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枪毙破产法”
──从重庆开始另搞一套调查
──求助江泽民、约见黄菊
──两份截然相反的调查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我们通常简称为法工委。它不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专门委员会，而是人大常委会下辖的工作机构，属于部级单位。法工委主任当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汉斌兼任，副主任宋汝棼主持日常工作。其他副主任有好几位，其中一位副主任邬福肇，刚从上海调来，是这次《企业破产法》调查组的领队。调查组一行十多人，除了国务院法制局二人、国家经委法规局一人、法制日报一名记者和我以外，其余都是法工委干部。
由于有些事务，我一时脱不了手，直到调查组在沈阳调查工作的后期，我才与之会合。第一次在一起吃饭时，法工委一位高个儿年轻人傅洋跟我开了一个玩笑：“曹破产呀，你鼓吹的破产法一到人大常委会，我们就不得不出来调查，这么多人都是围着你转哩。”
我忙说：“岂敢，岂敢！你们是立法权力机关，我只不过是为你们做些前期工作罢了。”
傅洋说：“法工委不过是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权力在常委，我们这些人只有工作的份。”大家便都笑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傅洋是彭真委员长的儿子。
说心里话，看着这么多干部在为破产法的出台而工作，我的确十分兴奋。六年过去了，破产法终于由纸上谈兵，变成了立法机关的一项具体工作，多不容易啊！在我心目中，这些出差的同行们，似乎都是破产法的朋友，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志同而道合。
晚饭后，大家三三两两在沈阳迎宾馆院内散步。我与法工委经济法室的小王边走边聊，他是法工委派到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的干部，我们在一起奋斗已经有一年半时间了，彼此很熟悉，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
“我们调查组出发前开过两次会，领导给我们交了底，这次搞破产法调查，目的是枪毙破产法。枪毙需要子弹，这子弹就是我们调查要寻找的材料。”
我听罢大吃一惊：“怎么会是这样呢？”
“他们几位领导对于搞破产法，根本就想不通。但又不便公开反对，当然需要通过调查，搜集不宜通过破产法的材料。”
我这才冷静下来了：“小王，那两次会议你作记录了么？”
“是我们单位讨论破产法有关问题，汇报出差准备工作情况，领导听了以后顺便讲了讲。又不是什么大报告，我没作笔记。”
尔后，我找到同行人员中法工委的另一位同志，据我观察，此人手脚勤快，做笔记一丝不苟。我说：
“你们前段调查活动我没参加，听说你的笔记记得最详细，能否借给我补补课？”
工作笔记，无个人隐私可言，只对局外人保密。而关于破产法调查工作，我显然不是局外人。于是，这位同志毫不犹豫地将笔记本借给了我，并叮嘱我第二天上午开会前归还就行了。
我回到房中打开一看，果然印证了小王的话。出发前的两次会议，一次在3月29日下午，一次在4月15日上午。除了小王已经讲过的情况外，还有一些精彩的领导语录：
“破产法，看来完全顶着恐怕不行。如果要搞，时机不成熟，需要大量调查。我们可以搞一个偷梁换柱。”
“这个破产法是法规中心搞的，不好办。不比土地法”（据说土地法立法拖了很长时间，具体情况不详 ── 作者注）。
“立这个破产法到底解决什么问题？关停并转这么多年，为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破产法能代替关停并转吗？现在立法时机不成熟。”
“我认为破产法条件不成熟，不应出台。我们出去调查之前，对此应该有个看法。当然，不一定作为框框。”
任何人对破产法都可能有不同看法，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么一个不叫框框的框框！奇怪的是调查之前就拟定了调查手段服务于特定的目标 ── 枪毙破产法。
有趣的是，1984年制定破产法的提案曾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积极支持，从而促使破产法列入国务院经济立法的起草工作的议事日程，经过两年的艰苦工作，国务院在1986年正式提交给人大常委会的破产法议案，却遭到人大常委下属法制工作机构某些官员顽强的、甚至是处心积虑的抵制。请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然而，这个问题该向谁提出来呢？当时我无处可提，只能把它埋藏在心里，同时告诫自己：“留点心，可别太天真了！”
离开沈阳，第二站是天津，全部调查活动我都参加了。很快我就发现，枪毙破产法几乎是“稳操胜券”。
所谓调查，除了少数参观活动以外，主要是开座谈会，听取与会者对制定破产法问题的意见。有一位厂长的发言倒是充分表现了这种调查在方式与效果上的“最佳统一”：
“昨天市政府办公厅打电话要我来开会，我问开什么会？他们说，你别管，明天上午9到办公厅会议室来你就知道了。今天来了才知道要我们谈谈对于制定企业破产法的意见，我一听‘企业破产法’这五个字就气不打一处来。我们辛辛苦苦在厂里干了30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想到还要我们破产……”这后面的话，言词激烈、声情并茂就可想而知了。
不了解破产法的人，面对破产法在心理上很容易把自己当作破产法的打击对象。而在类似“突然袭击”的调查方式中，这种心理效果就更明显了。
在有些座谈会上，我们的领导同志也会来一段开场白，客套之后，便作一点情况介绍。大体格式是：前一段调查，大部分同志都肯定了破产法的必要性，而在破产法的可行性问题上，绝大部分认为不成熟、不配套，主要指的是竞争条件不平等、企业没有自主权、价格体系没有理顺，等等。现在想听听在座的同志们的意见。
通过这样的“承前启后”，发言者纷纷就条件不平等、价格没理顺、没有自主权、负不起破产责任等问题进行具体发挥。最后又是一个“绝大部分认为破产法出台时机不成熟、改革不配套”的结论，又成为下一个调查会的起点。
有一次从会议室出来，法工委一位同志拍拍我的肩膀：“老曹啊，你刚才都亲耳听见了，绝大多数人都不赞成破产法出台，可别怪我们啊！”
我暗自思忖：决不能被套住！跟在调查组后边当尾巴，行程几千里，回北京就没有发言权了。我必须采取主动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