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十年代到世纪之交的二十年里，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两次思想分化，第一次是八十年代末的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之间的思想论战，第二次是九十年代末以来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思想论战。正是在这一思想分化的基础上，在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在中国应采取何种政治选择与发展目标以及一系列重要国际与国内问题上，形成自由派、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三种不同的价值与思想倾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分层化日益明显，随着经济分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平日益严重，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新左派思潮日趋活跃。新左派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角度，提出公平、社会正义与平等的价值诉求，然而他们把当代中国的现实的问题当作资本主义的问题来予以评说与认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念抱有相当积极的肯定，对当今中国融入市场经济与全球化主流的总趋势提出质疑与挑战。
一种新思潮的出现，往往深刻反映了社会面临的困境。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一思潮的研究，来认识这个社会的面临的矛盾、问题与困境。本文在分析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的背景上，来阐述新左派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以后的两篇文章里，我将进一步考察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主要学理资源、理论依据，新左派内部的温和与激进派，他们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何在，新左派思想的思想缺陷，最后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对于未来中国政治可能的影响，作出若干预测。
作为一个思想研究者，我力求尽可能客观地考察他们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及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对他们的追求公平的道德正义感抱有尽可能的同情理解，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对他们的思想谬误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思考。最后，本文将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分化与中国政治未来走向的几种可能作若干预估。
新左派产生的背景与基本思想理念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贫富分化、权钱交易与腐败等社会不公问题逐渐突显出来。这些问题已经引起知识分子普遍的关注。怎么看待这种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不公平与两极分化？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消极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中国存在的社会贫富分化过程，是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企业重组与股份化中的"过程不公平"，将由于资源的市场化的合理配置，而最终达到"结果公平"。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政治选择。一切现存的问题与矛盾都有其不得己的原因。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程度不一的社会贫富分化过程。只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只要改革与开放方向不动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完善，在加强权威控制的效率的同时，通过健全与完善法制建设，现实中的这种种不合理现象经过社会共同的努力会逐渐克服。他们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任何对这种稳定的破坏，都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主张的人中有新权威主义者、现体制的既得利益教者与自由派右翼。某种意义上，这一观点往往被新左派认为是代表了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
第二种是自由派中间派的观点，他们对权力腐败，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也是相当强烈的，然而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造成的，而是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期间，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而造成的，或者甚至干脆说就是权力介入了市场所造成的，是政府的"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而造成的，所有这一切新问题的根子，还是源于权力过于集中的旧体制，他们认为，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加强多元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以民主来制衡腐败与两极化，改变权力的垄断地位，才是根本的出路。
如果把第一种与第二种观点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在肯定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权威的效率来解决，后者强调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民主制衡的方式来解决。
