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谢亚龙“毁了”中国足球，还是中国足球“毁了”谢亚龙？ 国奥和女足惨败于北京奥运会后，“骂”谢亚龙“蔚然成风”。然而，心平气静后仔细想想，其实谢亚龙在足协的遭遇，只不过是众多中国足协“掌门人”中一个雷同的剧本――“原罪”被无限放大，个人遭遇“千夫指”。和前任王俊生、阎世铎一样，在一片骂声中，谢亚龙带着遗憾和无奈离开。可以断言，如果中国足坛弊病不除，体制不破，走了谢亚龙，昨天的经历依旧重复。
他为何也成了“赌徒”？
谢亚龙管不好中国足球已经是铁定的事实。可是，谢亚龙不行、王俊生不生、阎世铎不行……那么谁行呢？
遥想当年，哪位主席来到足协不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可到头来还不都成为了连裤衩都输掉的“赌徒”？
2005年2月17日15点，在中国足协三楼会议室宣读的两张任免令，完成了中国足球两个时代的交接――谢亚龙从阎世铎手中接过了中国足球掌门人的令符，同时也接过了阎世铎手中的那副不断下注的纸牌。“同一副纸牌，同一个梦想”。在以豪赌世界杯为标签的“阎氏新政”掌权了4年零8个月后，中国足球又步入了下注2008北京奥运的“谢奥运”时代。
“感谢领导的信任，我会努力在新的岗位上干好工作……”与阎世铎不同，谢亚龙的就职演说极其简单。而他的任务也很简单，就是2008北京奥运会。温文尔雅的谢亚龙开始挣扎、反思、调整和改进，并以一种“卧薪尝胆”的姿态向2008年迈进。谢亚龙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了与德国方面“08之星”的协议――以08奥运队取代原来在国内和德国各组建一支08奥运年龄段队伍的计划，并在巴特基辛根长期“留学”备战2008奥运会……这为他赢得了一个“谢奥运”的头衔。
有专家认为，掌门人的更迭只不过是“用一个赌徒取代另一个赌徒”。“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谢亚龙具备与阎世铎同样的“赌徒魄力”。区别仅仅在于阎世铎赌的是国家队，而谢亚龙赌的则是2008奥运会。 “用国奥队取代国家队！”与阎世铎放弃联赛以求出线相比，谢亚龙对成绩更渴望、更直接。一纸令下，不少优秀球员的国家队之梦就此湮灭……
其实，无论是阎世铎还是谢亚龙，他们都是不愿意当“赌徒”的，可是在“短时间（3至4年）内，仅凭成绩论英雄”的标尺让足协高层“不赌都不行”！
“2008奥运，女足前四、男足前八”，这一目标更像一张空头的支票，无论是哪位足协领导，一旦输了它，便输了全部。所以说，谢亚龙的命运，其实在3年前上任之时已经被安排好了：北京奥运会后，中国足球一旦失利，他必须勇敢地站出来，成为球迷痛骂的对象，成为一只有口难辩的“替罚羊”。
可以说在短期内“唯成绩论”的考核标准，是中国足协走向“豪赌”的根本原因。试想，如果总局能给足协主席10年时间，如果“以抓青少年足球工程和改革成果”作为评定足协领导业绩的标准，那么国足换帅绝不会如此频繁而无意义，那么或许如今的中国足球就该超过日韩了。现实情况是，总局给足协领导的时间最多一个4年周期，足协领导在自己的任期内无法实现中国足球长期规划的发展目标，所以，中国足协是不可能去抓青少年足球的基础工程，更不可能去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能做得到就是急功近利，杀鸡取卵。
谢亚龙上任的那年，国足还真为他长脸：健力宝队进入亚冠联赛四强；U20国家队在荷兰世锦赛、U17国家队在秘鲁世锦赛都小组出线；国家队则在东亚四强赛和东亚运动会上连续获得两项冠军……那时，被球迷尊称为“龙王”的他信心满怀，站在河北香河训练基地的足球场边，迎着和煦的春风，朴素而平实的言语中透着一股坚定：“足球不是盈利行业，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因此，我们今后必须把足球的成绩和服务质量搞上去，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满意。”
可是，很快，“龙王”就成为球迷们谩骂的对象，这经历和他的前任阎世铎如出一辙。
