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威在其《自由与文化》一书中写道：“问题是知道哪种文化自由度是如此之高以致能承认为并导致政治自由成为它的伴随物及其后果。”我认为，在杜威看来，承认不承认这一点是知识分子面对的一个问题。具体到本文来说，就是生活在美国社会的知识分子是否承认这一点。因为美国社会公开宣称自由是我们除了平等以外最珍视的价值观念，虽然有人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是杜威似乎是把这个问题作为民主社会独特的认识论问题来探讨的：人们如何知道哪种文化是崇尚自由的，了解这样的文化又意味着什么。
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社会的知识分子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都会把自由的概念抓在手里，好像是自己的。换句话说，“自由”是美国的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乐意使用的一个词汇，既简单化又包罗万象。党派知识分子总是争论说他或她站在赞成自由的这一边。保守派认为限制政府高压统治的是自由，任何自由本质上是个人从国家的强制中摆脱出来的程度。自由派认为作为反对压迫、反对剥削，争取公正和平等的民主国家，美国应该是产生和保障自由的必要动力。自然地，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非常乐意限制他们不喜欢的人的自由。也就是说，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按自己的定义决定什么可以被称为“在自由的社会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事情。”（知识分子喜欢说无法容忍的是某种势力不是而不具体的人，这种非人格化的说法将很容易产生激情，甚至仇恨。因为势力是非人性的东西，是明显的他者，不管是保守派眼中的贫穷、犯罪、国家权力机构，还是自由派眼中的公司、司法体制、或者金融界的官僚主义等。）
事实上，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把自由看作增强一些人的自由地位，同时削弱另外一些人的自由地位的东西。这就是早几年所谓的文化战争的内涵。我们无法拥有这样一种文化可以如此自由以致能承认并导致政治自由作为它的伴随物和后果，可以说，一种自然的结果，除非我们像自由派和保守派知识分子说的那样，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他们眼中的文化存在于经过伪装的、学问高深的各样文本中。那种文化到底是什么：是支持将马克思，弗洛伊德，进化论，存在主义大众化，简单化的文化呢还是谴责庸俗和主观的文化呢。
近些年来，我们常常听到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比二战前要多，也许太多了，我们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不值得在这个问题上大说特说。“知识分子”的概念是20世纪末期的词语，它是在书籍和报纸的大规模生产之后出现的，更重要的是，它产生于大众教育，大众交通，大众传媒，现代研究型大学，日益兴旺的慈善事业，社会福利，捐款专业化，科学的崛起，以及从音乐到汽车的大规模商品生产而形成的消费社会。所有这些要么根源于20世纪末期的西方文化，要么还处在全盛时期。我刚刚列举的这些内容决定了我们怎样感受自由，如何了解自由，并让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存在。
正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虚拟公众》（The Phantom Public）中指出的以商品、观念、可能性极大丰富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看不见的，都是不可理解的。”丰富和充裕不仅让人们的经验意义模糊，而且使得从丰富中得到的快乐也变得迟钝了。因此，也可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从总体上或从专业的角度让社会变得可以看得见，可以理解，并使得人们能感受自由的存在，并认识到自由带来的快乐和自由被剥夺的痛苦。（不管是告诉他们享受随着生活富裕而越来越大的选择自由，还是告诉他们被不公正地剥夺了自由，或被邪恶的人欺骗交出了自由，或被富裕本身剥夺了自由。不管告诉他们真正的自由是外来的权威，还是真正的自由其实就是纯粹的唯信仰论，不管是告诉他们真正的自由是完全的平等，还是真正的自由是天然的不平等。）