第三种是新左派，新左派把这一切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公平认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来的现象。大体而言，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中国现在出现的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既然是资本主义是祸害的根源，那么，就可以把西方左派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如依附性发展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用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他们认为，"资本"是对"人性与人的尊严的全面奴役与控制"，而市场经济的实现就意味着"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九四年时就有一位从美国留学返国的经济学博士讲过这样一个相当鲜明的观点："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这一观点虽然过于简单与极端，但却相当鲜明地表达了新左派的价值趋向。
二、他们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对社会平等的价值追求。新左派人士对公平分配的强调，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使他们走向对左翼的平均主义的肯定。新左派主张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认为既然人欲横流，贪污腐败盛行是与"私有制"相的联系的必然产物，要从根本上防止人的异化，就应该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让下层民众在公有制前提下参与民主管理。
三、他们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用他们的话来说，"毛泽东对后革命时代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孤独的充满了众叛亲离的悲剧色彩的探索，终于在这世纪之交，引起了一大批后来者的广泛关注和共鸣，"他们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过"无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来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不等于左派的路线与的思想理论的失败。他们还认为中国要走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位新左派人士曾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表达如下惊世骇俗的观点："文革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道路、沿着文革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并认为可以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
可以大体上把新左派定义如下，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由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矛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由于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与思想资源对这些矛盾的从不同角度予以解释，而每种解释系统均各有其政治与社会力量作为基础，这就使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三主义，即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左翼平等主义的一种类型）彼此之间的论战与思想冲突将长期存在下去。中国二十一世纪前期的思想文化运动，将与这三大主义的互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基本状况：
新左派知识分子从学术背景上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批评作为学术背景的，他们更多的是以西方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为理论资源。第二类是以左派经济学为学术背景的，他们主要以从西方左派的"依附性发展"经济学理论与文革经济思想作为立论基础。第三类是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东方主义为理论资源。当然，此类民族主义者与前两类人在观念上未必完全一致，但在中国与西方关系紧张时，他们倾向于从左的方面来加强自己反西方的立场，因而也可以把他们纳入新左派的一种类型。
从总体上看，他们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大多在大学与研究所工作，不少人在国内或国外取得博士学位，许多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留过学。到了90年代末，"新左派"在国内一些重要人文学术阵地上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发言场所，并在一些重点大学校园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生中产生一定的影响。一般而言，他们并没有在现体制条件下参与政治的直接兴趣与动向。他们只是作为是思想界日渐活跃的学者，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的参与者在学术思想界活动。
温和与激进：新左派的两种类型：
从新左派人士的思想状态与观念上看，可以发现由于学理资源不同，由于价值取向上的侧重点的不同，由于心态上或经历上的区别，存在着温和派与激进派两种不同的类型。区别两种不同类型新左派，对于研究他们未来的政治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温和型新左派：后现代主义型
就此类人的理论资源与关注的核心价值而言，就其用后现代主义的价值来解读中国问题而言，人们可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型"的新左派。此类新左派认为，由于国际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同样体现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中。因此，他们力图用西方新左翼思想运动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来对中国现实进行批判反思。他们是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异化，从市场经济的过度膨胀产生的消极后果的角度，来表达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社会的诉求的。
他们认为，既然中国已经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潮流，那么这就同样需要在中国形成一种制约过度市场化的历史潮流，来抵制资本主义的膨胀。他们从发生于美国西雅图的有五百多组织参加示威运动中，从示威抗争者提出的"世界不是商品"的口号中深受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左翼珍贵传统的再现"：在他们看来，这种左翼传统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弱势者的团结、国际主义、反权威、反专断、反剥削，反对人类世界的异化与商品化。他们从1968 年西方学生运动对消费社会展开的批判中获得精神支持，呼吁"拒绝将人等同于单纯的消费者。"
