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并不是道德缺陷,而是一种反抗。找出中国人自杀的特殊模式和文化解释,以此为切入点,理解中国人的苦与乐,寻找一种中国式美好生活 吴飞,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后、副教授。著有《麦芒上的圣言》、《自杀与美好生活》、《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2002年,在中国客居15年的加拿大医生费力鹏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关于中国人自杀率的报告。根据他的这份报告,截至1999年,中国人的自杀率已经达到23/10万,相当于美国的两倍。一夜之间,中国成了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但首先吸引海内外学者的,并不仅仅是这么高的自杀率,而是中国特殊的自杀模式: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妇女、农村人口、年轻人和老年人自杀,而不像西方多数国家那样,集中在男性、城市人口、中年人?
根据涂尔干经典的自杀理论,这些人群更容易遭受社会失范的冲击,更大程度面临现代性带来的异化、孤独、疏离群体等等问题。中国的情况使这种自杀理论有些手足无措。
此时,还在读人类学博士的吴飞正被困在华北一家县医院拥挤的急诊室,一边等待前来就诊的自杀未遂者,一边失望地翻看他们的治疗记录。在治疗记录的病因一栏,可以看到“农药中毒”、“甲胺磷中毒”、“一六○五中毒”、“氧化乐果中毒”等字样,却没有“喝农药”或“自杀”。
“这是我对中国自杀现象的研究陷于最低谷的时候。”吴飞回忆。
“什么哲学问题比生死更重要?”
最初吴飞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会和自杀研究联系到一起。在北大念本科时他读了涂尔干的《自杀论》。那时他只是以一个文科学生应有的态度向鼎鼎大名的社会学者报以敬而远之的崇拜,对涂尔干的书和理论却没什么感觉。对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也只是粗粗翻过。
初到美国他想继续读硕士期间的宗教研究。所以半年后导师凯博文教授建议他做自杀研究时,他毫无心理准备。“当时是2000年初,费力鹏的研究成果还没正式发表,但在圈内,中国自杀率很高已经成了基本的共识。”经过思考,吴飞逐渐意识到,自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有很多文化意味的题目。“有什么哲学问题比生死更重要呢?”
在哈佛的五六年里,他杂七杂八听了一些古典学、政治哲学、宗教学、艺术史的课程。有很长一段时间,随身只带两件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东西:一盘古琴磁带,一本海子诗集。实在忍不住了,才会听听古琴、读读中文诗。这种难得的奢侈,常常把他感动得“恍兮惚兮”。
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在佛格艺术史图书馆里他看着一种特殊的耶稣像“微若尼卡”,想起电影《微若尼卡的双重生命》,开始写《微若尼卡的第三重生命》。后来,在拉丁文课上他又读到李维对卢克莱西亚自杀的叙述,在政治哲学史课上读到马基雅维里的《曼陀罗》中卢克莱西亚的故事。对不同的卢克莱西亚的思考构成他的《生的悲剧,死的喜剧》。通过对李维、奥古斯丁、马基雅维里、米德尔顿、莎士比亚笔下的卢克莱西亚形象的比较,他梳理了自杀观念从古典到现代早期的演变,试图演绎出相应的人性结构与政治安排的变化。吴飞说:“这时的基本思路支配了后来我对西方自杀学传统的全部思考。”
“更地道地回到中国思想传统”
吴飞开始准备在中国的田野调查。最初多数师友不以为然:“死去的人,你怎么研究他呢?”“人家那么伤心,能跟你说吗?”“不拿大棍子把你打出来就好。”一位好心的师姐叮嘱他去之前找个庙或道观烧上一炷香,以对抗自杀者身上的邪气。
做田野调查那年,吴飞正好30岁。他一边品味着一个又一个自杀故事,一边在这无比艰难的研究中,反思自己对做人之道的理解。在他看来,对一个一个自杀者的追思,与一个一个农民的交往,成了至关重要的“格物”;在其中体会出一点道理,就是慢慢“致知”的过程。“如果做学问无助于改变自己的气质和做人之道,又算得上什么学问?如果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不铆在对世道人心的思考上,你又怎么可能体会出文明的底蕴来?”