这个问题对知识分子和公众来说是认识论问题：“认识一种文化如此自由以致使政治自由成为它天然的后果。”李普曼也写道“普通市民很少抽时间去关注公众事物，对了解事实兴趣不大，对理论更是没有一点兴趣。”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向大众提供对事物的见解，一种充满智慧和经验的，有说服力的观点，因为他们无法坐下来真正了解《圣经》，或者读一读莫扎特的简要传记。正如雅各·巴赞（Jacques Barzun）建议的那样，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推销员的本事，因为美国大众是把公共知识分子作为提供精神食粮的推销员看待的，这让每个人都会感到紧张，如果他的言论没人理睬的话。所以重要的不在你的言论是否真诚，而在于能否说服人。公共知识分子不是被用来讲解知识的而是来说服大众的。
在美国社会有一种很强大的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潮，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分子自己造成的。他们的最可怕的敌人是其他知识分子，这些内行会发表一些可以想象出来的最不负责任、最恶毒的、歪曲事实的言论。这种反知识分子主义可以危害知识分子想做的事情，但是不能阻碍它，有时候还帮助增强知识分子的吸引力。雅各·巴赞（Jacques Barzun）最好的一本书，在1959年出版的著作《知识分子之家》（House of Intellect）中谈论了很多这方面的情况。该书是美国社会中对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研究的最容易得到的书。
最近有关公共知识分子谈论比较多的是一些非常知名的黑人知识分子。这种现象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不难解释为什么这些人的出现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首先，种族问题近来几乎成为困扰美国文化的热点话题，有必要请一些骨干分子用比较复杂的词汇深入讨论，至少比人们在报纸上常见的讨论要更细致。如今在很多情况下，虽然白人确实也在谈论种族和种族关系问题，但是越来越多的黑人知识分子被邀请就一些事情从黑人的视角发表评论，不仅为白人公众也为黑人公众剖析事件、阐述观点。这种情况很有意思，而且越来越多，当然针对不同的公众采用的方式不同。换句话说，一个黑人知识分子作为公众人物是有号召力的，因为他或她可以对着白人听众替黑人说话。这是美国民主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说明文化的机体和媒体需要这样一个人来塑造一个和谐的形象和信息以摆脱美国文化恣意挥霍的杂乱无章的状况。必须指出的是美国社会通过不断改变自由的观念不断改变自己，从而改变将政治自由作为其后果的文化的定义。至于种族问题为什么成为美国文化一个过分热门的话题也是很容易解释的，我马上就要谈到。
但是我们先回到黑人公共知识分子出现的问题：他们出现的第二个原因是所谓的黑人公众的确存在，即有一群庞大的受过教育的黑人美国人有充分的时间来充实自己、提高水平成为有知识有责任心的公民，一个需要被灌输一系列主张，并组织结盟起来的黑人公众。这样一来，黑人公众就和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描述的公众没有什么差别了。黑人舆论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统帅这种舆论来支持或反对某些事情在美国可能产生危机。公共知识分子帮助引领公众舆论。理普曼关于公众的另外一个重要观点是对“统治制度，契约和风俗习惯”的投资。黑人公众已经开始以重要的方式合法化它的统治体系，契约和风俗习惯，并作为平等的公民认真地参与整个社会的管理，契约和习惯。
黑人知识分子充当双重的角色既是黑人公众的代言人又是面向全体公众讲话。美国黑人中各类专业人士的增长使得寻求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充当他们利益代言人成为必要，发表和协调黑人社区内部的观点，如果不是根本不同的观点的话，以形成某种程度上比较正统的关于黑人经验，黑人价值观念，黑人权利方向等的阐述。换句话说，黑人公众需要一群知识分子帮助形成美国文化，美国意识形态的黑人版本以维持可见的黑人身份，用道德完整和政治敏锐支持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而不是所谓的黑人文化。