他们认为，左翼思潮在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时代，有其独特的意义。他们反对"全球化是人类的宿命"，反对"贸易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他们认为，"自由贸易逻辑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一道日愈扩大的鸿沟。富者不断积累财富是以无产者的边缘化 、赤贫化为代价的；
富国的经济扩张是以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 和债台高筑为代价的。"
他们不断提醒人们，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对资本主义的控诉："在资产阶级 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他们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个性的解放，在于完成他自己。马克思曾经有过一个梦想，他认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新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从引用的上文中，可以大体上看出这一类新左派的基本特点，即他们是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从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角度，来申张自己的左派主张的，他们倾向于把中国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问题，看作是发达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体现。
此类新左派强调的第二个方面，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经济生活，以防止自由放任主义对弱势民众与团体的侵害。他们对自由竞争抱有极大的疑虑，强调市场经济必须受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制约和调节；
他们认为这种近年来在东欧俄国大行其道的所谓"自由主义"，实际是以剥夺大多数人为代价来造成少数人的自由。他们把俄国经济改革中的失范与无序化现象一概概括为"掠夺性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就此类人强调国家通过干预社会来实现更为公平的分配而言，他们也可以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型"的新左派。
由于此类新左派人士把中国当下的问题视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问题相似，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从西方引进的最时兴的新左翼思想理论的概念。如法兰克福学派，女性主义，劳动场所人性化。要求文化主权、尊重本土文化、反对文化商品化、反对西方流行的"现代性"，"后福特主义"等等。他们反对过度资本主义化对人性的压迫，反对人的异化，反对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接受一个同质化﹑由金融和政治寡头主导的世界"。这一观点与立场是他们反复强调的基本主题。
从学术风格方面也可以看出温和左派的一些特点，与下面我们将分析的激进左派相比，他们的文风相对而言多少有些"贵族化"，他们的文章用词艰深，一般民众很难理解，也对他们的高论不感兴趣。他们似乎也对民众是否理解他们的思想同样不感兴趣，他们虽然也不断在自己论文中强调大众民主，但也从来没有想到要把他们的理论付之社会实践，从来不曾对社会民众进行思想与理念上的号召动员。温和型新左派绝大多数是大学与研究所的学院派。
应该指出的是，此类温和新左派中的一些思想观念有其合理性与积极作用。因为，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问题确实也越来越多的体现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他们敏感地意识到中国问题不能完全脱离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来理解，如果他们的左翼理想主义不是走得离现实太远的话，他们对于防止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向，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示警与纠偏作用。
另一方面，他们致命的缺陷是学院派的书生气与十足的左翼的拿来主义，实际上他们生活于"西方译语世界"中难以自拔，一位自由派人士机智地讽刺此类新左派以"后现代主义"来规范正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国的方向，无异于"要瘦子减肥"以及"给婴孩发避孕药"。另一方面，此类温和新左派中对文革中的平均主义，对计划经济体制，对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均怀有一种文化浪漫主义的审美心态而产生的误读。
二 激进型新左派：民粹主义型
与温和派相比，这种新左派在当下中国更具有消极性与危险性。他们过分地夸大了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过程中某种由于脱序与失范而出现的消极现象，并把此类消极面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表现"，由于这种悲观估计，他们在情感上思想上对现实有一种更强烈的疏离感，并形成一种更具情绪化的激进的左的社会批判意识。在他们看来，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中国民众已经成为"被资本家奴役的奴隶"。他们主观上似乎要表达为下层阶级讲话的道义责任感。然而这种责任意识却是建立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
大体上看，我们可以把此类新左派的特点概括为以下这几个方面。
一、强烈的"底层意识"，反知识分子倾向与民粹主义倾向
从他们的经历来看，他们中不少人或者出身于社会底层，或者在西方留学时，在自由竞争的巨大压力下深受挫折，从而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憎恶感。他们在国内与国外多少有过被主流社会歧视的边缘人经历，底层的生活经历与挫折感使他们产生对占有社会稀缺资源的精英阶层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怀疑乃到憎恶情绪，当他们看到某种社会不公现象时，就会把个人遭遇到的挫折与他所看到的社会不公平联系起来，并自认为是"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表者"，产生一种"为民请命"的使命感。
这种"底层意识"使他们对知识分子精英有一种本能的强烈的不信任。因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主流肯定中国市场经济的走向的合理性，他们就由此认定，知识精英与当权者与有产者已经"同流合污"。成为奴役社会大众的"帮闲"文人。
