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王元化的学术人生，陈平原说他是“用通人的情怀来做专家的学问，以专家的功力来谈通人的见识”。 5月11日晚，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不到两周内接连获悉著名学者贾植芳先生和王元化先生仙逝，“我都怕听到这种消息了”。
王元化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学界同悲。正在重庆开会的汤一介、乐黛云、孙长江等先生都很沉痛。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痛感“眼前看不到有谁能够填补他留下的空缺”。
“他其实一点官架子没有”
“元化叔叔千古！”导演彭小莲5月11日一早就赶去灵堂献上精心挑选的花篮，挽联上以“愚侄”的身份署着她们四姊妹的名字，“‘胡风分子’之间不称‘同志’，互称‘兄弟’，他给我送书什么的都叫‘贤侄’。”
彭小莲之父彭柏山是1949年后接替夏衍的第二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在1955年被打为党内级别最高的“胡风分子”。同年，王元化也受胡风案牵连。王元化和彭柏山初识于1950年代初，1960年代初王元化从青海改造回上海后，他成为彭柏山当时屈指可数的密友。上小学时，苏州书香世家出身的王元化夫人张可辅导过彭小莲英语，“她发音特别好。爷爷（元化叔叔的爸爸）有时也教教我”。
“在我出生那年，他已经参加抗日战争活动”，以“教书匠”自期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朱维铮视年长自己16岁的王元化先生“为老师和忘年交”，认为王元化1952年最早的那部论文集的题目“向着真实”，“很能代表他一生的真实”。
朱维铮最早认识王元化和张可夫妇是在1979年底或者1980年年初，在恩师、著名经史学家周予同家里遇到他们夫妇登门拜访，“张可是周先生早年的学生”。当时，王元化刚刚从胡风案中平反，第一次见面后就约朱维铮教授来家里聚谈，“他当时在研究《文心雕龙》和龚自珍，与我研究的思想文化史有很多共同点。”
王元化在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任上时，朱维铮就没有联系王元化，但王元化总会问“你干嘛不来谈谈”。“他其实一点官架子没有”，朱维铮回忆。后来王元化卸任宣传部长时，朱维铮“第二天就去看他了，照常像以前谈谈学术”。
彭小莲听杂文家何满子转述过一个故事：王元化上任后的第一个春节，受邀去看一场供领导小范围观看的春节联欢晚会，他邀请了贾植芳教授等“胡风分子”。当看到晚会中有革命样板戏时，王元化愤而起身离场，“一帮‘胡风分子’集体离场了”。
1997年，王元化还撰文表示：“样板戏在许多方面蕴含了‘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实质。‘以阶级斗争为纲’、‘三突出’、‘高大全’等艺术理论与实践，是把过去长期延续下来表现为极左思潮的教条主义推向了极端。”
“搞创作就要给人空间。”王元化在任上时，迪斯科在上海刚刚兴起，有保守的舞蹈家向他举报：“这种东西怎么能看，你们要出来管一管。”王元化的答复却是“不行，文化你要多元化。”1983年10月，全国开始反精神污染运动。当时，上海一家剧院斥巨资排演的经典歌剧《卡门》演出受阻。有人打报告给王元化，称歌剧中的一位女主人公“不正经”，“他说这是世界名著，你总要让人家演两场吧。”
“用通人的情怀来做专家的学问”
王元化担任党务官员的时间在他88年的人生历程中只是一小段，在他受政治运动影响的3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对《文心雕龙》、莎士比亚戏剧和黑格尔的研究是奠定他学术领袖地位的几大领域，但除了这些相对学理化的研究，他“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提法更为人所知，惠及几代学者。
“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对前官员不太愿意接触”，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1988年开始接触王元化，因为其导师王瑶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项目将王元化作为唯一一位在世学者列入王国维以降的20世纪文学研究者中。1989年，王瑶先生逝世后，陈平原为了这一研究项目开始更多地和王元化接触，才“逐渐了解王先生”，觉得他是“很少有的有思想的学者，是古代文学批评里最有眼光的”，对他的“沉潜、不高调、不说大话、文采飞扬”有了更直观的感受。王元化和陈平原谈京剧谈中国传统文化，“脱口就是《文心雕龙》里的语言”，让陈平原感受到他在历史感和文化担当之外的“文人气”，“有文人气才显得可爱”。
及至1990年代，陈平原和学术界志同道合的朋友编民间杂志《学人》，与王元化先生主编的《学术集林》南北呼应，共同致力于“以独立的民间的姿态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学人》刊发过王元化先生三篇重要文章，其中《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是90年代以后反思‘五四’的重要文章”。
最近十年，陈平原每年去上海都会去庆余别墅拜访王元化，他印象最深的是“王先生基本上不跟我谈病”，“不太喜欢讨论谁上来谁下来的政治风云变换”，“即使身体不好都在读书”。有一次和夫人夏晓虹同去上海，王元化先生还带他们参观自己在上海图书馆写回忆录专用的204研究室，这是他“小小的特权”。
概括王元化的学术人生，陈平原说他是“用通人的情怀来做专家的学问，以专家的功力来谈通人的见识”。
5月11日晚，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隆溪教授正忙着赶去瑞典的飞机。张隆溪印象最深
的是王元化先生对大学人文教育的关切，他经常问起美国和香港大学的情形，王元化先生“对改革开放非常肯定，但对大学里不重视人文学科很失望，他觉得国内太重视实用”。
朱维铮先生也表示，“（王元化）认为要吸取1952年盲目学习苏联的院系调整的教训”，“现在看来他是对的”。对前辈经济学家顾准的重新发现和大力推介，也是朱维铮先生认定的王元化贡献之一。
就在今年1月18日和19日，王元化先生还与来访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林毓生对谈，谈他对鲁迅的重新理解，甚至也谈到弟子辈的傅杰、钱文忠主讲《百家讲坛》的得失。（图片均出自《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