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越来越接近洋务运动的真相了。
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又称“同光新政”(同治到光绪年间的新政)，或“自强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造反风起云涌。清政府摇摇欲坠之际，体制内一些有远见、有能力的高级干部，主张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新式工业，培养新型人才，训练新式军队，以拯救垂危、追求富强，所以史称“新政”或“自强”。
但是，你随便问一个中年人，对晚清洋务运动有何印象？多半的回答是：买办、卖国、镇压人民起义。
这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僵化的历史观打下的印记。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说，洋务运动的后果，一是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二是加深了人民的灾难，三是加深了满汉统治阶级的裂痕。各种教科书和文艺作品就此互相克隆，结果正如学者李时岳所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办洋务就是买办化、卖国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李时岳、夏东元等相继发表著作，为纠正僵化的历史观做了初步努力。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起到1919年止，总计80年，洋务运动占了将近一半时间。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国近代工业起步，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之际，在中国工业化步入中期的今天，有必要重新评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第一次工业化的艰辛努力。
内外交困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老大帝国日益衰落。
1851年1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1853年3月占领南京并在南京建都，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太平天国成为与清朝政府对峙的政权。
同时，在山东、河南一带起义的捻军也响应太平军，在安徽蒙城建立“大汉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
正值清军与各地起义军激战之际，外患又来了。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6月，清政府被迫先后与俄、美、英、法分别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同年5月，清政府特使在俄国武力威压下，被迫与俄国签订 《暧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
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天津。9月，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河北承德)。10月，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清政府于当月分别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
11月，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余万平方公里领土割让给俄国。后来俄国通过勘界谈判，在中国西北又强占了四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俄国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大获利者，总计侵占中国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
1861年8月22日，在羞辱和恐惧之中，咸丰病死热河。
27岁的慈禧与30岁的恭亲王奕?勾结起来，发动政变，把咸丰临死前钦定的八个“赞襄政务大臣”(辅佐政务大臣)中的载垣、端华、肃顺三人杀掉，废黜另外五人，夺取了最高统治权。
思想启蒙
1840年，林则徐在实战中体验到英国的船坚炮利，提出了“师敌长技以制敌”的口号，并付诸实践。他从美国购买“吉塞皮克号”商船，改装为战舰，配备英国造大炮34门，这是中国从西方引进的第一艘近代军舰。
著名的改革派知识分子魏源于1842年完成《海国图志》60卷，后经补充，1852年扩编为100卷，近90万字。《海国图志》发展了林则徐的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个有名的口号。魏源说，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像俄国彼得大帝一样，从各方面向西方学习，包括引进西方技术，建立船厂和军火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
