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教育应该是缓解社会不公、弥平社会断裂之“远水”，“远水”未必能救“近火”，但它本身不能成为“近火”，反过来炙烤社会不公，激化社会
要驳倒杨振宁氏，应该先让一步，承认他的个别论据也并非妄说。如中国大学生在中学时代训练题目做得好，也做得多，知识基础比美国学生扎实。凡有国外校园经历者，大多不会反对这一点。
但这毕竟是现象。造成这一现象原因之一，中国学生从幼儿园开始，普遍接受的是应试训练。应考一流，创新则成反比，越往上暴露得越充分，以百弊易一利，这是落后，不是成功。杨氏罗列今日大学教育公认有三项目的——“教育学生，服务社会，尖端研究”，同样没有说错。他能说最后一项很落后，也承认了一点事实，承认一点是一点。不过这样一来，能够支持他“中国大学非常成功”这一论点，也只有前两项了，可惜这两项站不住。
且说第一项“教育学生”。杨氏回避了文科，举出的都是理工科实例，以此推论大学教育非常成功，可谓以偏概全；
即以理工科论，一方面肯定基础教育，一方面则承认尖端研究落后，也暴露逻辑矛盾。如果基础教育没问题，怎么会出现尖端研究落后？杨氏以中国经济落后、起步较晚来解释这一矛盾，这是说不过去的。
即以杨氏自己的教育经历为例，西南联大毕业与赴美研究获奖，其间不过十年，饮水思源，他不会不承认前者与后者的联系，而西南联大教育之成功，首先与教育体制有关，并不是经济支撑。倘论经济条件，能够出现的是反证：今日大学所获经济条件——无论是国家投入还是家长所付高昂学费，与西南联大所处的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不啻霄壤；
为什么那时能出现杨振宁、李政道、袁家骝，而今日却乏善可陈？
说到文科教育，则更为沉痛。杨氏不是珍惜中国传统人文教育吗？传统之沉沦，一蟹不如一蟹。以我文科任教二十年的感受，这里能说的只是一句：上世纪90年代不如80年代，本世纪不如上世纪（“文革”及此前极左时期除外），现今博士生只抵旧时大学生，大学生则不如高中生。至于包括理工科在内普遍意义上的大学人文，看看北大、清华校长前不久如何主持连、宋讲演，听听那些学生在校园网上贴出的现场感受，蒙羞足矣，毋庸多说。
再说另一项为社会服务。首先看学费：10年间学费猛涨20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不超过4倍；
世界最高学费在日本，若以实际支付能力计算，中国学生承担的费用是日本的3倍；
供养一个大学生，中国居民在城镇需4.2年纯收入，在农村需13.6年纯收入，西部地区则需35年的纯收入；
25.5%的学生已表示“不愿再升入大学”，原因是“家庭负担不了上大学的费用”，在校贫寒子弟已有自喻“杨白劳”，学校为“黄世仁”。
其次看教育机会是否公正：沿海与内地录取名额严重失调。以今年为例，全国高考招生报名人数总计867万，录取率55％，北京、天津、海南等地预计录取率超过70％，而广西、贵州等地44％，远低于全国平均数。与此同时是重点大学地方化，清华在北京一市所投名额，年年超过苏、皖、川、鄂四省总和，20年不变；
同样分数在北京能上清华，在内地省市则连普通高校都落榜。百姓无奈，遂有“高考移民”之“创新”，延至今年，终于爆出海南省当地家长与移民家长在大学门口对峙互罡的丑陋镜头，斯文扫地。即使沿海都市占尽录取名额便宜，考生较易入学，多半也是直奔白领、金领专业而去，以致人多壅塞，难以就业，造成另一头过剩。
为提升毕业生“签约率”（教育史上又一“创新”名词），各级校长新增公关性“社会服务”，焦头烂额，穷于对付；
与此同时，社会所急需的各项实业岗位、技术职位，则普遍出现招生困难，几近断流。
大学教育应该是缓解社会不公、弥平社会断裂之“远水”，“远水”未必能救“近火”，但它本身不能成为“近火”，反过来炙烤社会不公，激化社会矛盾。
今日大学与社会如有“联系”，不是“成功”，更不是“非常成功”，而是怨声载道，危机重重。杨氏为之叫好，只能说他与这个社会的“联系”实在特殊，已不知社会基本感受。
与之对照的是钱学森。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医院探望，钱氏病榻陈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也是一句话，是对中国大学成功与否的另一种判断，却是面对现实说出的真话。耄耋之年，直言可贵，即使过去说过一些过头话，人们都可原谅。
杨氏也是科学家，“文革”期间也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人们也不是不能原谅。但在今天，信息基本畅通，说真话并不需要付出太大代价，还是那样说话，则匪夷所思，令人失望。他本人是否总结教训，不重要，也不必苛求。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应从这一个案培养起自尊自信，以平常心平视各类海归名人。这也是教育，是自我教育，倘如此，则吾民幸甚，教育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