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曾经说过,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顾准同意这一判断,他批评“史官文化”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确实,“史官”二字的重心在于一个“官”字,“史”在这里是服从于“官”,服务于“官”的,卷帖浩繁的二十五史都是史官修的“正史”,此外的史书都被看作是“野史”。说白了,所谓“正史”也并无自身独立的价值,是从属于帝王权杖之下的,充其量只是给帝王“资治”的镜子。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史官文化”毫无正面意义,司马迁以忍辱之身秉笔直书他栖身的当朝事,以文治武功睥睨一世的汉武帝对他的记录、评判也抱有或多或少的敬畏。还有更早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史官文化产物的正史,因为他们这样的史官一代代的努力而获得了一点尊严。
进入近代,随着循环王朝的陨落,史官文化开始消亡,史官的功能实际上被新闻记者代替了,有些记者主观上并无这样的自觉,客观上却以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了亲历、亲闻的历史。有些报人本身就具备强烈的历史意识,报业巨子史量才认为报纸是“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他曾声言要把《申报》办成供后人借鉴的“史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说,新闻记者的位置就如同昔日的史官,史官要有不畏强权的精神,不惜杀身成仁的意志,而且要兼具才、学、识,记者也应该如此。
今天看来,包括《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在内,未尝不是一部部各有特色、各有侧重的中国近代史,在摆脱了帝王一家一姓的统治之后,关注时代思潮、国计民生、社会世态的新闻记者,也已经超越昔日史官只能为皇家做起居注、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宿命,视野更为开阔,目光所及不再是狭隘的朝廷,而是社会各个领域、各个侧面。要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史,记者们留下的记录就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手材料,那里面有一个个真实的侧影,那是不同眼睛看到的历史面貌,合在一起就是一幅大致上接近本来面目的历史画卷。
可以说,一个独立的新闻记者实际上也担负着史家的职责,他的目光所及都将成为历史,他手里握的笔就是史家之笔,不仅记录今天,而且昭示后世。记者的责任因此而显得沉重,无冕之王的桂冠因此而笼罩着一层光环。我对中国近代史关注得比较多,在史料方面,最初我比较看重政治史、思想史上那些人物的文集,这些年渐渐转移到老报纸、老刊物以及报人、记者的文集上,原因在于后者更接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往往能从细微处看到历史的真相。比如一张新闻照片,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早在1909年慈禧太后出殡时有些新军士兵就已剪了辫子。
只活了32岁的杰出记者黄远生,在民国最初几年发表了许多生动的通讯和犀利的评论,其立场相对中立、客观,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复杂的年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部80万字的《胡政之文集》,从1912年到1948,则跨越了整个可歌可泣、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过渡时代,从简短的电讯、时评到详实的通讯,这是一个记者眼中的风云,笔底的波澜,凝铸为“一个人的民国史”。
澳大利亚国籍的莫理循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身份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目击时代的风云变幻,亲睹一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时的曲折和艰辛,以异域文化的视角,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写下的那些电讯、特稿、采访,无疑都有着独特而珍贵的史料价值。比如,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的那次西北之行,就见证了——即使是西北广袤贫瘠的大地上也开始萌动着新文明的嫩芽,新式教育、企业、警察、邮局、地方议会等都已出现,只是清朝主动变革的步伐迈得太迟缓了,才会被革命的浪潮所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