黑人知识分子出现的第三个原因是黑人在某些重要的文化机构中有了足够数量的人员存在，包括研究型大学，政府和公司部门，公共和私人慈善机构等。当然，黑人知识分子在比如1960以前也有，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能支持他们。黑人社区中的最重要的机构黑人教堂并不是为知识分子提供生计所需条件的好地方，虽然确实维持了一些黑人知识分子。黑人大学同样也不是好地方，这些大学没有一所是在通常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黑人大学在资金不足、负担沉重的情况下竭尽全力为黑人知识分子提供必须的条件，但是那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除此之外，在美国社会几乎没有支持一个黑人成为思想家的任何条件，过纯粹思想者的生活根本可能，除非像1970年以前加入共产党的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和思想家那样获得初步的训练，但那是另外一回事。随着种族歧视条文的废除，鼓励行动的开展，对黑人希望过知识分子生活的支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援助黑人知识分子的力度几乎和支持黑人高水平运动员的力度一样。
黑人知识分子在这些机构和地方的出现让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感到不安或不确定，究竟允许黑人加入对这些机构性质上产生的变化会是怎么样的。这种不确定性让一小部分黑人进入这些机构，同时让他们成为惹人注目的人物并产生某种离奇的孤独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种族孤立的需要，和在双重意义上合法化种族孤立的代表性的需要。首先，黑人要求有更多的黑人被允许进入这些机构以真正具有代表性，第二，这些机构中的黑人被期待站在黑人立场上代表所属团体的政治和心理以保证自己的身份意识是真实的。这反过来又使得在该机构中增加黑人的要求合法化。这些是他们在专业文化机构内部创造政治自由的努力，正如美国人认为的那样这是自由的机构的自然结果。换句话说，黑人在试图让这些机构为他们工作，正如美国人寻找一个可行的美国文化和美国意识形态。
现在，我们来讨论为什么种族问题成为让美国着迷的问题。首先，必须记住的是种族尤其是种族主义是过去数百年来吸引美国公众和知识分子的话题。它已悲剧性地进入到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矛盾性地进入我们的道德观念和科学中，进入我们的社会风俗习惯，进入我们的宗教，进入我们的大众文化词语中。因此，现在的种族问题热情是长久传统的一个延续。和以往的种族问题讨论不同的是不可遏制的让黑人自己谈论自己的需要，而且几乎排除公开谈论别的事情的可能。这种要求的根源，我认为，可以追溯到大约在1919年到1930年间美国社会历史上出现的哈莱姆复兴，当时黑人成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中引人注目的话题和参加者。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黑人，大部分住在南方迁移到北方成为享受工业化和现代生活的城市居民，成为可以发动巨大政治运动的民众（马库斯·嘎理（Marcus Garvey） 1917年的全球黑人进步协会(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严肃的职业组织(罗布·福斯特（Rube Foster） 1920年在芝加哥成立黑人篮球协会)，成为吸收利用当代政治和社会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和社会学理论为自己目的服务的团体。
这些发展当然让别的黑人认识到黑人严厉、无情地评价自己的重要。但是对白人来说重要的是黑人与非常现代的，真的不是心理的东西而是心理分析的联系，黑人对生存状态，心理和情感控制力的普遍信念。黑人变得和新的称为爵士乐的审美运动相联系，随着唱片和电台的出现，音乐开始在一般人的心理构成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因为音乐已经无所不在，因为音乐被认定为强有力的反知识分子冲动。换句话说，黑人在创造革命性的音乐方面，在音乐开始占据人类意识的重要的中心位置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第二，在都市文化作为人类意识重要动力因为受到限制而迅速爆炸的时候，黑人与地下都市文化相联系。正是由于黑人和现代美国新意识这两者间的联系使得黑人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成为可能。
