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教育部实行的四年一度的本科教学评估，目的在于借评估促进、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其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任何好的设想都必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和文化土壤，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所谓“淮橘为枳”是也）。本科教学评估就是这个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由于缺少配套的制度保证，各个高校在迎接本科教学评估（简称“迎评”）过程中已经产生许多奇奇怪怪、匪夷所思的事情，堪称中国教育界“二十年未睹之怪现象。”
除了极少数几个全国名牌大学以外，绝大多数大陆高校都把“迎评”看得高于一切，成为全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每当评估临近，整个校园立即进入特级警备状态，所有教职工必须全天值班，各级领导必须二十四小时待命。可谓草木皆兵，如临大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各个教研室的书架必须放满图书，如果没有，就把教师家里的图书搬来充数，评估之后再拿回去；
所有教室、教研室、办公室的每个角落必须用白手套擦不出一点黑色。如此等等。
在这样的不正常“戒严”状态，难免产生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这里讲三个发生在去年的真实故事。
故事一：中国中西部某高校，在评估组专家听课抽签的时候，抽到一个恰好讲课效果不好的老师听课，领导情急之下编出了一个堪称缺德的理由：由于其父刚刚“去世”，该老师去“奔丧”了，无法上课。结果只好重新再抽，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灾难”。
故事二：南方某高校为了以整洁的校园迎接评估组，给专家一个好印象，决定全校学生停课一周大搞卫生，掀起了人人搞卫生的高潮。恨不得校园中每块石头都纤尘不染。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评估组到达前的一两天，学校竟然在每棵树下派一个学生站岗守卫，其职责就是把树上每片掉下的叶子捡起来。
故事三不是发生在某个大学，而是发生在几乎所有大学。在专家组来前，全校动员进行集体大造假运动，把所有四年来的学生作业、教师教案、学生论文和试卷全部调出来进行“认真”的审查，消除所有明显的和可能发现的“纰漏”。比如：把已经封存的学生试卷拿出来重抄一遍，甚至重新出卷、重新答题（分数不变）；
把学生毕业论文拿出来进行彻底的精加工，增加三千字以上的英文资料翻译、不少于一百条的注释和参考书，结果把一个本科毕业论文活生生拉成比硕士论文还要长的厚厚一本！上面有教师每周的修改意见和学生每周的修改情况记录。真是一出活闹剧。
出现这样荒唐透顶的现象，原因到底在哪里？大学可是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这里人的平均智商怎么着也不会低于人口平均水平吧？怎么突然之间大家成了弱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有人把原因归结为教育部的评估政策的时候，教育部反问：谁叫他们这么搞的？这样搞绝对不是我们的本意。我想这是教育部的真话。那么问题在高校领导么？各个高校领导实际上也有自己的苦衷：教学评估与太多的利益牵连在一起：学校的地位和知名度，教育部或地方政府的经费投入额度，学生招生人数，等等。这些可都是事关学校命脉的！我们输得起吗！
是啊，谁都输不起。可是评估总是要有等级的，所以“输者”一定是免不了的。不是你“输”就是我“输”。问题是无论输赢都要公正，学校的排名和等级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真实地评选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包括弄虚作假在内的突击方法临时“抓”出来的。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并不难。一个比较不那么激进的方法是教育部应该改变评估的方式。首先，应该改变评估方式，平时经常性地对学校的本科课教学质量进行调查摸底，深入到学生和教师中获得确切的信息，而不是几年来一次大的评估“运动”，更不应该在评估开始之前让被评估的学校领导具体了解到评估组的组长和成员名单、到达时间等等细节。在被评估学校完全不知情、事先完全不通知的情况下，进行突击检查。这样至少可以消除或减少对方事先搞突击“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样作的前提是教育部必须坚持廉洁和公正，对于内部的泄密者要严惩不贷。其次，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应该突出软件方面，而不是片面强调硬件（诸如大楼、占地面积等等）。一方面，软件和大学师生的科研和教学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比硬件更加重要，另一方面，软件相对不那么容易突击“提高”。比如：应该把图书馆的藏书量、教师和学生使用图书资料的效率，授课和考试方式等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目前本科教学存在的普遍问题是教科书陈旧老化，大班满堂灌，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次数和质量偏低。这些都应该通过评估得到克服。也就是说，不要让评估演变成为一种形式，一种变相的形象工程。
一个更加激进也更加根本的方法，是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和评估权力的分散，最后的目的是打破评估主体的一元化和评估权力的垄断性评估权力的垄断与其他权力的垄断一样必然滋生诸多弊端，结果是各高校惟上级主管部门马首是瞻，搞出种种欺上瞒下的事情来，使得教育部的评估声誉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