这里可以以一位激进新左派人士为例子。他出身于贫困家庭，从小受到种种不平待遇，后来在大学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偏僻地区任教，生活中的种种挫折，使他内心始终有一种强烈的边缘人的反社会的冲动。他的底层意识，使他有强烈的反知识分子情绪。他在其与自由派论战的文章中居然说，"中国没有自由主义，只有法西斯主义"，要自由派把"化公为私"与贪污的公款吐出来云云，洋洋万言，几乎通篇是对论战对象的人身攻击与蔑视。
当然，底层的边缘人未必都会成为新左派，以下就是一位同样出身底层，然而却具有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青年学者对这位新左派人士的批评：
"我的出身也是农民，我的家人至今都在农村，我知道改革以前的农民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而且是缺乏代言人的，但是他们的命运绝对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他们的命运也绝对不是回归到旧体制的计划经济可以改善的，他们的命运在改革开放以前更惨。记忆中的集体经济时代，生产"队长"的权力至高无上，主宰队里所有人的工分（收入）以及政治地位，他说给谁多少工分就是多少工分，他说谁应当批斗谁就批斗谁，他说谁不能出门要饭就不能出门要饭（要饭必须经过他的手开证明）。农民在这样的状态之中，常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毫无尊严和自卫的能力…….。每每想到在那样的处境中我的家人，我的祖父和祖母所受到的极左思潮统治下的农村生活的非人的待遇，我就会流泪。这就是新左派们所渴望的平等？农民所需要的绝对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一套，而是自由，真正打破了等级制度的自由。城里人再也没有权力驱赶他们，他们拥有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迁徙，在他们自己的国度，在大地上自由地走动的权力，这比什么都重要。"
由此可见，"底层情结"可以把一部分人引向自由派，也可以另一部分人引向激进的新左派，后一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因为，激进新左派认定，自由主义不能解决中国的底层社会的严重问题。只有左翼的平均主义才能使下层民众得到自由。在他们看来，在"充斥着土豪劣绅式的农村干部与地痞流氓的社会"里，温和的自由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因而左派的民粹主义理论，最能充分表达"冲决网罗"式的激情。这种心态与思想早在二十世纪之初受民粹主义思想影响的激进青年知识分子中就普遍存在过。海外一些新移民中的新左派也是如此。他们移民西方后始终处于社会边缘，有一位这样的人士说过，他的新左翼思想是与西方资本家对他的剥削所给予他的个人刺激有关。正因为如此，一位新左派激进人士就有了如下极端主义思想：
"我们所面对的一大批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人，他们实质上是要实行野蛮的、残酷的、毫无人性的奴隶制，要实行法西斯主义。因此，与其说我反对自由主义，与其说我反对资本主义，还不如说我反对奴隶制，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权威主义化和法西斯主义化。让我们守住1789年的阵地，让我们守住法国大革命的最后阵地，在这个阵地前写着：自由！平等！博爱！我们不能从这些历史进步的阵地上永远后退。"
他们对知识分子主流表现出极度蔑视的同时，却把民众视为天生纯洁的，优秀的，没有受到污染的。民众是天生具有革命精神的。这种激进新左派接受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民粹主义革命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这种反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在北京今年上演的《切格瓦拉》这部充满新左派思想的话剧中得到充分表现。剧中我们看到以"脚"自居的伐木工人，愤怒的斥责和嘲弄以"脑"自居的劳心者的理论，在剧作者笔下，那些自以为是在为民族争取奇迹般的发展的知识份子，在他们的眼里这些都不过是特权阶级的帮闲，或者简直就是新式的压迫者本身。
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却没有丝毫批判反思的精神。他们已经对真实的文革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从被他们诗化的文革实践上寄托他们的文化浪漫主义。这一点可以从《格瓦拉》的某导演以"一个红小兵"的身分所写的"在毛泽东灵前"的文章中明显地看出来。
二，强烈的反西方的情绪。他们中相当一些人有过在西方留学的经历，在西方所受到的挫折，使他们比那些进入中产阶级的成功留学生阶级更深地品尝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极面，这种体验使他们在情绪上无法接受中国将成为西方式的社会的现实前景。《格瓦拉》剧作者本人曾在美国留过学，他个人对美国的体会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你坐在美国餐店里一连十八个小时洗盘子时，望着堆得高高的盘子时感受到的美国，与在餐厅柔美低沉的音乐声中感到的美国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把这种切身的体验投射到中国现实中，形成一种左派信念。虽然温和派左派中一些人也有反西方的情绪，但远不如后者表现得如此强烈而深切。
三，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由于他们自认为真理在握，于是就有了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他们从道德上把一切事物分为"非正即邪"的两极。由于他们自认为是站在人民一边的，凡是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只能被理解为"道德上的邪恶"，对于"邪恶势力"，为了人民的利益就要进行坚决斗争，这种独断论思维方式，使他们在心态上极不宽容，表现得特别咄咄逼人。清华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甚至用毛泽东批判帝国主义者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命题来攻击自由派，
实际上这决不是单纯的个人学风问题，它反映出激进左派特有的"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的通病。当年的一位五四青年在法国留学时，称中国必须有一场针对把那些拥有十万二十万小资产的小资产阶级的俄式革命，哪怕反动必大也势在必行，在思想方法上均与此种正邪两值分类法有关。波尔布特式的革命激情与他们所鼓吹的格瓦拉精神，与他们的激进左派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此类人有相当强烈的革命情结。一则渊于左派文化在潜意识中的积淀，在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尤其是他们所认为的"不公平"的社会贫富分化的情况下，传统的劫富济贫的平等主义激活了左派政治文化中的这种传统因素。对他们思想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暴民政治革命发生的思想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就此而论，他们可以说是左翼革命思想的活化石。