对自由进行心理分析的需要或把自由看作一系列心理情绪或经验通过爵士乐这种艺术形式表现的需要，通过地理如现代城市而不是一些明白无误的政治性东西表现的需要，使得让黑人谈论他们的经验的想法变得非常吸引人，而且对白人非常重要，好让他们理解他们的文化多么自由可以让政治自由成为它的后果。（奇怪的是，黑人在美国公众眼里成为奴隶制度的象征，因而被看作受压抑的人，但这是一个相对次要的观点。尤其在20世纪，黑人已经成为自由的心理分析象征，不管是艺术自由，性自由，还是意识自由）我认为人们能很清楚地看出黑人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质，他或她是一个结果，是个跨区域人物，是反知识分子的力量，是不允许享有和白人同行同样程度利益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事情的出现是因为白人总体上从来不会对让黑人谈论自己经验以外的事情如白人经验或别的什么经验感兴趣，除非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黑人用对白人有用的方式讲述黑人经验。
雅各·巴赞（Jacques Barzun）在《知识分子之家》开头一章列出了知识分子的三大敌人：艺术，科学，和慈善事业。黑人公共知识分子有他自己版本 的三大敌人。在艺术领域，黑人音乐作为智慧的敌人是因为音乐，比其他艺术形式更严重地激发强烈的反智慧，神秘和感官冲动，因为它不用文字，也不用看见。它阻碍黑人公共知识分子让黑人音乐成为事实上的智慧范式或自己工作的模式，因为他们会感到和白人智慧传统陌生，自己传统支撑不足。黑人公共知识分子还被社会科学所束缚，尽管社会科学产生了一些很重要的知识分子。拉尔夫·艾利森（Ralph Ellison），艾尔伯特·马里（Albert Murray）等在批评时曾经指出社会科学的下滑趋势：采用抽象术语的趋势，对“治疗”的分析，社会科学将世界划分成病态的或健康的“行为”的系统，将人类经验量化的愿望，以便让它符合自然科学的规律，带上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规律性。正如黑人社会科学批评家说的，所有这些都阻碍黑人知识分子讨论黑人经验的方式，尤其是当社会科学分析在黑人知识界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
慈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黑人公共知识分子考虑到他或她的个人经历必须鼓吹绝对平等。但是这个绝对平等的要求是通过好斗的左派分子基于所谓政治现实的结构分析表现出来还是通过向权势者呼吁以激起他们的内疚感和慈悲心肠，基于所谓人的本质的“人道主义”或“宗教特点的分子。这些只不过是补偿话语或改革话语的面具而已。鉴于黑人公共知识分子明白他们为“弱势”团体代言，一个需要帮助和授权的团体，他们不可避免戴上其中一个面具。确实，黑人公共知识分子总是很清楚为“弱势”的团体说话，他越是大声宣布为了团体的成就，他们自己认识到为“弱势”团体说话的程度就越明显。这音乐，社会科学，和慈善三者作为政治任务或宗教责任已经让黑人知识分子变得非常虚弱。
我就要结束本文了，可是我觉得我的简单的，应该承认粗线条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两种对立的黑人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和工作。拉尔夫·艾利森（Ralph Ellison），在写作黑人音乐尤其是爵士乐的同时，竭尽全力要适应美国的传统文学模式----马克吐温，海明威，艾略特，福克纳，詹姆斯等，因为他这么深恶痛绝作为黑人公共知识分子很容易就得到的材料上和语言上模糊的反知识分子内容。另一方面，阿米利·巴拉卡（Amiri Baraka）将黑人音乐提高到理性的高度，达到这样的高度，基本上强行把黑人音乐当作是唯一真正的描述美国黑人生活的方式。正如艾利森说的，这个强加在音乐身上的负担已经把他压垮，因为他发现无法适应任何一种文学模式，不管是黑人的还是白人的，最后只能将精力献于庆祝和神化黑人公共知识分子的反理性主义，一种戴着自我戏剧化政治接触面具的反理性主义。这两人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策划自己的文化图像---这么自由以致政治自由成为它的自然后果：前者通过为美国的民主价值在政治上扩展到包含自己辩护，因为他越来越成为“先验艺术家”的化身；
后者则通过指责他们采用一套为反对而反对的价值观，这个同义反复使许多黑人知识分子掉入陷阱。我只不过展开了几个复杂的问题而已，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还有更多的问题要讨论。
吴万伟 译自：“Partisanship, Race, and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by Gerald Ear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