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暖阳普照的冬日上午，记者慕名来到吴家麟教授远离闹市的住所，采访了这位德高望重的法学家。
吴家麟先生1951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进人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学习，同年年底调国家法教研室任教。历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宁夏大学副教授、教授、副校长、校长，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中国法学会、中国政治学会理事等职务。现在吴家麟先生告老还乡，颐养天年并作一些研究。
初见吴老便觉得他是个极和蔼的人，睿智的眼神混合着亲切、和善的光芒，这大大冲散了记者拜访大师时的紧张和不安。我们的话题就从吴老与宪法的缘分开始。
从大学时代起，吴家麟就是宪法的忠实拥趸，不仅担任宪法课的课代表，还组织了一个宪法学研究小组，而他自己就任组长。宪法带领他跨进了法学大门，又使他在50多年前的那场反右斗争中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
吴家麟说：“1957年春天，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传达了。这个讲话确实振奋人心，特别是极大地温暖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广大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宽松局面终于到来了。在当时的形势看采，提意见、揭矛盾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响应党的号召的重要标准。”
“我这人有个怪毛病，爱提意见，而且喜欢主动提而不喜欢被动提。大学毕业时就是因为爱提意见而没有留校任教。1957年5月27日下午，我应邀参加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的一次征求意见座谈会，发了言。”
“我的发言中谈到了三个问题。一是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领导力量，但两者应有所区别，不能以党代政。二是法律制度方面的问题，当时我国的法制建设还比较落后，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现象比较普遍。三是向政治学会领导提的几点建议。”
“没想到一场风暴开始了，”说到这里，吴教授有些激动，“发言后十天左右，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我也因为那次发言被打成了右派。”
吴家麟先是被发配到北京南苑农场劳动，1961年右派摘帽后到宁夏大学任教。
“说实在的，我当初是有点后悔自己的直言不讳。但我是个天性乐观的人，在南苑农场劳动的时候我还一边劳动一边唱京剧呢。”正是凭借着这股惊人的毅力，吴老撑过了艰辛的农场生活。
1997年，海内外有人倡议开会纪念反右斗争40周年，他说，“对此我不感兴趣也不表赞同，因为这不是什么好事情，有什么好纪念的?更何况有的人用心不良，不能不加以警惕。但是，我一直认为，对这一场狂风暴雨作一番认真的总结和反思，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评价其导致的恶果，总结教训并引以为今后的鉴戒，以避免今后重蹈覆辙，还是很有必要的。”
吴家麟先生走上宪法学研究的道路，首先要归功于张志让先生。
新中国一建立，张志让就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并仍在北大法律系兼课。吴家麟担任课代表的宪法学课，正是由张志让先生授课，宪法学研究小组也是在张的热情支持下组织而成的。在北大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当研究生时，吴家麟又一次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国家法专业，也就是现在的宪法学专业。因此可以说，张志让先生是他进入宪法学界的引路人。
吴家麟深深地被浩瀚无垠的宪法学吸引了，并义无返顾地投身其中，即使研究宪法使他遭受了人生重大的打击，也依然毫不后悔。“为共和国的民主和法治事业鼓与呼，甘当发展民主和厉行法治的铺路石，是我的毕生志愿，也是我终身的事业。”
那场政治风暴，不仅中止了共和国寻找民主的进程，也中止了吴家麟起步不久的宪法学研究事业。1961年，来到宁夏大学任教的吴家麟开始讲授与政治无关的形式逻辑。虽然迫于当时的处境，他暂时脱离了法律界，但他在感情上一直未能割断与法律界的联系。拨乱反正后，司法部开始组织人员编写法学教材。王珉灿作为法学教材编辑部主编，请他参加《宪法学》和《法律逻辑学》教材的编写，这才把他拉回到宪法学界。
思想的牢笼解除了，被压抑太久的理想放射出无穷的光芒。
吴家麟重新归队时，正值我国1982年宪法制定的前夕。在政治学会成立的座谈会上，吴老做了题为《“竞选”小议》的专题发言。发言从历史、现实的角度，论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可以而且应该搞竞选，提出“要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揭掉贴在‘竞选’上面的‘资产阶级’标签，破除‘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竞选’这一成见”。“竞选”在当时是一个禁忌话题，吴老这石破天惊的言论引起与会人员激烈争论，以致于这篇文章在发表的时候不得不改成《对选举制度民主化的建议》。竞选这个在当时过分前卫的观点，并没有被八二年宪法完全吸收，但它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当时乃至今天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
先生1961年开始在宁夏大学教授逻辑学。他讲课素来只有一本薄薄的讲义和一叠卡片，讲义里是讲课提纲，卡片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语录。仅凭这些东西，他便能够洋洋洒洒地将这门颇有些枯燥又难学的课讲得生动、易懂。但是，对任何一位有着强烈法治理想的人来说，被迫远离自己最深爱的宪法学事业，都是非常苦闷的，何况这一晃就是二十几年。
“大好的时光被荒废了，实在可惜。侥幸的是，由于我没有资格写大字报和参加大辩论，因而就能置身于大字报、大辩论的战场之外，这样就能把宝贵的时间用于钻研经典著作。”
重新回到法学界的吴家麟很快地进入了创作旺期，从复出到1996年，他共发表100多篇法学论文和演讲。他的很多文章，《我国的法学为什么落后?》、《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问题》、《邓小平的民主思想和法治主张》、《“议”“行”不合一》等等都曾引起过热烈的讨论。
在吴老心目中，有着对法治国家宪政的憧憬。
“首先应该是有法可依，这个‘法’还必须是良法，使法律对国家的公权力可以起限制作用，法律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要尊重、保护。在法治的情况下，任何个人都要服从法律，要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而法律的权威性又集中体现在宪法具有最高权威上面。”
“现在，我们国家的法治观念还很淡薄，反倒是人治的影子时不时可见，老百姓对法律没有信仰。我在任宁夏普法讲师团团长期间，曾经以律师身份代理过几个案子。他们找我，并不是因为我是什么著名法学家，而是认为我和当官的比较有交情，讲的话能顶点用。很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情况在相当范围内还是存在的。”
“虽然我们离法治国家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但我对中国法治的前景是乐观的。我的乐观也不是盲目的乐观。说什么问题都没有，我是不相信的。毛主席曾经说过，有困难，但有办法，有希望。法治建设的道路是曲折的，你不能把它想得太简单；
前途又是光明的，中国要搞法治，这已是不可逆转的了，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相信，只要经过我们的艰苦努力，就能使我们的法治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1985年11月19日，宁夏自治区成立普法讲师团，团长正是由吴家麟教授担任。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他用课余时间到全国各地巡讲，涉及全国25个省、市、区。
“理论研究当然是每一个法学家的份内工作，但是普法工作也很重要。一个国家，如果老百姓对法律没有信仰，那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法律的施行，一个靠执法者，另一个靠老百姓。如果百姓都懂法律，则他们不仅能遵守法纪，还能对执法者起监督作用。”
临别前，向吴老借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他在1996年出的自选集，白色的封面上，除了“吴家麟自选集”和“宁夏人民出版社”几个字外，就是一幅松竹梅的画。他说，松竹梅是他事业理想和人生追求的形象化。“松、竹、梅所象征的是高尚的人格、坚强的性格和无私的风格，都是理论工作者应该学习的，但学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学习者不仅要坐而言，而且要起而行。我所抱的态度是‘余不能也，心向往之’，虽然不能完全学到手，但也得力求接近。”
梅的傲气，竹的坚韧，松的挺立，这就是吴家麟先生在波澜起伏的宪法人生中，从未改变过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