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立俊:阳光下的往事回忆

  

  我的大姐,很聪明,也很漂亮,但是胆子很小。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的时候,正在我们县二中(这所中学在一个偏僻的山坳上。后来我曾在那里教了4年书)上初中。一天,几个穿着干部制服的人来到学校,把我的大姐叫到外面盘问了一会儿,之后走了。他们是来了解我爷爷“投机倒把”的事的。这件事对大姐伤害很深。文革后期,大姐的同班同学都分配到工厂或机关上了班,她回到农村。因为她是地主的女儿。这时大姐变得沉默寡言。一天,在生产队劳动。中间,大姐和一个同伴去解手,被队长看到了。队长马上召开现场批斗会。两个人去的,但只有大姐一个人低着头站在台上挨斗。那一年大姐只有17岁。后来大姐就疯了。母亲只是哭。父亲每每在街道上找到又哭又唱的女儿,从围观的人群里哄出来,领回家。病稍稍好一点时,爷爷便领上大姐到处求医。有一次,爷爷领大姐和我去城里看病。一天,爷爷出去办事,只有大姐和我。大姐哭了起来,一边还诉说着什么。哭完了大姐央求我不要告诉爷爷。后来大姐就嫁了人,姐夫是一个大字也不识的农民。结婚的那个晚上,她一个人呆坐在煤油灯下,什么时候衣服烧着了都不知道。

  大姐的病一直没好,每几年就要犯一次。

  1986年,在大姐曾经读书的那所中学教了四年书之后,我考到了西安一所大学,读历史系。那一年冬天回家,母亲告诉我,大姐的病又犯了。过完年我回学校的时候大姐的病还没好。这次大姐的病比以往持续的时间长。暑假我回来的时候母亲说大姐还病着。我赶紧去看大姐。大姐一个人蜷缩在炕上,他们家里的人谁也不理她。大姐没有完全失去理智,她给我讲她的病:
如果她见到一个人就要把这个人所有的事情都要回忆一遍,她无法停下来,整夜、整夜不能睡觉。我和姐夫谈判。我要他把大姐领到医院去治,但他说大姐没病。能吃能动,那里是病!我不和他讲道理,坚持要他领人到医院。对峙了几天之后,一天早上,我们上了城。在兰州的一所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给大姐的病下了结论:神经官能症,但可接触。我知道住院治疗是不可能的,姐夫不可能拿钱。医生给大姐开了些药之后,我们就回了家。大姐的病虽然没有马上好,但吃着药对我就是一种安慰,一种希望!我时时去看看大姐,大姐憔悴的样子和哀求的神态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大姐对我寄予着很大的期望,她希望我能帮助她摆脱精神上的折磨。回西安前,我决定:借钱给大姐买半年的药。我把药送给大姐的时候对她说:“你要好好的喝药,跟我回来一定治好自己的病。这些药是我给你买的,出了事是我的,你千万不要做糊涂事!”

  但我还没有走,大姐就把我买的几瓶安定片全部喝下去了。姐夫让人捎信来的时候,大姐还在医院抢救,生死不明。父亲马上上了城。

  那一夜是我一生熬过的最痛苦的一夜。父亲没有回来,我们不知道大姐是死是活。母亲在对面的屋里一边流泪一边唉声叹气。我一个人躺在炕上,看着顶棚,一言不发。我推测大姐一定死了,不然父亲一定赶回来:他知道我们在等消息。我害死了我的大姐,我一辈子不得安宁。我似睡非睡,似梦似醒,脑子里尽是些恐怖的情景。天快亮的时候,我昏昏沉沉睡了过去,但没有多久就惊了醒来。外面太阳高照,不时传来人们的说话声,这些声音像是地洞里的回音,钝钝的;
自己的身体也轻飘飘的,像不是真实存在。我在绝望地等待那个消息。我盼着这个消息早点来,又怕自己承受不住打击。中午1点多的时候,我爬起来上厕所。外面太阳耀得晃眼,我一摇一摇地走出大门。突然,我看见父亲一晃一晃地从大路那边走来。我吓了一跳,像触了电,赶紧跑回屋里,关上了门。我躺在炕上,全身发软。我听见父亲的脚步进了大门,我等待着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传出来。但没有声音,对面的屋里静悄悄的。过了一会,父亲的脚步朝我睡的屋里走来,门被推开了,父亲走了进来。父亲说:“你姐活过来了”。我的眼睛里热乎乎的眼泪肆意地流了出来。

