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书。于建嵘博士这本关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新作既是深刻严谨的学术专著，又是引人入胜的游记；
既有一针见血的报道，又有感同身受的诠释。数年来，于建嵘潜心研究安源工人，在搜集分析文献资料的同时，做了大量实地调查。另外，他本人成长于安源附近的湖南工人阶级家庭。因而，于建嵘既有浓厚的理论兴趣，又有真挚的感情投入，这罕见的组合造就出卓绝的学术研究。本书资料全面翔实，分析鞭辟入里，深入浅出，感人肺腑，不仅必将引起学术界和政治家的高度关注，对普通读者也一样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在学术层面上，于建嵘的研究作出了为数不少的重要贡献。从实证的角度看，他提供了关于安源工人所处的不断变化着的外部环境的丰富历史记录——从1922年的大罢工到今天的退休工人的抗议活动。从分析的角度看，他解构了“工人阶级”这一概念，揭示了工人内部的分野——告诉我们这些工人在雇佣、工资、福利等方面的状况相当不同。而这差异也并非仅仅基于时间，也因工种的不同而参差不齐。
于建嵘并没有把他的调查工作限制在劳动者的客观状况之内。与伟大的英国劳工史学家E·P·汤普森 (E. P. Thompson) 一样，于建嵘也对工人阶级生活的主观方面给以同等程度的重视。在他探讨的工人阶级心理的诸多引人入胜的侧面之中包括工人中广泛存在的对整个毛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怀念之情。尽管工人们承认，在毛之后进行的改革之下，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客观上得到改善；
然而他们仍然怀想那些他们曾享有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大的社会尊重的年代。在安源这样拥有影响深远的革命历史的地方，诸如这样“向后看”的感触可能至少会比在中国的其他工业企业那里更为彰显。无论如何，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安源成为了启程进行“新长征”的红卫兵们的朝圣之地，因此声名远播。今天，已经没有多少革命传统中的遗迹还依然保留；
即使那些仍然存活着的，比如安源消费合作社，已经在工人们的眼里成为剥削而非福利性质的。工人们深深的失落感——且不论表面上增加的收入——凸显出客观的经济状况和主观的政治意识之间的裂痕。正如詹姆士·斯科特 （James Scott）和其他研究抗议和反抗运动的理论家们已着重指出的那样，社会不安源于愤怒和对社会不公正的感知，而不仅仅是客观的经济环境。因此，于建嵘在安源的工人之中发现的这种怀旧之情不仅仅在学术上是有趣的，它们同样具有政治和政策上的意义。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于建嵘的研究是建立在娴熟掌握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既有文献基础上的。但这绝非简单地把流行的学术路径加以应用。于建嵘并没有仅仅把抽象的概念和模式套用到他的研究对象上；
相反，他让安源的工人们为他们自己说话。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主观世界的珍贵而振奋人心的第一手观察。
我们从矿工们对他们自身的态度和行为的叙述之中可以知道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对其子女的福祉异乎寻常的重视。是否参与集体行动的抉择，可以反映他们对参加这种行动会不会对他们孩子的前途产生影响的考量。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冲突政治理论，深受西方对于个人理性选择的重视，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家庭纽带和情感的重要性。然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而言，幸运的是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家庭纽带在矿工生活中扮演的中心角色。正如于建嵘的记述所展现出的那样，毛泽东用以动员1922年罢工的战略的第一步就是派遣李立三前去为工人的子弟建立一所学校。通过到上学的孩子们的家里进行夜访，李得以取得工人的信任和支持——这些工人后来成为安源党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支部的核心骨干力量。这种亲族关系纽带不只是农村生活的一种传统特征，它并没有象我们所断言的那样，很快会被与工业化相联系的个人主义所取代。如于建嵘的访谈所揭示的那样，今天安源的工人在决定是否参加争取退休金的抗议时，首先考量的仍是自己的选择对子女的影响。
这项研究清楚地揭示不能把工人理解为孤立的个人。决定他们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在于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亲族关系只是工人身处其中的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指出的那样，“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人们只有在与其他社会集团的互动之中才发展出阶级的观念。于建嵘的书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三组这样的重要关系中来：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工人和干部的关系，以及工人与关注他们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基于在农村进行的大量田野工作，于建嵘能够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富有启发意义的比较。很多接受他访谈的矿工的家庭仍留在农村（在湖南、湖北以及江西），他们自己也是走动于村庄和煤矿之间。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可以清楚地感知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悬殊差别——这种差别是在一个声称代表产业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这种阶级差异给过去一代的中国工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比如，安源工人不无沮丧地回忆说，在毛时代，他们想要在邻近的农村地区找一个理想的妻子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然而，现在由于改革措施威胁到了产业无产阶级的铁饭碗，加之共产党对其代表对象的更广泛定义，曾经与农民相比较享有特权地位的工人阶级的优越性正在迅速消失。一些受访者更认为，现在实施的“承包”与过去的“包工头”并无区别。从传统上说，正是包工头们把村庄里的农民招收到煤矿成为临时工人的。考虑到1922年安源罢工正是由于滥用这种旧的包工制度而激发，这一指责是颇具鼓动性的。尽管干部们仍坚持传统的招工办法和现行的承包体制之间存在着客观差别，但在决定工人的反应方面，主观感受可能比客观事实更为重要。如果今天的工人再一次把他们自己看作等同于农民的社会群体，而非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权受益人，这种认识的政治影响可能极为深远。事实上，工人和农民之间紧密的相互联系是20世纪20年代安源的重要特征，也非常有助于解释“红色安源”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那时，由于亦工亦农的安源矿工的机动性和缺乏工作的安全感，才促成了他们渴望跟随毛泽东去井冈山，并成为新生的红军的核心组成部分。