在吴飞看来,毛泽东所说的“造反有理”,就是很多中国人内心深处对现代社会的情绪性理解。“文革”之后,这种理解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被加强了。
“我们骨子里,是把齐天大圣、梁山好汉、贾宝玉这样的人物当作了自己的偶像。这是用中国固有的观念来理解自由民主,只能把人从旧制度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却并没有给人一套新的伦理来安身立命。所以现在大多数人不懂怎样过好日子,也没认真思考自己该怎样做人。这是很多自杀的原因所在。”究竟如何建立新的中国伦理,吴飞坦言自己也没方案。他研究自杀问题,不仅仅是为了找出中国人自杀的特殊模式和文化解释,也是以自杀问题作为切入点,从中国人切实的生活体验中,理解他们的苦与乐,寻找一种中国式的美好生活。吴飞说,“这种美好生活应该更地道地回到中国思想传统,使之成为重新建构现代生活的主要力量。”
医学很难真正解决自杀问题
人物周刊:你曾说当前中国自杀问题是现代性善恶之争的显形,怎么理解?
吴飞:自杀问题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是比较复杂的事。虽然西方的基督教对自杀基本上是谴责的,认为是一种罪,但也不是那么简单,自杀背后总有个让人同情的缘由。比如说通过自杀来表达某种看重的价值。在中国,自杀从来被看作一种反抗的方式。比如忠臣义士在国破家亡时以自杀表达气节,明清的时候很多女性自杀是为了维护贞洁。这是维护道德的一种表现。现在的中国,自杀者往往是自认为受了一定的委屈冤枉,自杀是对他认为的不正义现象的反抗。
人物周刊: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打工者自杀,像富士康12连跳,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吴飞:关于富士康我不了解内情,不好妄加评论。现在的很多自杀事件是对社会不公的反抗而不是因为精神问题。在自杀者看来,自杀并不是道德上不好的事,而是自己受到了委屈,因为实现不了自己想要的生活采取的一种激烈方式。
人物周刊:《自杀与美好生活》谈到在西方自杀的主因是绝望,在中国呢?
吴飞:基督教里最重要的3种德性是:信、望、爱。“望”就是对上帝的拯救抱有希望,是建立在对尘世放弃幻想的基础之上再抱有希望。在西方自杀的主要原因就是绝望。现在精神医学也直接受到了这种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文化中有两个因绝望自杀的典型,就是莎士比亚《麦克白》里的麦克白夫人和雨果《悲惨世界》里的沙威。这两个人做了很多坏事,有一天良心发现,觉得做这么多坏事,将来肯定是要下地狱的。意识到自己很坏,有强烈的良心谴责和忏悔,甚至自杀,这是典型的绝望。我觉得在中国虽然不能说没有绝望情绪,但很多不是对自己的道德没有信心了,而是对逆境、具体事情无法改变的绝望。
为什么我说自杀是善恶之争呢?纯粹的坏人是不会自杀的,只有良心发现否定了自己的人才会自杀,他比那种纯粹的坏人要好些。有的人可能只是犯了小错,但他良心敏感,连小错也无法原谅,那是对善良有更高的要求。所以涂尔干在《自杀论》的最后说,一个社会的自杀率太高不是好事,但如果完全没有自杀可能更糟。因为自杀体现出对一种价值的坚持,这种价值甚至比生命还重要。
人物周刊:中国媒体在报道自杀事件时,一般忽略自杀的个人原因而归咎于所处社会环境。你怎么看这种取向?
吴飞:在农村,儿媳妇在婆家自杀,不管什么原因,哪怕是儿媳妇做错了很多事,娘家一定会来找婆家算账,闹一下,才能表明为女儿伸冤了。任何一个自杀事件,脱离了本身的环境,被拿来说事的时候,一定程度上是要被歪曲、被赋予一些它本身没有的意义的。我的书里曾谈到过毛泽东为赵五贞“出头”的那个著名事件(1919年,21岁的赵五贞反抗包办婚姻无果,出嫁当天在花轿中用剃刀自杀,毛泽东写了9篇文章抨击封建礼教)。赵五贞是因为很一般的婚姻纠纷自杀了,但因为当时是五四,最终舆论解读成反抗封建家庭、封建婚姻制度,被赋予很多的大意义。不能说现在的一些自杀事件没有类似的情况。
人物周刊:你研究的200多个个案中,大部分人因为家庭琐事自杀。从这角度来讲,该如何理解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
吴飞:虽然人们现在还在呼吁男女平等,但相比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革命,中国现代史上最成功的革命,还是在家庭方面。建国后颁布的法律中影响最大的是《婚姻法》,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家庭的理解。但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打破传统秩序,同时还需要建立起新的体系。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建立起一套稳定、让人们安心的体系。它一定是从中国传统脉络中成长起来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杀问题应该由谁来解决?心理医生?