然而，中国传统的认知是什么呢？古代先民认为中国是 “天朝上国”，周边国家和民族分别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都是没受过礼仪熏陶的落后民族。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华尊夷卑”的观念。鸦片战争之前沿用的一些世界地图，把中国画得很大，汪洋大海却绘得很小。乾隆十二年奉旨编修的《清朝文献通考》，说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中国正好位于大地正中央。
魏源却告诉人们，天是圆的，地也是圆的，中国并不在世界正中央，而是在亚细亚东南，是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中的一个。在魏源笔下，“夷狄”竟然是繁荣昌盛、交通便利、制造精美、重视教育、政治民主的文明之国。民众读书识字，生活比中国富裕得多。这还了得！大批保守的士大夫群起而攻之，甚至上书朝廷，指控魏源等人“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简直就是汉奸！
一些“开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并未因此吓倒。曾任闽浙总督(福建浙江一把手)的徐继畲著 《瀛寰志略》，于1848年刻印问世。这部书以图为纲，介绍了各主要国家的情况。
随着洋务运动兴起，国人要求打开国门、了解外面世界的呼声日益高涨，《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大量重印，几乎“家置一编”，对洋务派、维新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争压力
一场波及全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除了思想启蒙之外，当然还有急迫的现实原因，这就是战争的压力。
先看中外战争。
清军与洋人交手屡吃大亏。令清廷震惊的是，洋人依靠船坚炮利，往往以很少兵力，就能击溃上万乃至数万清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仅数千人及舰船四十余艘，就攻陷浙江定海、宁波、镇海、江苏镇江，还拿下了广州、上海。在战争中，守卫广州的清朝名将杨芳，竟然下令搜集民间马桶，放在几个木筏上，飘向洋面，以保卫海边炮台。杨芳把这叫做“以邪制邪”，结果当然无效。当时就有人写诗讽刺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再看国内战争。
太平军也了解洋枪洋炮的利害，大量购买西方军火。
1862年，李秀成率大军前往解救天京之围，以炮火轰击湘军：“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
内外战争压力，逼迫清廷迈开洋务步伐。
洋务运动的兴起，确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相关，不容回避。洋务运动发展起来之后，取得划时代进步，也不能否认。农民起义反抗腐败暴政固然可歌可泣，但太平天国本身也存在诸多严重弊端。李时岳指出：“农民不能创建新社会”，这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洋务派镇压农民起义，手上沾满鲜血，是刽子手；
但他们努力推进工业化，艰难推动中国进步，又成为改革者。这就是历史的迂回和曲折。如果以为改革者必须毫无瑕疵，那并不是事实发生了错误，而是自己的观念近乎幼稚。对于复杂的历史，采取非黑即白的情绪化或片面的态度，很难接近历史的真相。
1861：洋务运动破土
在内忧外患之中，切盼自强的清政府于1861年1月20日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 被任命为首席总理大臣。这是洋务运动开张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夏东元说，总理衙门是适应改革开放需要而诞生的最高政权机构。
就在这一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是洋务运动起步的又一标志性事件。
创办这个军械所，是为了独立自主地开发兵器。
1862年，军械所研制成中国第一台实用蒸汽机，同年年底建造了中国第一艘木壳轮船。这标志中国进入了机器制造时代，中国近代工业由此肇始。军械所的劳动力，成为第一批接受工资付酬的工人，资本主义企业就此在中国开端。
另一重要事件，是京师同文馆在1862年(同治元年)6月开馆。表明洋务运动深入到教育领域，教育改革开锣。京师同文馆聘请外籍教师，教授英文、法文和俄文。学习内容还有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以及翻译技能。
洋务派和顽固派
搞洋务是个新鲜事物。随着洋务运动起步，顽固势力猛扑过来，给洋务派扣上“破坏国家安全”的大帽子，千方百计加以阻挡。围绕着洋务问题的争论，官员们逐渐分化为两大派别：洋务派和顽固派。
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有奕? 、大学士(总理级高官)桂良、户部左侍郎(财政部副部长)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
顽固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有大学士倭仁、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朝廷各部门有众多官员附和顽固派，地方上则有大批保守的地方官、士绅和八股书生。
洋务派和顽固派爆发的第一次大冲突，由同文馆引起。