说到底，中国足球是个大江湖，而且这个江湖中的江湖味比其他任何一个体育项目都要浓。当初在政策法规司把自己的江湖习气深藏不露的阎世铎，到了中国足协工作多年后突然发现，在中国足坛，叫兄弟远比叫同学来得现实得多。所以，阎世铎在中国足坛的最后日子里，他重新拿起了自己的酒碗，和自己足球圈的兄弟们狂饮，一方面排解自己心中的郁闷，一方面也拉近自己和下属间的感情。就连对记者，阎世铎也学会了称兄道弟。4年多的时光，似乎已令他深切地感到，不融入这个江湖，自己没法混下去，自己最大的失误也就是没能以最快速度融入这个江湖，直至离开才明白过来，但一切都太晚了。至于谢亚龙，他在足协的处境比阎世铎更艰难，因为在他的眼中，自己就是一个书生，从骨子他不喜欢江湖，尽管很多人都说他讲义气，讲原则。结果，在中国足球这一潭浑水中，他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当年他曾满怀抱负
直到今天，记者仍然坚信，当年谢亚龙来到中国足协时，他对中国足球是满怀无限抱负的！
两年前，记者在沈阳天宝阁饭店幸运地采访到了中国足协“掌门人”谢亚龙。说是“幸运”，因为这是谢亚龙自上任以来第二次接受媒体专访，也是在他担任中国足协掌门人期间，仅有的两次接受记者专访，此前一次是他上任之初接受央视的专访，面对全国观众进行自己的“就职演说”。
果”作为评定足协领导业绩的标准，那么国足换帅绝不会如此频繁而无意义，那么或许如今的中国足球就该超过日韩了。现实情况是，总局给足协领导的时间最多一个4年周期，足协领导在自己的任期内无法实现中国足球长期规划的发展目标，所以，中国足协是不可能去抓青少年足球的基础工程，更不可能去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能做得到就是急功近利，杀鸡取卵。
谢亚龙上任的那年，国足还真为他长脸：健力宝队进入亚冠联赛四强；U20国家队在荷兰世锦赛、U17国家队在秘鲁世锦赛都小组出线；国家队则在东亚四强赛和东亚运动会上连续获得两项冠军……那时，被球迷尊称为“龙王”的他信心满怀，站在河北香河训练基地的足球场边，迎着和煦的春风，朴素而平实的言语中透着一股坚定：“足球不是盈利行业，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因此，我们今后必须把足球的成绩和服务质量搞上去，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满意。”
可是，很快，“龙王”就成为球迷们谩骂的对象，这经历和他的前任阎世铎如出一辙。
说到底，中国足球是个大江湖，而且这个江湖中的江湖味比其他任何一个体育项目都要浓。当初在政策法规司把自己的江湖习气深藏不露的阎世铎，到了中国足协工作多年后突然发现，在中国足坛，叫兄弟远比叫同学来得现实得多。所以，阎世铎在中国足坛的最后日子里，他重新拿起了自己的酒碗，和自己足球圈的兄弟们狂饮，一方面排解自己心中的郁闷，一方面也拉近自己和下属间的感情。就连对记者，阎世铎也学会了称兄道弟。4年多的时光，似乎已令他深切地感到，不融入这个江湖，自己没法混下去，自己最大的失误也就是没能以最快速度融入这个江湖，直至离开才明白过来，但一切都太晚了。至于谢亚龙，他在足协的处境比阎世铎更艰难，因为在他的眼中，自己就是一个书生，从骨子他不喜欢江湖，尽管很多人都说他讲义气，讲原则。结果，在中国足球这一潭浑水中，他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当年他曾满怀抱负
直到今天，记者仍然坚信，当年谢亚龙来到中国足协时，他对中国足球是满怀无限抱负的！
两年前，记者在沈阳天宝阁饭店幸运地采访到了中国足协“掌门人”谢亚龙。说是“幸运”，因为这是谢亚龙自上任以来第二次接受媒体专访，也是在他担任中国足协掌门人期间，仅有的两次接受记者专访，此前一次是他上任之初接受央视的专访，面对全国观众进行自己的“就职演说”。