四，类雅各宾党的民众动员冲动与暴力崇尚 由于激进新左派具有上述底层意识，反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倾向，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以及以西方为邪恶敌人的目标意识，从逻辑上自然就会导致此类人对于动员民众来实现"公平社会"有强烈兴趣。可以说，此类新左派人士底子里有一种暴民政治的革命倾向，一种底层革命意识，一种诉之于民众动员的内心冲动。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早年共产革命的种种语汇与符号。
这一点与那些认同"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的温和派不同，前述温和新左派一般而言都在西方大学校园里享受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具有"贵族化"、"精英化"与书斋式的学院主义倾向。而民粹主义新左派大多出身于底层的经历与在他们在西方的挫折感，则使他们具有自下而上地反"资本主义"的左翼政治动员的冲动。民众的情绪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他们甚至相信中国的大众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如果说温和派左派在艰深的理论世界中乐此不倦，那么，激进左派的文风则相当通俗，他们更愿意采取通俗的文学形式，来宣传他们的主张。他们也从大众的情绪反应中来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他们找到格瓦拉这个历史人物作为他们的偶像也就决不是偶然的。
从话剧《切格瓦拉》看新左派的社会影响
二OOO年四至五月，北京小剧场上演了话剧《切格瓦拉》，这一话剧上演获得极大轰动。据称，《切》剧一共上演了三十七场，平均上座率达120％，共接待了一万多人次的观众，有时过道都坐满了人，迟到观众站着看的情况并不少见，演出达到了媒体所说的"火爆"程度。据称，十几个大学生甚至专程从沈阳赴北京来看话剧，有的观众泪流满面。连看两遍者大有人在，不少人看了五六场。有的连看十二次。全场情绪激昂。它的上演标志着新左派思潮第一次走上文学艺术的舞台，走向了民间。观众主体是北京大学生，离休老干部与老左派人士纷纷前来观看。演员则是有报酬的，但主创人员则完全是义务，以表示要身体力行左派无私奉献的精神。
该剧上演后，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左派之间就这场话剧引起论战。剧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曾在美国某大学读过社会学。另外一个重要合作者，该剧的导演是一个流浪全国达一年之久的民间音乐人，民间生活的经历使他此后成为新左派。
众所周知，古巴革命中的格瓦拉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左翼革命符号意义的历史人物，古巴革命胜利后，他出任银行行长，他制定了废除货币政策、要求人民必须义务劳动，要以此方式来发展经济，他还主张把"懒散"的工人送到遥远的集中营作为惩罚。从政治逻辑而言，如果格瓦拉的左派政策得以进一步推行，人们有理由认定他会成为类似于波尔布特式的人物。实际上，波尔布物后来在高棉实施的供给制、废除货币、消灭城市与商店、推行"不吃闲饭运动"等等，与格瓦拉思想与价值观如出一辙。后来，格瓦拉的左翼革命政策与革命后卡斯特罗所希望实现的目标发生矛盾冲突，格瓦拉本人也自认为不能在古巴继续施展他的左派理想与抱负，于是他再次投入于丛林革命，从古巴回到玻利维亚进行游击战，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生命。
笔者与一些朋友曾在北京与话剧《切格瓦拉》的剧作者进行过深入讨论，笔者指出，有人认为，格瓦拉是来不及犯错误的波尔布特。如果格瓦拉死得晚，他就是波尔布特，如果波尔布特死得早，他就是格瓦拉。对此你怎样看？这位剧作者认为，他看重的是格瓦拉的符号意义，在他看来，格瓦拉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力量，对于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格瓦拉的精神是一种新的价值，一种消毒剂。
笔者问，为什么选择格瓦拉作为表达作者政治理想的主角？剧作者说，格瓦拉的第三次出走，即从古巴回到南美丛林打游击的这次出走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他还说格瓦拉身上有一种与命定的规律相抗争的道德力量。一般人认为，一切主义都在必然性与规律面前俯首，因为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格瓦拉看来，如果规律不符合人性，它也要受到抗拒。人在这种抗争中显示出真正的伟大。作者说，"我们反对一切非人道的社会，不管它是不是符合规律与必然性。正义高于规律。"
话剧《格瓦拉》的魅力何在？一方面，它体现了左派在抗拒市场经济的世俗化潮流方面的浪漫理想主义精神。该剧通过格瓦拉所体现的正义、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左派原则，来突显中国选择全球化与市场化与世俗化的历史道路是错误的。剧中正面人物以讽刺的口吻来抨击WTO，"致富的头班车"、"旧世界的移民申请表"。这种新左派的价值观，在市场经济世俗化与全球化的潮流中具有反潮流的意义。很多人能够认同格瓦拉身上所体现的价值观和生活原则。作者引用他的一位青年观众所说的话："这个戏反映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让我看到不平等、压迫永远也无法阻挡正义的声音出现--这是一种启示，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这一点可以解释新左派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所在。
然而，不知作者是否意识到，该剧具有一种具有反叛现存秩序的民粹主义倾向。该剧最核心的内容是，把世界划分为两类人，富人与穷人，富人是道德败坏、堕落、邪恶的，穷人是善良、纯洁、道德高尚的。穷人革富人命就是天然合理正义的。这一主题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穷人革富人命的思想，另一方面，这出话剧站在"穷人"一边反对"富人"，并为"穷人反对富人"的暴力革命的合理性与革命正当性进行鼓动与辩护。这出话剧对革命暴力的赞颂，实际上具有以革命方式来实现平等的政治倾向。
有评论者指出，该剧同时还宣传了穷人反对富人的确实是恐怖的、血腥的，然而却是神圣的。该剧的逻辑是一种很简单的正邪两叉分类的逻辑："同意的请过来，反对的请拔枪。"剧中的格瓦拉和他的同志们，动辄就要诉诸武力，不惜以肉体生命相搏，他们根本就不屑于听听反对者的意见。只要是反抗压迫和掠夺，在他们看来可以不计后果，不论成败。对一切不革命者应予以打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瓦拉》可以看作是民粹主义新左派，即激进新左派在革命符号下在社会上登堂入室的表现。它所体现的"以暴易暴"的情绪与价值倾向，及这种价值倾向在生活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十分值得研究者重视。
对新左派思想的评论
大体上可以说，新左派无疑是有其正面功能的，从思想多元化的角度来看，新左派作为一种批判力量，如果不是走得太远，他们对市场竞争造成的无序化与两极分化，可能起到一种制衡作用，并显示出某些合理性。新左派在强调社会公平的理念与价值方面，在研究如何发掘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内部原有的思想资源与政治遗产的合理性方面，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即使在资本主义发达社会的历史中，正是主张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左派力量，通过斗争，促使资本主义得以在接受挑战过程中立法以保护民众利益。