1866年底，奕?根据郭嵩焘(曾任皇室秘书、广东巡抚)提议，建议朝廷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馆、算学馆，扩大学习西方的范围。另外，为了提升学生入学前的文化程度，提高学习效率，奕?建议招收三十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出身的年轻人才，入馆学习。这本来是很可嘉许的措施，却遭到顽固派猛烈攻击。在顽固派看来，教小孩子学外语已属汉奸行为，再招科举出身的人去学天文算学这些 “奇技淫巧”，岂不是要“以夷变夏”吗？
顽固派对此提出三点非议：一、轮船买就是了，洋炮买就是了，为什么要花老大功夫去学这些东西？二、“师法西人为耻”；
三、“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有的顽固派甚至指使人散发万言书攻击洋务，并在街上贴出讥刺同文馆的对联。
奕?在朝廷辩论中批驳顽固派说，买是“权宜之计”，而学习制造则是“永远之谋”。
关于耻辱问题，奕?说，最耻辱的是不如别人。连日本尚知发愤学习，独中国因循守旧，不思振作，这不是最大的耻辱吗？“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那就会永远不如别人，耻辱的帽子也就永远戴在头上了。奕?的批驳是很有见识的。
最后，顽固派的“王牌”——全国理学权威、大学士倭仁亲自出马，于1867年3月上书指责同文馆。他的理由是：“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
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还说，“夷人吾仇也”，“师事夷人”，即为“事仇”，其罪大矣。中国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奕?痛斥倭仁说，当今之势，正需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才能实现自强，以抵御西方侵略，他请倭仁举出国内“精其术者”。慈禧也责令倭仁举荐精通天文算学的人才。
倭仁一看慈禧支持奕?，苗头不对，赶快转向说：“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同文馆一役，洋务派取得胜利。这种恶斗，一直贯穿洋务运动始终。
军事工业四大骄子
军火贸易很坑人。
“买一颗从英国炮船上偷来的很普通的十二磅炮弹要费三十两银子，买一万粒最坏的铜帽也要十九两银子。”热兵器弹药消耗很大，军费难以负荷。怎么办？只有想办法自己造。江南制造总局、马尾船政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应运而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厂址迁往城南黄浦江畔高昌庙镇，即今江南造船厂旧址。
1868年建造成第一艘木壳轮船，定名惠吉号。
1867-1904年，总计生产工作母机117台，起重机84台，汽炉机32台，汽炉15座，抽水机77台，轧钢机5台，其他各种机器135台，零件及工具110万件。又制造了第一个炼钢炉，中国第一炉钢就是这个炼钢炉于1891年炼出来的。
当然，最主要的是造枪炮。江南总局不断仿造英美步枪大炮，武装湘军淮军。到19世纪90年代，每天能生产子弹9万发。
马尾船政局。由当时担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于1866年在福州马尾山创建，后由沈葆桢接手。到1874年，建成了一个以造船为中心的大型兵工企业。
1869年，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排水量1370吨。到1905年，船政局建造军舰和商船各四十艘。1887年，第一艘钢甲船平远号下水。
船政局建立了福州船政学堂，招收学生学习，先后派出三批学生去欧洲留学，广为人知的留学生有严复、邓世昌、刘步蟾等。
金陵机器局。1865年，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江苏、安徽、江西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清朝江苏和安徽两省同属江南省)，在南京雨花台附近创办金陵机器局。
金陵机器局主要生产大炮、子弹、水雷等军用品，规模小于江南制造总局。
天津机器制造局。1867年创办的天津机器局主要生产大炮、炮弹、子弹和水雷。除此之外。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清廷决定加快海军建设，天津机器局又上马制造军舰、鱼雷艇等。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中，天津机器局遭到毁灭性破坏。
民用工业五大亮点
有论者说，轮船航运、电线电报、纺织工业与煤铁开采，是洋务派开创的四大民用工业。但铁路对于中国的意义实在重要，所以把铁路也加上去，成为五大亮点。
轮船招商局。清政府于1873年批准成立轮船招商公局，不久改为轮船招商局。开始为官办，半年没成效，后经李鸿章定位为官督商办。
1877年，轮船局购并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接着与实力强大的英国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展开竞争。太古、怡和为了挤垮轮船局，在长江航线极力跌价，但轮船局依靠官民支持挺了下来，迫使太古、怡和坐下来谈判，于1878年签订了三家同价运输合同。
不久，销价竞争又起。轮船局把太古公司总买办郑观应挖过来，谈判实力大增，迫使两家英国公司在1883年再度签订同价合同。轮船局在合同中取得较多生意额度，占了上风。