工人和干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本项研究的另一个中心议题。于建嵘在研究过程中结识的许多干部都令人印象深刻。显然，他们深深地关心着煤矿工人并为他们的安危利益不倦地工作着。但既便如此，横亘在工人和干部之间的鸿沟却依然明确无误在工人的访谈中得以表达出来。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工人描述的毛时代的干部和今天的干部之间的反差。他们认为，今天，干部可以被定义为那些有能力搞腐败的人。此外，和毛时代安全的铁饭碗比较的话，今天的干部拥有决定谁保留工作谁应下岗的权力。一些工人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把毛之后的改革描述为一场“夺权”——其间干部们牺牲工人阶级而取得了控制权。他们坚持说，工人阶级的尊严已经因为依赖取得干部的庇护而大大削弱。这种依附关系与革命前工人对包工头的依附十分相近。同样，这种对毛主义的“黄金时代”的看法，即使对安源而言也不是全部准确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它对于其他没有安源这样的“革命业绩”的企业而言更为不适用。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Walder）关于毛时代工厂的权力关系的总体研究强调工人对于干部恩惠的高度依附。他将此命名为“共产主义新传统主义”。尽管如此，今天的一些工人把他们与国家关系的总体恶化归咎于毛之后的改革，肯定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这当然是一个能够与安源的早期历史，实际上更是与整个中国革命，相互呼应的话题。没有来自象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外部世界的知识份子的全心投入，1922年的安源罢工几乎肯定不会发生——更遑论获得那样辉煌的胜利。李立三能够书写传统文言文的能力替他赢得了萍乡县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尊重，使他得以在这些人的许可下开办安源学校。正是通过教育（教育的渠道先是工人子弟学校，后是工人夜校），共产党逐步使矿工们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为他们提供比他们熟悉的且长期依靠其帮助的洪门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第一个帮助毛和李建立安源党支部的工人——铁路工人朱少连——本人就接受过几年学校教育，几乎半是工人半是知识分子。李立三由于穿着文人的长衫，以及他在到安源之前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使得工人对他尊敬得俨若神人。
十分明显，今天工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敬意仍然强烈。这从他们对于建嵘本人的欢迎和尊敬的态度中就可见一斑。尽管于建嵘反复提醒他的受访者他仅仅只是一名学者，所以并不能够代表矿工们去与政治当局打交道。然而，工人们依然把他受到的教育看作既是学术也是政治资源。人们会禁不住设想，未来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不象于建嵘这样谨慎地在学术和政治中间划出一条清晰界线的话——有可能会像一个世纪前的毛和李那样，在不满的工人中发挥爆炸性的影响。如果国家希望避免这样的挑战的话，一个良好的建议无疑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作为消解在政治上有不同主张的知识分子煽动者（更不用说秘密社会帮派分子的诱惑）潜在的吸引力的有效手段。于建嵘正确地强调了对有效的工会和法律机构的现实需要—它们可以起到疏导规范和调解仲裁工人们不满情绪的作用。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还有高质量的基层教育。正如阿马特雅·森（Amartya Sen）和他的同事们以印度为例子揭示的那样，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无论在农村发展还是稳定方面都同样有着巨大的回报。
本书既是中国工人阶级韧性的一部见证，也是对那些有足够好奇心和勇气，冒险走出舒适的学院办公室、深入到乡村严酷现实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见证。我们只能崇敬毛泽东、李立三和刘少奇等年轻的共产主义组织者所具有的精明和充沛的精力。正是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将安源工人动员起来。他们的英雄式的努力依然屹立在中国革命（更是世界革命）的编年史中。于建嵘绝对是一位学者而非政治活动家。然而，于建嵘在官僚主义的阻挠和个人困难面前毫不畏缩的坚持，不仅仅是对他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的鼓舞，更是所有准备在农村中国进行田野工作的人的榜样。于建嵘曾数次访问安源。在那里，他忍受着许多其他城市知识分子所不能忍受的环境（甚至包括冒险爬下矿井以体验地层深处的生存）。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去发现他的受访者的真实想法——而非把他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强加于受访者。这些努力使他得以完成这部杰作。
于建嵘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的描述和研究堪与E·P·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典研究相媲美。像汤普森一样，于建嵘探讨了劳工的历史变迁，熟练地将工人的政治倾向与他们对自己过去经历的自我诠释联系起来。但是，汤普森的著作是一部劳工史（寻找19世纪英国阶级意识的源头和手工业者对工业化的反应），而于建嵘的这本著作同时还是一部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著作。它用人类学家的参与式观察和政治学家对于理论意义和政策涵义的关注，补充了历史学家们对逝去时代遗痕的追寻。
对于建嵘来说，安源矿工成为了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苦难的象征（正如英格兰纺织工人对于汤普森一样）。然而，无论是阶级变迁的过程与结果在这两个例证中都是迥然不同的。在汤普森讲述的故事里，工业革命是工人阶级意识逐渐和有机发展的关键动力；
然而在于建嵘的叙述里，这种意识乃是由外部知识分子向工人引入的，是政治革命而非经济革命的产物。英格兰工人挣扎着面对伴随着从手工业到工业生产的漫长转型而来的可以感受到的尊严和自主性的丧失。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情愿地形成了阶级意识。与此相反，中国无产阶级在短暂的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意气风发地主动接受了工人阶级的身份——这一革命许诺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人。今天，不难理解他们为何不愿放弃曾经十分优越的阶级身份——这些工人也正挣扎着适应伴随着从毛主义到改革的曲折转型而来的尊严与自主性的丧失。无论从历史还是比较的角度，中国工人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先例的。这更说明了为什么于建嵘的著作做出了如此精彩纷呈而又至关重要的贡献。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2005年7月于哈佛大学
（阎小骏译）
（《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于建嵘著 明镜出版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