下水及近岸四大海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由于土壤污染日益加剧，近十年来优质耕地面积每年减少36万公顷。至今，土地退化面积已达1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6%。草原退化面积高达9,000多万公顷，占可利用草场的1/3以上。污染已经十分严重，按西方标准大量地消费资源，污染的严重程度肯定会进一步加剧。
推演出这样可怕的局面只能证明，按西方人均资源消费水平预估我国未来资源需求量的做法是悖离中国国情的一种非科学误导。经济发展既取决于其自身内部诸因素之间的矛盾运动，又受制于它与外部诸多社会因素之间的种种矛盾。作为经济发展预测重要一环的未来资源需求预测，如果采取“单项式”的做法而无视我国的特殊环境和机遇，必会在解决资源危机的同时，招致其它危机的发生，给经济和社会带来难以预料的灾难。
发展所以是“硬道理”，在于它能使人民的生存条件在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不断得到提升，若达不到此目的，却相反招致了破坏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严重后果，这样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现今人类癌症的90%以上已是由环境因素引发，以大量“消费”生存环境为代价搞发展，无异于“饮鸠止渴”。
所以，我国的国情决定我们必须摒弃西方传统的现代化之路（欧洲国家正在用“可持续发展”新概念修正这条路），遵从“节约资源，合理消费，适度发展”的模式推进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这一发展模式的要义在于：1/ 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类不能通过无度的经济发展而使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下去，进而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2/ 要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一小部分人无权为了自己赚大钱和尽情享受而使大多数人失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发展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
只有实现这两种和谐，人类才能避免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生态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实现可持续发展需把握的尺度亦不同。具体到我国，展望资源需求前景，定量估算（进行这种估算需要考虑到更多因素，如科技的进步和我国具有的后发优势等，而不是简单地参照西方的人均消费量）必须与定性估算相结合，决不能超越自己独有的上述两种生态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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