1890年，销价竞争再起，轮船局利用两家英国公司的矛盾，在利润连续下降的困难情况下不打退堂鼓，咬牙坚持。结果，太古公司濒临大额亏损，挺不住了，只好于1893年第三次签订同价合同。轮船局股票从1890年每股50两一度攀升至每股200两。
电线电报业的创办与发展。尽管洋务派沈葆桢等人自1870年起就多次上书要求架设电线，但在顽固派抵制之下，清政府置之不理。
1874年，李鸿章据理力争说，日本今年侵犯台湾之际，我方用写信调兵，动作过慢吃了大亏。清政府逐渐改变态度，从1880年起，先在津沽架设电线，继而在1881年建津沪电线，1882年建沪粤电线。
从1881年起，清廷批准在天津正式开设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人才。电报业务在各地先后开展起来。
纺织工业创新。先是陕甘总督(陕西、甘肃两省最高军政长官)左宗棠的部下赖长在兰州创办官办的兰州织呢局，1880年建成投产，为早期开发大西北的壮举。
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几经波折，于1889年12月建成，为官督民办。该厂产品质量与进口洋布差不多，年产24万匹。
煤矿开采和金属矿的开采与冶炼。英美等国一直觊觎中国煤矿，要求在台湾、华北、江苏等地投资开采，均遭清政府拒绝。1880年代中期，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多次建议自己开挖煤炭，并痛斥了挖煤会破坏风水的顽固派谬论。曾、李、沈的意见，最终获得总理衙门大力支持。
从1875年起，先后在河北磁县、台湾基隆、河北唐山等地开办煤矿，是为中国机器采煤之始。
从1881年起，先后开办河北承德铜矿、山东招远金矿、云南铜矿、湖北大冶铁矿等。张之洞于1893年建成湖北汉阳铁厂，由于坚持官办，导致营私舞弊，浪费惊人，盛宣怀、郑观应接手改为商办之后，汉阳铁厂才逐渐走上正轨。
筹建铁路。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出资修建了0.5公里长的一小段铁路，车厢不是由机车牵引，而靠人推，但立即被清政府官员下令拆掉了。
1860年代，就修不修铁路的问题，清政府曾有三次大讨论。这三次讨论主要是针对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修铁路的请求。讨论结果，坚决反对外国人投资修铁路。
进入1870年代，洋务派一再建议自己修铁路。李鸿章说，中国“富强之势，远不逮各国者，察其要领，固由兵器兵船讲求未精，亦由未能兴造铁路之故……若论切实办法，必筹造铁路而后能富强。”这句话倒很能体现洋务派的主旨，就是不触及制度，单以工具理性立论。张之洞后来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为此意，不过是一个更简练的纲领性表述。
到了1880年代，又有三次大辩论，这三次辩论的主要议题变成了要不要自己建铁路。顽固派极力反对修铁路。他们的理由是：“铁路一开，开门揖盗”，外国人很容易进入中国内地，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了；
再有就是修了铁路，内地的利益就会被外国人用铁路这个吸管吸走；
最后就是修铁路破坏风水。
淮军将领刘铭传以及李鸿章对这些冬烘之见一一予以驳斥。
此时光绪已登基多年。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 权倾一时，幸运的是，他坚决支持建造铁路，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
其实，早在1881年，在奕?暗中支持之下，为解决开平矿务局运输需要，就修建了唐山至胥各庄11公里铁路，此为中国正式有铁路的开始。开始是机车牵引，但顽固派说火车行驶会震动皇陵，只许用骡马托拽，把火车变为马车，后来经过力争，重新使用机车。
1886年，在奕?支持下，开平铁路公司成立，将铁路延伸到天津大沽。1888年全线竣工，李鸿章第一次坐火车从天津直抵唐山。
建设近代海军
1874年，日本军队乘军舰侵略台湾，给了清政府很大震动。朝廷上下一致认识到：“御外之道，莫切于海防；
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
1875年，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制造和购买铁甲舰，对付日本。另设福建海军，掌握在闽浙总督和福建船政大臣手中。正规的海军建设从这一年开始。
1884年6月，中法海战爆发。8月，法国远东舰队攻入闽江口，消灭福建海军全部军舰，并摧毁了马尾船政局。这是海军的一个重大挫折。
清政府追究责任，整顿海军，成立海军衙门，决定集中力量办好一支舰队——北洋海军。
到1888年，北洋海军初步成军，共有25艘军舰。5艘自己制造，其余花巨资从国外购买。李鸿章还打算再行扩张，但由于海军军费被慈禧挪用修建颐和园，无法再添置装备。
北洋海军成军之后，日本于1894年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由于清政府体制性腐败病入膏肓，再加上指挥不当，以及海军内部的派系矛盾，致使北洋海军一朝覆灭。
北洋海军覆灭，是洋务运动的最大悲剧。这个悲剧表明，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最后连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有鉴于此，甲午战败之后，光绪皇帝及戊戌变法诸君子吸取洋务运动的教训，下决心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企图从制度变革入手，改变大清帝国的积弱病态，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