记者还清楚记得专访谢亚龙时的情景。记者刚从16楼的电梯里跨出，4位黑衣保安警觉地围了过来，“你找谁？到哪个房间？”当记者说要到1610房间时，保安们立即表现出紧张的神情，“谢主席说了，他不希望外人打扰。”“我已经约好了……”“不可以的！”保安坚决不放行，最终还是谢亚龙开门，帮记者解了围。坐在谢亚龙的对面，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目前中国足球已经降至冰点，面临的难题非常多。现在回过头来看，你对自己出任中国足协‘掌门人’的决定是否感到后悔过？”谢亚龙说：“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的工作是组织上安排的，对于我来说，不会也不可能去考虑什么后悔和退缩的问题。目前我已担任过7个副厅和4个正厅的职务，对于我来说只有兢兢业业地去工作，不能考虑什么后悔不后悔的问题。另外我对你所说‘冰点’这一说法不赞同，目前的局势只能说是中国足球的一个低点。”
“在中国足协工作，是不是你所呆过的面临困难最多的一个部门？”面对这个问题，当时的谢亚龙深有感触地说：“中国足球的确面临很多困难，但是管理中国足球算不上最难的。我想作为一个贫困地区的县市领导可能要面临更多的困难，当年农村一些税收还没取消，有的农民为了100块钱的税去喝农药，场面让人非常心酸。当一个县遇到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时，那老百姓真是苦啊，作为县领导那真是寝食难安啊。另外一般一个县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千万，还要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足协要比一些地方县市要好过得多……”
记者明白，谢亚龙之所以拿中国足协与地方贫困县市相比，因为这两个地方他都亲身经历过，而且当年他在大西北陕西安康市担任副市长一职时，还是老百姓拥戴的好市长。
亲民，这是安康许多与谢亚龙接触过的人对他的印象。实际上，安康两年，也是谢亚龙真正有机会与农民零距离接触的时期。他离开安康的那天，很多人送他去西安。路过他在安康任职期间的党建联系点――宁陕县汤平镇汤平村时，他特意让司机停下来，专门去与村里的党员们一一道别。当时邵永波村主任还有很多农民党员看到谢书记是与他们道别，老泪纵横，都舍不得他走，场面非常感人。
谢亚龙让农民感动，同时他也被安康所感动。2004年春节后，他做了一件让周围人震惊的事情。他把自己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谢天竞送到了安康地区比较落后的岚皋县麦溪乡小学读书。一开始他的妻子不同意，他做了一年的工作，终于把儿子送了过去。那是一个路边的小学，校舍很简陋，学生都是偏远地区的，寄宿在学校。谢亚龙的儿子就与40多个同学住在一个大教室里。后来，尽管因为课程的原因，谢天竞读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回了北京，但是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谢亚龙与众不同的思维和个性。
在那次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记者还曾与谢亚龙聊起了国足换帅、足球界的“打假”、“扫黑”等很多敏感话题，当时谢亚龙没有回避并且坚定地表示要一步步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个人没有时间表，我觉得要先听大家的意见，之后足协上下共同努力，推动中国足球的发展。”我问他：“什么时候中超能走出阴影，重新露出一个干净的环境？”谢亚龙笑了：“你所说的‘干净的环境’应该怎么理解呢？你想，当一个事物完全没有阴暗面了，那它还会有发展吗？扯得远一点，你认为‘善’的一面有利于事物的发展，还是‘恶’的一面呢？在有的时候‘恶’更有利于事物的发展。因此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联赛中的‘善’与‘恶’，换句话说不能消极地对待，而是要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经过那次专访，记者坚信，走马上任之初的谢亚龙肯定对中国足球充满了自己的抱负，保持着极高的政治热情，毕竟那里是他人生的一个全新起点，而且在骨子里他是喜欢挑战的。否则，他不可能在2004年中国足坛最动荡的时刻，写就那篇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并深深打动总局领导们的心。