  去兰州坐火车的时候,我很想去看看大姐,但我怕她看到我心里难受,对她造成额外的精神刺激。我买了些东西,让父亲送进去。我对父亲说我不怪她,让她好好养病。一个月以后,我收到大姐的一封信。大姐在信中向我道歉,并答应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都要好好地活下去。我回了一封信,我没有责备大姐,而是劝她忘掉这件事,调整好心情,好好治病。

  大姐的病后来好了。虽不时也有复发,但她从那件事以后,大姐确实在好好地活。

  那件事之后,我得了失眠症。我整夜、整夜听着别人的鼾声,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天快亮的时候稍稍睡一会,然后起床去跑步。在操场上我拼命地跑,希望耗尽所有的精力,祈求晚上睡个好觉。上午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去上课,老师一开始讲话,瞌睡就不可抗拒地占据了整个心身,我酣然入睡。但到中午又无法入睡。整个下午和晚上我的头像石头一样沉重。我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我对宿舍产生了恐惧,对黑夜产生了恐惧,对生活和生命产生了厌倦和绝望的念头。我知道自己在向危险接近。

  大二的冬天,我搬到外面,住进了一个进修生租的房子里。

  那个进修生叫黄福新。我要特别地感谢他。他不但让我白住房子,还要忍受我的失眠对他造成的干扰和不便。他中午喜欢看看书再睡,但我必须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睡眠之神的降临,哪怕一点点声音都会惊走我的瞌睡。他翻书页的时候,我全部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地紧紧地吸着在那沙沙沙的声音上。他为了不吵到我,尽量轻轻地翻书,但他越轻,我的注意力越集中:我在努力找出那若有若无的声音。

最后我十分为难地说了这件事,他笑了笑,放下书本。从此每天中午他和我一块早早躺在床上等瞌睡。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毕业的前一年,他结束了学习,回新疆帮他父亲经营养鸡场去了,再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今天我特别想念他,但不知道他在哪里。

  经过吃药、调理,我的失眠症基本上治好了,但还是偶尔彻夜难眠,只是再也不惧怕失眠了。有时,睡不着觉就吃点安眠药。记得有一次,我吃安眠药被母亲发现了,她顿时吓得脸色煞白。母亲不识字,但因为看大姐常吃安眠药,认识药瓶和药片。母亲认为安眠药就是神经病。第二天,我的安眠药不见了。我问母亲,母亲不吭声;
后来我在茅坑里看见了药瓶。从那以后,我一回到家,母亲每天晚上的任务之一就是催我放下书本睡觉,有时我不听,她就干脆把灯关掉,弄得我哭笑不得。母亲认为读书断送了大姐的一辈子,她怕我读书多了,也想不开事,最后祸害自己。

  回忆历历在目,宛如昨天,但已经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往事了!母亲去世已十个年头,大姐也是六十岁的人了。去年秋天,回家给父亲烧三周年纸,兄弟姐妹们团聚,也已经少了一个——2000年三哥病故。见到了大姐,大姐听到高兴的事,仰起头哈哈大笑,声音特别响亮,而且人老了特别嘴馋,什么东西都想吃,嘴里总是咔嚓,咔嚓的,闲不住。故乡的秋天,老宅的院场上,午后的阳光明亮、温暖、安静!那些艰难、压抑、不堪的日子已经远去,而父母亡故,兄弟凋零,美好的年华也随风飘去,再无法唤回!

  

  2006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