吴飞:我觉得精神医学很难真正解决自杀问题,根本问题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自杀只是社会有问题的表现之一。自杀率高低本身不是很重要,因为自杀有很多偶然因素,往往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可能过几年自杀率就降下来了,但这并不代表问题就解决了,可能变成离婚率高了,或杀小孩的多了――这不算在自杀率里面,但反映的社会问题却可能是一致的。中国的自杀问题一定不是靠精神医生解决,而是靠重建一套现代道德伦理来解决。
重新建立人们对秩序的信心
人物周刊:你说去美国之后,很多想象破碎了。
吴飞:我们对西方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象。比如我们想当然认为美国人都是特别守交通规则的,而中国人随便穿马路。到了美国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很多美国人不守交通规则,有的甚至比中国人还厉害。美国有很多地方非常传统甚至守旧,比如宗教仍然起很大作用,传统价值观在很多人眼中仍然重要。可以说美国先进的东西和淳朴的民风、传统伦理道德结合,才使它发展得比较健康。
现在中国的一切都投入市场,一切都用经济标准来衡量,寺庙都成为赚钱的工具。美国的市场经济很发达,但它的教会肯定不会用市场来衡量。有人说美国成功有两个法宝:一个是大选,一个是大学。美国大学比较成功地不受市场冲击,保证思想言论自由,教授很多传统的东西,无论文理科,都要读基本的人文经典著作,以保证一般的素质。美国大学不招收法律、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你想培养职业技能的话,必须经过基本的文理训练,在研究生阶段再来读。而中国大学则越来越像一个企业培训学校,非常地急功近利。
人物周刊:中国人比美国人更急功近利?
吴飞:从社会风气来说,美国人也差不多。在大学之外,大城市、大公司里,人们的心态也是急功近利的。商业社会大部分人急功近利没问题,但必须有一个不是这样的群体去制衡,这样社会才可能发展下去。
人物周刊:目前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得很快,中国人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信仰吗?
吴飞:基督教在大陆发展得这么快有很多偶然原因。为什么它在台湾发展得非常慢,在大陆的农村却发展得这么快?一个公认的原因就是台湾的佛教和民间宗教势力非常强,而最近几十年这些在大陆被当成封建迷信打掉了。基督教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无力也有很大关系,传统文化不能够安慰人心,基督教才可能“趁虚而入”。
人物周刊:基督教一直是你的研究方向之一,最近你又研究起中国古代的《仪礼》,出于怎样的考虑?
吴飞:通过对自杀的研究,我感到中国传统礼制非常重要,但在现代被当成繁文缛节抛弃掉了。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仅有孔子和老子的人生智慧,还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仪礼》、《礼记》和《周礼》上都写着。汉代没有成文法典,以《春秋》决狱,用典籍给人判罪;魏晋之后开始有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魏律》、《晋律》,顶峰则是《唐律》;之所以能在魏晋形成法律体系,就是因为背后有礼制体系,制定《晋律》的那些人同时也是制定《晋礼》的那些人。
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是西方的,很多都不是从本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对中国的研究,包括中国人怎样理解美好生活、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需要在传统中寻找。这种传统不仅有哲学,还有具体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礼”。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经过了西学百年的涤荡后,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了?
吴飞:传统中国文化认为,你对父亲是怎样的态度,大臣对皇帝就是怎样的态度。古代说家庭重要,是指从家到国这个环节中间的家,好的家,能推出一个好的国。现在没有皇帝了,怎样建立一套秩序是很难的问题。为什么80年代,人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自私呢?中国传统礼制的秩序去掉君臣一维就只有家庭秩序而没有国家秩序。因为只有家庭秩序,家庭之外都是陌生人,就可以为家庭利益牺牲一切,不用去管国家。
要重新建立人们对国家的关心,不只是法律上的关心,而且是文化上的关心,恐怕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现在的很多现实问题,都和这种伦理的混乱有关。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更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也需要对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作更深入的挖掘,恐怕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
人物周刊:最后请向读者推荐两本书。
吴飞: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1999年的。问题很深,但很好读,不做学问的人、大学之外的人也可以读。新书,阎步克的《服周之冕》我觉得很值得一读。
(本文参考了《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自杀作为中国问题》、《自杀与美好生活》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