告别足协何去何从
两周前，足协内部召开全体会议，谢亚龙在会上宣布他本人将前往行政管理学院学习2至3个月。曾经被体育总局领导和中国球迷寄予厚望的风云人物，今天却以“行政”的名义“下课”。
据了解，谢亚龙这次去国家行政学院学习3个月，原本属于正常的培训学习，但问题的关键是为何在这个敏感时期让他离岗学习。据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解释，这样的培训，每个司局级干部都必须参加一次，这是国家的硬性规定。不过，在目前的国家体育总局系统里，因为刚刚经历一届空前成功的奥运会，各个运动管理中心等一线单位都忙于总结，这些单位的司局级领导干部也都在忙着这些工作，他们将参加国家行政学院后面几期的学习班。作为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谢亚龙却在此时接到了总局人事司的通知，要求他尽快放下手头的工作，尽快到国家行政学院报到，这实际上是总局领导的苦心安排，先调离学习，等学习结束了再安排新的工作岗位。
在谢亚龙的履历中，他最先在总局科研所工作，然后调到北体大当副院长，随后到田管中心当主任，再又回到科研所当副书记，后来他去陕西省安康市挂职锻炼两年，回来后毛遂自荐当了中国足球的“掌门人”。在经历这次北京奥运会的惨败后，谢亚龙很有可能再次回到总局体科所，尽管具体的去处和职位还不是很清晰，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次他只能是去个总局下面搞理论的单位当二把手。“现在看来，谢亚龙回科研所的可能性最大，毕竟他最先是从那里出来的。除了科研所，另外还有三个地方最有可能收留他，一是信息中心，二是体育博物馆，再就是文史办公室。”一位总局工作人员透露，“不过即便是这三个地方，谢亚龙也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如今的谢亚龙尽管重复了他前任的经历，可是离开中国足协后，新的工作岗位可能就无法像他的前任那么圆满了。据记者了解，前任中国足球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现任中体产业集团法人代表、董事长，年薪高达百万元。王俊生在中国足协的中后期，特别是国足梦断金州之后，外界对其非议颇多，最终只能选择离开。王俊生的继任者阎世铎现任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局长。在阎世铎任足协掌门人期间，国足跻身世界杯决赛圈，创造了历史，可是后来联赛中出现的“假球”、“黑哨”、“赌球”却成为中国足坛的大“毒瘤”，再加上国足、国奥的大溃败以及女足在雅典奥运会0：8的惨败，使他下课。阎世铎离开足协之后，曾出版自传《忠诚无悔》，书中透露出在任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并因此数度住院。但是经过了足协工作岗位的严峻考验，阎世铎在随后的工作中游刃有余，将作为中国奥运军团大本营的训练局治理得井井有条。中国军团此次扬威奥运，自然也少不了训练局的一份功劳。
谢亚龙的离开其实与他的前任几乎是一样的，可是骂声却比他的前任多了几倍，“这主要是奥运会在家门口举办，国奥有了直接参赛的机会，数十万人次的中国观众又能到现场观看比赛，所以‘谢亚龙下课’的喊声格外响亮。其实，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女足以0：8惨败给德国队，性质和影响其实远比这次奥运会大。”一位总局工作人员这样分析。那么，告别足协，谢亚龙何去何从？他还能像他的前任那样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新岗位吗？
有人说，谢亚龙“毁了”中国足球，也有人说，中国足球“毁了”谢亚龙。在中国足球这个江湖，直至今天中国足协还没有一位成功的领导，像是“宿命”的安排，每位来者最终都只能是“悲情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