然而，当下中国新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年龄都很轻。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对左的专制政治没有切身体验，因而对左的东西中内含的专制基因不会有深切的警惕。相反，他们对市场化过程中的失范，两极化，腐败之类由于发展综合症现象，则有更深切的感受。由于他们把所有这些转型过程中的消极现象，简单地附会为资本主义的本质体现，他们也就把反资本主义的西方左派理论顺理成章地拿来批判中国的市场经济化过程。其结论是反对改革，反对开放，反对中国走全球化道路，反对中国与世界接轨。就其反对中国二十年以来经历整个民族痛定思痛的反省以后形成的历史潮流而言，新左派实际上是一种最保守的理论。正如一位自由派学者所指出的，"我们可以打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天冷大家都容易感冒，你是不出门呢，你还是说把身体锻炼好？为了防止感冒是应该去改造天呢还是改造人自己？答案事实上是非常明确的。"
新左派的思想谬误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错置具体感的谬误
正如一位学者一针见血指出的，新左派所采取的方式大致是援引某种西方的理论或观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然后针对中国大陆的现实，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对策。大体而言，理论资源取自西方的成品，讨论的问题直接出于对中国现实（特别是政治现实）的关切，这是新左派思潮文字的特色。新左派用后现代主义来解释中国，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后现代主义是针对发达西方国家晚期资本主义过度膨胀而提出来的。用"把外国环境中因特殊背景与问题而发展出来的东西，当作解释中国问题的权威，而不知道西方观念与口号所代表的内容的全部复杂性，以及它在西方特殊背景下对应的东西。把外国的一些观念从它们的历史来源中切断，断章取义地变成解决我们中国问题的口号。"这在思想方法上就是犯了"错置具体感"的谬误。
西方的左派学者对西方社会的批判，当然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如果不顾时空的差异，一股脑地将西方左派学者对西方社会的诊断移用到中国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偏差。自由派在批评新左派时，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的问题究竟是过分"现代化"了、过分"资本主义"了，还是根本没有实现有序的市场经济、而处于被权力所支配的"伪市场经济"下？新左派显然把两者混为一谈了。西方新左派在已经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其纠偏的贡献，因为他们是对主流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中国现代性尚没有实现，新左派的"反现代性"实际上则起到为旧制度复活助威的作用。
由于这种错置具体感，导致找错了对象，新左派把账算到自由派身上也是不公正的。因为自由派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反对这种由于权钱交易而形成的社会不公正的。自由派主张的私有财产神圣，指的是合法所得。换言之，目前的分配不公，与其说是市场经济本身造成的，不如说是发展过程中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这样一些可以被称之为"后发展综合症"的一种表现。用反资本主义的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来批判中国目前的改革中的脱序现象，实际上是找错了靶子。
二，文化浪漫主义的谬误
什么叫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就是主体把审美的愿望投射到一个他并不真正理解的外部对象上去，通过对该对象的诗化的理解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心理上满足内心未遂的愿望。更具体地说，新左派把一种与现实中的弊端相反的价值，例如与现实中的不公正相反的"均富"、"公平分配"这样的价值，不自觉地投射到、附丽到文革或格瓦拉式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些对象上去。通过这种审美的愿望投射，来宣泄对现实弊病的不满，并寄托自己在现实中未遂的理想，并由此而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审美的升华"。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制度、鞍钢宪法、群众大批判与群众专制，于是都成为这些并没有亲自参加过"文革"的新左派寄托、宣泄他们对当下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情绪的审美对象。当处于一种文化的困境之中时，人们特别容易把另一种在形态与价值上相反的文化在想象中予以浪漫的美化，以为那就是美好的天堂。新左派要把中国引到市场经济以前的中国去，并对文革予以美化，正是出于对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分化不满心态，而产生的对公平社会的愿望投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这正是典型的"中世纪的浪漫主义"。
新左派的危险在于，他们以审美的浪漫体验来解读历史，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审美感，而在于他们要以这种浪漫化的社会主义理念来重建社会公正的方案的基础。
如果把新左的文章作为思想史资料却弥足珍贵，因为他们实际上重演了一段喜剧式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左派观念发生史。他们把左派最突出的弱点，即把某种公平理念抽象化、浪漫化并予以反历史的美化方面，以漫画的方式发展到极端与荒谬的地步。
三，完美主义谬误
这里指的完美主义者（Perfectionist ）指的是那种除了至善至美以外，什么东西都不能使之感到满意的人们。不完美是经验世界的事物的常态，也是一切现实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新左派心目中的完美事物，其实并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被他们认为是更为真实、更为本质的"第一原则"，这种"第一原理"则源于他们的头脑中的道德理想。当他们以这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东西来作为参照点，来观照现实、评价实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要以某种先验的、理性设计的社会工程蓝图来重建一个新世界。
