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参加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举办的顾准诞辰八十周年座谈会，那是顾准逝世后，在北京举办的第一次纪念活动。九十年代初的时代氛围，能够开会纪念顾准就已经很不容易，因种种限制，与会者寄托追思，也只能谈论顾准思想的历史意义。但在那次会议上，李慎之、徐雪寒、骆耕漠等老一辈人缅怀顾准生前行迹，发掘出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徐雪寒回忆顾准挨整时曾对孙冶方悲愤地说：我的手是干净的，没有沾过别人的血！我知道这一沉痛说法，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第一次听到。李慎之回忆海外学者曾经质问中国是否有学者在文革十年中坚持独立思考。李当即回答：有，有一个，他就是顾准！这一后来被不断引用的情节，也是在那次会议上听当事者亲口说及。
十年过去了，2005年6月30日至7月1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在当初五七干校所在地——河南省信阳市息县东岳镇，举办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具有特殊意义。遗憾的是，有些老人已溘然长逝，如李慎之；
有些老人因身体衰落不克旅途劳顿也难以出席，如骆耕漠先生。因此，此次会议出席者基本上是中青年，年事最高者为顾准胞弟陈敏之先生，年满85，行走需搀扶；
次高者吴敬琏先生当初是顾准最为看好的学生，也已经75岁，两鬓飞白。老一辈人迫切希望中青年能接过顾准的思想火把，有所坚持，有所发展。我因在河南底层长期生活过，对顾准息县日记中出现民相食、易子而食的悲惨记录，曾有耳闻，但是身临现场，就在顾准当年的受难地缅怀其思想行程，毕竟与当初耳闻不一样，触目之处，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信阳事件饿死二十万人，息县是这一灾区的重中之重，此次接待我们的县、乡两级干部，几乎家家都有长辈饿死的亲身经历。顾准生前下放此地，身心经受巨大煎熬，耳闻目睹民间惨状，即折磨了他，也成全了他。他能以那样坚忍的毅力，兜头反思中国这场极左人祸的历史、思想根源，走出那么远——直至追寻到以1688、1787为坐标的世界历史主流，以及另一股歧途旁出以1787、1917为坐标的历史潮流，这两股潮流如何分手，进入中国后如何影响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如此长距离的思想旅程，恰恰是以脚底下的息县苦难为背景展开的。不到息县，能理解顾准，但是只有到了息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到顾准，感受到他的思想脉动是如何与民间苦难连接在一起。仅此而言，信阳事件那么多死难者是可以安息于地下了，老百姓没有白死，他们是以饿殍二十万的代价激励了顾准，推动了顾准，换来了中国思想界1949年以后最为扎实也最为沉重的一次收获。
顾准这一思想特征也启示我们反思自己这代人的学风。他去世不到十年，闭关锁国大门开启，可以出外访学，可以邀请海外学者入境讲学，还可以通过馆际借阅的渠道阅读国际同行最新出版物，网络之发达，一瞬千里，键盘所及，就是哈佛，就是剑桥，信息资源之丰沛，是顾准当年不可想象也不敢想象的，以致今天回首他一灯如豆，在思想隧道中孤苦掘进，几乎使人悲悯。又过十年，科研资金突然涌现，文科课题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但是，能够与顾准比肩的思想成果寥寥无几，能够告慰顾准的思想成就却没有出现。造成这一现状的首要原因当然是体制窒碍，所谓学术体制其实是权力体制的近亲繁殖，在它的内部还是顾准当年深受煎熬的逆向淘汰。但不可回避的是，一代人的学风食洋不化，以西方问题置换中国问题，以文化批判置换政治批判，以西方校园中的喝彩置换中国土地上的艰难实况，毕竟是这一代人主观上的事。“上穷碧落下黄泉”，顾准当年以民间苦难为动力，可谓“下黄泉”；
另一方面追寻隧道尽头极其微弱的域外光线，在翻译熊彼得时，通过一个小小的注解，扩大思索，终于掘通与韦伯相邻的思想蔽障，可谓“上穷碧落”。今天我们的研究条件相比顾准，“上穷碧落”唾手可得，却很少人肯“下黄泉”了。不要说掘开中国的地下，即使踏着地面行走，也是寥寥无几。十年前说“愧对顾准”，十年后不得不重复这句话：我们不仅愧对他的研究条件，更愧对他的胸怀，愧对他以民间苦难为动力，知难而上甚至迎难而上的境界。我们远离了那个时代，这是幸运，但在精神气概上，我们离顾准的境界似乎也在远离，则未必是幸运。
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家去世以后，后人面临新的分化新的问题，通常总会问：如果这位思想家活在今天，将如何回答？顾准也在面临这一追问。他是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第一个提出市场经济的人，而面对今天的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人们的争论又一次聚焦于市场经济，他会怎么想，又会怎么说？
顾准不仅是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市场经济，这一点已经无用争议。容易忽视的是，他也是第一个提出市场经济必须要有上层建筑政法体系相配套的人。三十年前他不可能以我们今天的语言讨论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但是他在研究葡萄牙、西班牙现代化起步早于英美，却被英美远远抛后的历史教训时，已经内含“要好市场经济，不要坏市场经济”这一尖锐主张。换言之，对顾准而言，首先是一个市场经济有与无的问题，其次才是一个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的问题。如果不割裂顾准有关市场经济这两个密不可分的思想，那么我们在假设他今天的回答时，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他首先会坚持市场经济的前提，然后是力争“好市场经济”的前途，前途只有在坚持前提时，才不会在批判中走失方向。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足可称“坏市场经济”，或可称“权贵资本主义”，但是这个“坏”“权贵”首先来自于权力体制，而不是来自市场经济的“原罪”。市场经济没有“原罪”，如有之，来自左翼思维的头脑，而不是来自外部现实。把今天发生的社会弊端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原罪”，是左翼思维之回归，旨在倒退，把中国拉回没有市场经济的昨天。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批判“坏”“权贵”的来源，改革“上层建筑政法体系”，坏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厘清，变为好市场经济；
不把批判的矛头针对“坏”“权贵”，有意无意地转移向市场经济，那么能够代替“坏市场经济”的，只能是更坏而不是更好的“计划经济”。
自觉程度不高的知识阶层经常会从社会良心的自我期许，陷民族于乌托邦地狱。“坏市场经济”也好，“权贵资本主义”也罢，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出现。上一次出现时，最为猛烈的批判也是来自城市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但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与乌托邦激情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批判由于方向性错误，终于酿成历史大错：从批判坏市场经济走向消灭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从有到无，从无生有，现在是第二次出现，出现不久又陷入“权贵资本主义”，几乎是一场历史的循环。这期间浪掷多少生命财富，乃至二十万、二百万甚至二千万以上平民饿殍之血泪？不正视历史循环，不正视循环中是千百万平民在付出生命血泪，仅仅以虚幻的社会良心自慰，就不可能理解顾准，不可能理解顾准在半生革命生涯后为什么会有那么彻底那么沉痛的反思？所有的反思如果不归结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将失去其应有的历史深度，而历史则很有可能失去起点，在平面交接处再一次陷入了无新意的陈旧循环。只是这一次循环，很有可能不是社会而是知识分子，不可救药的不是社会，而是批判社会的知识分子自己。（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