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2年3月22日19：00
地点：三教105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可以同大家一同探讨关于创新的问题。我的题目是“创新和民族复兴”。中华民族曾经领先世界几千年时间，到近代却是贫穷落后，这种辉煌的不在应该和创新的问题有很大关系。这也是我今天所演讲的问题，主要谈到创新的意义，以及为什么要创新。谈完创新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后，我们就讨论怎么样才能使创新源源不断出现呢？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创新能否使中华民族复兴，再造昨日的辉煌？
创新的意义在哪里呢？
创新是人类发展的灵魂，创新贯穿于人类发展的任何时期，任何角落。日本经济学家汤浅光潮提出了“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和“科学升降期”的概念来衡量近代以来世界科学发展在地区之间的转移。近代以后，最先出现“世界科学活动中心”是在意大利，出现在14世纪，接下来转移到英国，法国，德国，再后来，大约在19世纪末时候，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到美国，直到今天，美国依然还是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我们研究这些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和它们转移情况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地方，首先在最开始成为思想中心。意大利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和文艺复兴运动是分不开。文艺复兴运动促使人的思想的解放，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思想中心之后，就成为了政治运动中心。由于人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能为民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生活考虑的阶级要会受到欢迎。受民众欢迎的阶级就要考虑获得政治权力，取得国家政权。在成为科学活动中心，必然就带来了经济发展的高潮期。日本明治维新时候，实行“全盘西化”，大力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迅速摆脱了落后的局面，引入了近代文明，成为经济强国。所以，我们说创新是人类的灵魂。
创新是加速社会进步的最佳选择。在农业社会中，农业经济是匮乏经济，讲究“节约”。其实生产资料的节约就是需要创新来实现。20世纪，日本战败以后，全面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大力引入西方的资本。日本在大力吸收引进的同时，加大自己的创新力度，不断改进自己已经吸收和引进的技术，根据日本资源稀缺的国情，日本生产出节能的电子产品，并且非常注重质量和市场信誉。经过4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80年代后期，日本首次超过前苏联成为全球仅次美国的经济第二大国。日本在这个时候，忘乎所以地喊出买下美国的口号。80年代的美国在国内经济处于“滞胀”的境地，而在外部有面临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如汽车和电子产品被日本产品也挤得疲惫不堪。处于如此不利境地，美国首先将美圆贬值，以增长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大力吸引投资。而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充分意识到知识经济时代就要到来。知识经济是高利润率和高附加值的产业，但是前期的研发费用却是不可缺少。基于此，美国转向信息产业，大力发展高科技，主要是信息产业，使之成为国家经济持续前进的增长点。而此时的日本依然在制造业上固步不前。当日本推出打印机不久，美国则推出了电子邮件。从80年代末，日本经济一直低糜不前，而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更是使它雪上加霜。而90年代的美国的经济则是欣欣向荣，直到9-11事件。美日两国优劣之势的变化，已经非常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创新是国家加速进步和发展的最佳选择。
为什么要创新呢？
因为不创新就要被淘汰，就要灭亡。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在知识创新上的竞赛。1750年的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而到1900年的时候，这个数值已经变成了6％，而仅仅又过50年，到1950的时候，这个数值再次下降到2.3％。这200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就是中国的衰落的历史，归根到底，原因在于清朝奉行的“闭关锁国”的国策，不去接受外部优秀文明，固步不前，根本不知道创新为何物。而美国福特汽车的兴衰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老福特，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根据美国当时的特点，生产出了简单操作，结实耐用，价格低廉的“T”型车，迎合大多数人的需要，很快，福特汽车占世界汽车市场的68%。在这个过程，老福特不断创新，先后推出“八小时工作制”，“五美圆工资”，“生产流水线”，还创造性提出了“科学管理”的管理理论。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小福特建议老福特要推出豪华型轿车，但不为老福特所采纳。但是，此时通用汽车则推出了豪华型桥车。到1926年，老福特的支柱“T”型车全面开始滞销，而到1927年则被迫全部停产，转而根据小福特的意见推出豪华型轿车，但是先机已经失去，直到今天，福特汽车也没有回到它昔日龙头老大的宝座。
很多国家都把汽车工业作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汽车工业产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曾经达到过30%。新中国成立以后，也非常注重汽车工业的发展，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长春一汽，可是中国的汽车工业本来就先天不足，市场狭小，而生产技术落后，汽车生产商得到国家的倾斜扶助，根本无心创新，所以直到今天中国汽车工业依然是前途渺茫。
21世纪，中国能不能搞好创新是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键问题。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认识到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美国人默顿说“科学是社会的子系统，如果失去社会的支持，科学就无法前进。”近代以来，中国已经推出了好多次的改革。首先是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科技，主要创办军事工业，派遣留学生。但是当洋务企业发展起来以后，由于整个社会环境，企业衙门化，企业也很快就倒闭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被人讥讽为“只知洋务，不知政务”。仅仅经济改革不行，经济改革需要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于是，戊戌变法也就产生了，但是这个短命事件也没有使中国富强。1912年，孙中山先生，引入民主共和，实现西方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但是很快辛亥革命也失败了。
那么怎么才能保证国家的创新能够源源不断地出来呢？
我认为中国要保证创新可以持续不断，必须实现三大转变。