从经验主义角度来看，应该认识到，公平是人类可以渐进地实现的理想，是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渐逼近的目标，但决不可能根据一种"公平"的道德观演绎出的"第一原理"来构建一个全新社会。因为"第一原理"与人类经验无关，只与人们的道德理想有关，如果以此虚幻的原则来重建社会，社会就变成怪物，例如，根据人们设计出来的计划经济模式，颇为符合克服"社会不公"的意愿，但由于"理性"的局限性，人们没有考虑到计划经济却导致另一种不公正，即以集体名义进行的专制独裁与权力者私欲对社会造成的更大的不公，设计计划经济社会的人们也没有考虑到，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由于抑制竞争，从而对社会活力的扼杀。这些已经是中国历史教训中最重要的部分。
更具体地说，一个现实主义者会意识到，市场经济与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都是不完美的。它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会导致贫富分化。这种分化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支付的代价，人们可以在其发展中，通过法制建设，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尽可能地避免市场经济造成的两极分化的祸害，而左派的完美主义者则相信，有一种人为设计的"完美"的平均主义社会模式可以取代"不完美"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是抛弃了人类的集体经验，以理想主义来代替现实了。
新左派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方向，是不切实际的。左的激进主义已经被百年的历史证明是一种失败，中国人决不会选择回到左的道路上去。新左派不会在国人中，在知识分子中找到多少知音。他们自以为是在为中国]普遍老百姓请命，但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因噎废食地认为，由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腐败、下岗失业，而应该拒绝改革开放，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时代去。他们只是对竞争过程中缺乏法制与无序化表示了不满，如果要像某些新左派那样，为了公正而根本拒绝走市场化的道路，那无疑是南辕北辙。
新左派的未来政治影响
如果说八十年代末期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心，社会的自主空间相对较大，各种讨论会，讲座与沙龙活动层出不穷，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也吸引了社会各界与校园学生的普遍关注，知识分子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他们居于社会中心的地位，那么，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基本上已经从这种政治中心的地位退处于学术化的边缘地带。基本上可以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争论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如八十年代中期了。从当下的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思想交锋情况来看，他们之间的论战主要局限于互联网、以及部分发行量并不大的知识分子期刊与书本之中，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甚至面对面的交流与辩论也很少出现。社会上对此场争论知之者并不多。知识分子论战者们的听众远不如八十年代中期。而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生活已经相当地分化，人们忙于经营自己的事。关心思想理论的人较少。无论新左派还是自由派，他们与普通民众并没有经常联系与沟通的渠道。
尽管如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互动没有长远的影响。大体而言，我们可以预料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可能具有如下意义。
第一种前景：与社会多元化相对应的思想多元化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自由派、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这三种思潮在当下中国均具有长期合法存在的条件，这首先是因为，这三种思潮各自所强调的价值，均与社会主流强调的价值之间存在着部分一致性与重合性。例如，首先，自由派强调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要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强调法制与国际接轨等等。这是与社会主流相一致的；
其次，新左派自发地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公平价值的重视与肯定，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的强调，对公有制理想的追求，则是与政治主旋律相一致的；
第三，就新保守主义而言，这一思潮流派对秩序与权威在转型过程中的意义的重视与肯定，对政治西化的批评，同样也是与执政的政治精英有一致之处。以上三种思潮都部分地与社会主流价值与主旋律思想具有共识。因而它们在当下可以拥有自己的合法存在的空间。
另一方面，这三种思潮各自又与社会主流价值存在着矛盾。例如，自由派对西方价值的认同，与当下的权威政治模式存在着相当的张力。新左派对改革开放以前的旧体制的平均主义的认同，则与邓小平开创的中国发展模式形成矛盾。同样，新保守主义使用的权威主义话语，与中国革命意识形态话语无疑同样构成矛盾。
这种三大思潮与权威政府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使政府将受到来自新左派思潮与自由派思潮两个不同方向的压力与挑战：自由派以政治改革与建立法制社会为诉求，而新左派则以经济平等为诉求。这无疑将丰富中国政治发展变化的色彩。三大思潮与社会主流价值之间的共识点的存在，又使它们在现行体制下可以长期合法存在，如果这三者之间能够彼此宽容，形成良性互动，未尝不对中国的思想界的发展与进步起到积极的平衡作用。
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更重要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国大陆经济改革导致的社会分层化已经出现，然而，单纯的社会多元化并不足以成为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充分条件，而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思想多元化，与社会多元化相结合，则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更具体地说，这种对应关系体现在，新保守主义与自由派的右翼，对秩序与稳定价值的强调，客观上更能体现主张改革开放的务实派政治精英与大型企业集团的利益。自由派对民间产权、自由竞争、人权与法制的强调，在客观上更符合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新左派如果抛弃过于浪漫的底层情结与暴力革命崇拜，他们对公平、平等与弱势群体利益的强调，则在客观上更符合下层民众的利益，并为他们所认同。
