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记载，赵国攻打燕国时，苏秦给赵惠王讲了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故事：一只河蚌张开壳在河滩上晒太阳。有只鹬鸟伸嘴去啄河蚌的肉。河蚌忙把两片壳合上，把鹬嘴紧紧地钳住。鹬鸟怎么也拔不出嘴来，蚌也脱不了身。鹬鸟说：“回不了河，没有水，你总是要死的!”河蚌说：“假如我不放你，你的嘴拔不出去，你也会饿死!”河蚌和鹬鸟谁也不让谁。结果，有个打鱼的人就把它们两个一起捉去了。
我国目前一些地方所谓市场经济的运行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的竞争机制和获利途径很神似。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对这种现象并不陌生：一个官员手中握有分配某项国家资源的大权，如土地使用批准权、政府工程承包发放权等，而希望获得这些资源又不止一个商家，于是就出现了为了获得这些资源而竞相贿赂官员的情形，而官员通常看谁送的钱最多就批给谁。
各个需要商机的市场主体是故事中的“鹬”和“蚌”，而官员则是故事中的“渔翁”。不管市场主体如何努力，双方如何竞争，争得你死我活，即使单方或者双方最终获得利益，但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作为国家资源掌握者和权力实施者的政府官员，则始终像渔翁一样处于高处，俯视着“鹬”和“蚌”的竞争， “鹬”和“蚌”互不相让，厮杀越激烈，“出血”越多，官员坐收的渔利就越大。在这个过程中，商家所获之利一般会少于应得之利，而获利最多的往往是这个官员。
在涉及非法经营和非法行业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现象显得尤为突出。一些色情场所经营者，为了能够得以长期经营，往往是从相关管理部门如公安局的官员中寻求“保护伞”，而“保护伞”不是白当的，前提是上缴足够的“保护费”。色情行业的暴利让一些人趋之若骛，他们为了能够长期经营，或者为了挤掉竞争对手，垄断当地色情行业，竟相向相关管理部门的官员行贿，而官员则看所收“保护费”的多少来实施“合法伤害权”，决定“打击”力度、范围和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不管被“打击”或者被“保护”的经营者最终是赢还是亏，充当“保护伞”的官员则是稳攒不亏，他们手中的权力成了通吃的“法宝”。
市场经济的活力来自竞争，但不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式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严重变形和异化。真正的市场经济不是“权力市场经济”，良性的竞争是没有背后“权力黑手”的竞争。资本的本性是在经济竞争中获取最大利润。“鹬蚌”式竞争中，一些市场主体不是以创造优质产品、提高经济效益，而是以不正当甚至非法手段来攫取利益，他们一方面为所欲为从事非法经营，一方面又花高价收买权力来为其“保驾护航”。在大量“出血” 后，这些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则更加疯狂和变本加厉,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是目前假冒伪劣产品、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色情服务、毒品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之一。
“鹬蚌相争”式的市场经济看似热闹和繁荣，但多半是经济泡沫和虚假繁荣。虽然经济增长率和GDP看起来很高，但这一定程度上是以社会道德沦丧、生存环境恶化为代价换来的。即使经济有净增长，但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权力黑洞”所吞噬，成了腐败分子的囊中之物。如果认真算算细账，有的地方百姓的所得净福利很可能为零，甚至为负数。
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已近30年，正式开始搞市场经济也有10余年，而且已是WTO成员国了，但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至今仍然不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的地位。究其原因，就是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太多，市场主体自由度不够，导致权力“寻租”严重和市场竞争不公平。
如果任“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这种现象泛滥，不仅使经济停滞不前，还会使社会道德堕落，犯罪现象日益严重，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国家也迟迟融不进国际社会，从而使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导致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资源严重流失。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作为“渔翁”的政府官员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缺少有效监督的“紧箍咒”，没有竞争的危机感，没有坐收渔利的高风险。克服和杜绝这种现象，关键是要将“渔翁”这个角色也置于“市场”的竞争之中。也就是说，敞开“政治市场”，让“渔翁”们公平竞争，由民众自由选择。选择那些坚持公正原则而不是一心谋私利、对“鹬蚌”之争进行协调和疏导而不是乐观其斗的“渔翁”，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