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顾一下我个人的阅读经历，对我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无疑是这样两个人：胡适与鲁迅。先胡后鲁，我这样排列，显然是一种价值选择。如果按照阅读的时间顺序，却是先鲁后胡。这不奇怪，作为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如果从70年代开始阅读，那个时代我能读到的书，马列毛之外，只能是鲁迅。很清楚地记得，在苏北乡下刚进农中读初一时，午后走进老师的办公室，桌上看到一本厚厚的书，精装的，那是50年代出版的硬封皮的鲁迅著作。拿起书，抚着发黄的书页，如同在抚学问本身。至于胡适，对不起，尽管最初接触也是在70年代，但记不清第一次印象了。其实是没印象，因为那时根本看不到胡适的书。知道他，好像是出于那个时代编印的读报手册之类。这两个人，以两种相反的形象进入我白纸般的大脑：一个是硬骨头和民族魂，一个是帮闲和帮凶，乃至战犯。显然，这是那个时代给我灌输的印象，先入为主且牢固，想擦掉都难。
然而，读鲁虽早却并不系统，断断续续，凭兴致而已；
而且长期以来是在年轻时就形成的那个印象中去读，未曾更变。读胡很晚，晚至世纪之交，甚至转过世纪。并非长期刻意不读，而是80年代就碰到过，但觉得文章不甚好看。比如那个《文学改良刍议》，读胡时通常总要先读它，读它很可能就再没兴致读其他了，至少我是这样的。但，90年代以来，由于对自由主义的认同和自己在那段时间所做的知识分子研究，个人的知识框架和思想框架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我是在这种变化了的框架中拿起胡适的，一旦上手，就比较系统地读了进去。与此同时，又系统地开读鲁迅，并自觉将两者作比较，主要是思想比较(因为这两人正好是知识分子的两个不同个案)。正是在这对读和比较的过程中，年轻时被灌输的印象化解了，并形成属于自己从阅读中得来的印象，很体己。
胡适和鲁迅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他们两人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 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直到今天，21世纪的中国，依然没有走出胡鲁时代的思想困境和文化格局。当年胡鲁的问题，也是今天的问题，当年胡鲁的选择，依然是今天选择的参照。于是就很想写一本书，要在呈现胡鲁之间的思想差异以及不同的文化追求(包括重新梳理涉及他们两人的有关事件)，从而在胡鲁诸种不同的比较中，望能有鉴于21世纪的文化重构。于是，读书写书，围绕胡鲁，便成了这个世纪前五年我个人生活中的一项内容。写作的过程就是熟悉胡鲁的过程。犹记那个炎热的夏日，左抱鲁、右拥胡，两人的书同时摆开，交替看、递次读，斜倚在长沙发上，头上还有嗡嗡的空调，很惬意。读着读着，就忘了写。
我姑且把我写的书起名为《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这个题目是模仿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显然，如果在中国，类似这样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又足以代表两种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不是胡鲁还能有谁。在法国，萨特偏左、阿隆偏右。20世纪的中国，鲁迅是左翼，相形之下，胡适靠右。当然，这种说法只是在胡鲁比较的框架中才能成立。因为胡适和他所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中道，它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兑，一是左翼激进主义，一是右翼保守主义。
不过，说胡鲁是知识分子，还需要稍作解释。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因做知识分子研究，便形成了我个人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在我看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有两层意思：一，它是吃知识饭亦即是以知识谋生的，但在谋生之外对社会事务又有公共关怀；
二，它的公共关怀使它成为一个权力的批判者，即以批判体制为务且不与其合作。以此为衡，胡鲁正好是一个颠倒。鲁迅在教育部长期任职时(佥事／科长)，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他离开教育部，尤其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才是。胡适相反，他在《新月》的“人权论战”时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但后来一为驻美大使、二为北大校长、三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便使他无以再是知识分子了。其实，在胡鲁比较中，是不是知识分子无所谓；
因为知识分子仅是一种身份，并非道德符号，更不是什么荣称。
犹记某日，朋友上门，手上拿着一本刚买的《阳光与闪电》。这是一位美国学者比较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书。很惭愧这本书我至今没看，但当时从朋友手上拿过来的一刹那，眼睛一亮，这不正是可以用来形容胡鲁的一对比喻吗。阳光与闪电是面对黑暗的两种方式，在比较的意义上，温和的胡适不妨是阳光(且看他那惯见的春阳般的笑容)，犀利的鲁迅当然更合适是闪电(包括他的眼神和文风)。闪电以它的锐利，可以刺穿黑暗，让黑暗现出原形。但，闪电并不能驱散黑暗，且复归于黑暗，同时使黑暗更黑暗——因了它刚才的照亮。当闪电消歇之后，战胜黑暗的是阳光。和闪电相比，阳光不迅即，却持久；
它不是在黑暗中穿刺，而是在黑暗的外面将黑暗连根拔起。不妨看地平线上的黎明，阳光与黑暗交锋，黑暗是在阳光面前一步步退却，消解于无形。
以上的比喻，其实包含了我对胡鲁的看法，面对黑暗，鲁迅的方式是诅咒。胡适不同，他不是诅咒，而是点燃一根蜡烛去照亮。正是这一根蜡烛，微弱而持久，最后引来了漫天阳光，而它本身却熄灭于阳光之前。可以看到的是，胡适和鲁迅都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后，但，走出二十世纪的 “黑暗的时代”，谁是最终的胜利者？
胡鲁也好，阳光与闪电也罢，斯人已逝，流水不复。读胡鲁时最大的感慨，就是胡鲁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包括不同的制度文化)，以至他们可以成为两种不同的价值符号。然而，在那个扰攘不安的岁月中，两种符号，两条道路，懵懂的我们作出了什么样的选择呢。历史是会走错房间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历史选择我们，而是我们选择了它。那么，我们今天从当年我们选择的那个房间里走出来了吗？翻阅手中的胡鲁，我不敢叩问别人，只能叩问自己，并且是在挨骂声中独叩……
邵建，1956年生于江苏南京，现任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文学与现代性批判》、《知识分子写作：世纪末的“新状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