第一是在领导方式，肃清家长制，实现民主化的管理模式。创新是一个“求真”的过程，需要自由宽松的环境。刺刀和皮鞭可以使体力劳动者的体力发挥到极限，但是刺刀和皮鞭却不能使脑力劳动者的脑力发挥到极限。创新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挫折和失败不可避免。缺乏宽容的心态就是扼杀创新。真理和科学从来都是民主和宽容的产儿。中国的创新如此之少，与中国长期的专制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历代王朝对于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采用的方法可以说千篇一律，要么笼络使之为我所用，要么无法笼络则杀之而后快。乾隆皇帝60年，共发生了130多起文字狱，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中国历代王朝对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的压制是不绝于书的。新中国成立后，专制的流毒依然存在，民主法制建设不健全。仅“反右”就牵涉到55万人。更不用说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下干校，进牛棚，无数的知识分子遭受肉体和精神的摧残，根本无心，也不敢有创新和不同意见。“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就是绝好的讽刺。所以，要实现创新，必须要清楚领导方式的专制。
第二是实现价值取向从权利本位向知识本位的转变。犹太裔的美国人仅占美国人口的3%，但却拥有30%的财富，这主要是因为犹太民族的价值趋向上把知识放到一个崇高的地位。“只要把女儿嫁给学者，倾家荡产也再所不惜。”犹太妇女在结婚以后，一般不再工作，主要在家里对孩子进行教育。在犹太人的家里，书架是不能放在墙角的，因为那是对知识的亵渎。而西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和它的知识本位的价值趋向有关。伽里略说“求知是人的本性”。而中国的价值趋向是权利本位，“学而优则仕”。读书的目的不是求知的需要，而是改变自己身份和地位的途径和方法。专制制度需要的是惟命是从的奴才，不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中国人对于权力的追逐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也是权利本位的价值趋向所造成的。同时，要实现创新的不断出现，制度上的保证也是不可缺少的。
第三个转变是在思维领域，必须实现从生动直观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的转变。爱因斯坦在讨论“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在近代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他认为中国的圣哲没有严密的抽象逻辑思维，没有系统实验的价值趋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轻视动手实验。中国的历代的统治者根本不重视科学技术，认为那不过是“奇技淫巧”。而直到今天，我们的教育制度，依然注重“吸收的知识”，而轻视“思维的训练”。中国思维的特点是凭借直觉，认识事物的方法不是分析的，而是感觉的；
不是精确的，而不是模糊的，这样就不利于掌握事物内在的本质和其运动规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面子文化”，“脸被打肿了，要说是吃胖的。”中国人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不强，就直接影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和创新的出现。在西方近代文明开始出现的时候，西方也来到了中国。明末之季，利马窦来到中国传教，和中国徐光启一起向中国介绍西方文明。在清初的康熙朝对于西方文明，康熙皇帝也比较有好感，他先后任用汤若望和南怀仁观察天象修订历法，任用张诚等人制造红衣大炮，发展军事工业，而康熙本人要热衷学习西方的代数和几何。但是，后来的罗马教廷对康熙皇帝不尊敬，这种交往就打断了。从此以后，清朝就变与世隔绝了，闭关锁国起来。如果在思维领域，中国可以实现由具体直观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的转变，那么就更有利于中国出现更多的创新。
中国能否通过创新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
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曾经在中国清华大学，做题为“中美之间差距究竟有多大”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罗列了一系列的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中国1999年的水平相当于美国在1898年的水平，落后美国100年。而1999年的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1883年的美国大体相当。而中等教育水平相当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1999年中国人均寿命预期和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一致。中国科技人才状况更是糟糕。截止到1998年，中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是281万，这一数量和美国，欧洲的数量基本相当。而到2001年底的时候，就有42%已经退休了，而35岁以下的科技工作者仅占11%。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共派出留学生25万，而仅有8万人回国，现在平均每年还有2.5万人出国留学，其中60%去美国。同时，各大跨国公司凭借自己经济实力也大搞人才争夺战。人才缺乏的同时，人才的流失又是如此严重。根据瑞士洛桑权威机构，对世界科技竞争力排名的显示，1999年中国的位次下滑了12位，而2000年又继续下降了3个位次。中国教育科研经费的投入也严重不足，仅为700亿人民币，不到印度的50%。政府承诺到2004年中国教育科研经费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4%，而事实上不可能达到。
差距虽然巨大，但是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也并非没有可能。主要因为，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知识经济的特点决定了，一个后进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和自己创新实现自己的超越发展战略。知识创新对于后进国家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后发优势”。我自己有信心，也有理由相信，中国在21世纪有可能通过不断创新来再造中华民族的辉煌。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来听我的讲座！
问：如何提高自己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
答：要学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哲学不是具体的。西方哲学比较注重抽象逻辑思维的培养，而中国哲学多是“伦理道”的东西。
问：我个人认为你刚才的信心没有基础。首先观念改变是非常缓慢和艰难。同时我发现你刚才所提到的5个“中心”无一例外都是基督教文明的国家。我认为要实现辉煌再造唯一的途径就相信耶稣，相信上帝。
答：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任务固然艰巨，但是我还是有信心。政治体制总是从专制向自由发展。中国进入WTO，对于政治改革也是很好的机遇。社会文化土壤的改善需要国民意识的提高，这不一定需要基督教文明来实现。
问：你认为社会文化土壤的改变，是从上到下进行，还是从下到上进行呢？
答：事实上，中国社会文化土壤已经在改变，也必将继续改变下去。
问：中国价值趋向是应该从权力本位转向知识本位，还是应该转向真理本位。那么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第一真理；
物质不是第一真理，耶稣是第一真理。知识不能提高社会道德水平，需要信仰的指导。老子的话是对的，有生于无，现在科学就已经表明宇宙产生于黑洞；
物质不是第一性的，上帝才是第一性的。
答：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问：从你讲座中，我认为你非常推崇西方文明，请问这种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会对中国的民族性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答：对于文明发展的问题，还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