这样，三种思潮各有其在社会上对应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当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与阶层争取自己利益与发言权时，他们就有了表达自己利益与价值的思想理论资源，在公平竞争的政治游戏规则下，运用这些不同的思想主张，各自在法制基础上争取自身利益与权利。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主建设就有了社会条件与思想条件的两方面的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如果能在相互宽容与理解的条件下互动，对于中国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种前景：左派与边缘人结合的可能性
从理论上推断，中国还是存在第二种可能性，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重大的危机与断裂，并引发社会矛盾总爆发，这将会形成这样一种可能，即激进类型的新左派以其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解释社会矛盾，并把中国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再次像二十世纪初期那样，要求建立一种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来解决社会总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失利者、与部分充满挫折感的下层民众来说，由于经济上的失落与利益分配上的弱势地位，他们最易接受的是新左派的平均主义的公平观。在这个过程中，新左派中的那些温和派即"后现代主义"派，由于与底层利益没有关联，将会逐渐失去其社会影响力，新左派中的民粹主义派，如果人数上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那么，由于其"底层情结"，则会更容易取得变为绝望阶级的下层民众的青睐。民粹主义新左派会如同波尔布特一样，在中国宣扬一场反对"邪恶富人"的革命。力求在中国土地上去重新建立一个理想的平均主义的"公平世界"。虽然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乌托邦实验只能导致对整个民族的一场巨大悲剧。但正如黑格尔所说，"历史的记忆是灰色的，人们永远不会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二十世纪的周期性循环又将开始。
然而，从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情况下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少，原因是，首先，没有二十世纪初的种种条件。二十一世纪是一世俗化的世纪。新左派很难在知识分子与社会公众中形成气候。在现行条件下，国家政权有足够能力来抑制事态的恶性发展。中国社会出现现代化断裂的概率并不大。
结论：新左派与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
在现代历史上，有两种人起着重要作用，一种是中产阶级，另一种是知识分子观念人。如果说，中产阶级缺乏道德激情，然而却务实而稳健，那么，与中产阶级相比，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却恰恰相反，他们充满强烈的道德激情与正义感，然而却往往不切实际，容易产生全盘改造现实的"乌托邦情结"，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他们对中国的历史选择确实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里指的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不完全是一个与"劳心者"的内涵相当的职业概念。更具体地说，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这样一种人，这些人受过高深的人文教育，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同时又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与信息来源，因而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这种知识与敏感相结合，使他们自愿地承担起以关注社会、改造社会、改良社会为已任的道德使命。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往往与个人所属集团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而与他们所自觉承担的道德使命感有关，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确认的信仰、价值与理念，来献身于社会改造与改良的行动，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为理念而献身的行动倾向性，往往又会导致他们以某种自己认为合理的、全面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社会工程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并会出乎他们意料地给整个民族带来无穷的苦难，其结果就会印证严复曾在二十世纪之初对新进青年所作的不幸预言："大凡吾人所受之苦痛，出于恶人者浅，成于好人者深。"
从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来看，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国与美国，观念型知识分子并不很多，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相当有限，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人物主要通过社会压力集团来申张自己的利益。
然而，在欧洲大陆国家、俄国与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权，他们追求完美的"乌托邦情结"仍然有着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世俗化过程，又使那些崇尚务实与稳健，但缺乏道德激情与社会批判精神的中产阶级不断强大起来。
中国在现阶段的进步，实在需要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与务实的中产阶级这两种人的相互补充与支持。如果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能在保持他的道德热情的同时，又能以一个专业人员那样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问题，如果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能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多一点社会关怀，中国就可能一方面避免以观念人的激进的乌托邦来主宰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又会以渐进、稳健、务实、妥协与宽容的精神来选择我们民族的前途，这样的社会无疑是更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