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泰勒斯，是第一个提出并且试图回答世界本原问题的哲学家。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天，泰勒斯仰望星空，专注于观察天象，不留神掉到了沟里，一位色雷斯女仆便嘲笑他连眼前的事都看不清楚，还想了解天上的事情，但是，泰勒斯很快利用自己的天文知识预知了来年的橄榄大丰收，从而显示了知识的作用。从人类文明的源头——希腊文明看，知识分子的作用已经备受瞩目。
知识分子在国家和民族发展过程中是一支引领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江泽民同志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报告会上再次重申，“今天，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更是不可能的。”这“两个不可能”是我们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重要武器。
知识分子之所以备受关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进步力量，并不是仅仅因为他们拥有多少知识，更不是他们拥有多少金钱和地位，而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很注重自己的人格和气节，具有不媚权、不阿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优良传统。
孔夫子说“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意即任何时候都要刚直正派，不能低三下四、阿谀奉承；
孟夫子强调要“善养浩然之气”，鼓励人们要自尊、自重、自强，经常保持刚直、正义、宏毅的精神状态；
明代于谦的《石灰吟》则对有节操的仁人志士作了形象、生动的描绘：“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正是凭着这种独立的人格和高尚的气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几千年苦难的历史长河里顽强拚搏、前仆后继、不懈奋进，为民众的福祉和社会的进步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文天祥在千古流传、脍炙人口的《正气歌》里，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古代文人重人格、重节操的浩然正气。他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 这一连串光辉的史实表明，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许多先贤用热血和生命在是与非、黑与白之间筑起一座崇高的界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骄傲，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用鲁迅的话来说，这些始终坚守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的先贤达士，才是中华民族挺拔的脊梁。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里，由于儒家文化被指责为“封建主义遗毒”，遭到了一次次的“革命大批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媚权、不阿贵的骨气和气节逐渐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对权势越来越兴盛的阿谀、依附和“歌德”之风。这股风气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品格、批判精神和道德良知，淡化了他们监督公共权力、针砭社会弊病的应有责任，许多人成为权力的附庸，堕落为鲁迅所说的权势阶层的“帮凶”、“帮忙”和“帮闲”。
很多依附于权力的知识分子都是革命和暴力的赞美者，他们向那些“有力量”的领袖献上顶礼膜拜。美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认为，对暴力的态度是判断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重要标尺。像萨特这样声称反对暴力的哲学家，却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大肆歌颂毛泽东；
像罗曼·罗兰这样满口正义、博爱等“大词”的作家，斯大林政权在集中营中大规模杀人的时候，居然一句话也不讲；
像乔姆斯基这样声称自己关心弱者的大学教授，在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屠杀数百万民众时，居然说那是美国情报局在造谣。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是何等的不一致！自卑与自傲怪异地集中于一身，堪称“投机主义”、“有奶便是娘”思路的代表。难怪心理学家荣格说：“在我的经验里面，最忘恩负义、最难应付的病人就是知识分子了。”
还有一种知识分子，喜欢把简单的道理复杂化之后，将错误的结论塞给读者。一些新左派代表人物及其弟子们便是如此。他们的文章自己也读不懂，因为他们这样写作本来就不是让人读得懂的，而是用来吓人的。而很多人居然也确实被吓坏了，继而对他们五体投地。他们用种种诞生于西方的时髦理论，来论证应当反对西方的道理，自己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有多么可笑。他们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世界的，或者故意不与鲜活的生活发生关系。
英国思想家波普尔曾经痛斥这类家伙说：“每一次，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心生胆怯，骄傲自大，犯下严重的罪行。套用法国思想家朱利安·邦达的话，我们对未受教育的民众有特殊的责任，但是，我们却背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发明、散布了民族主义，我们跟着最笨的流行走。我们爱炫耀自己，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目的无非是让人刮目相看——这种自恃博学、矫揉造作的语言，是我们从黑格尔的信徒哪里承袭来的，而这种虚矫的身段，也把所有的黑格尔主义者拉拢在一起。这是一种语言的堕落、德语的堕落，但我们却夹在其间，相互攻击。这种堕落害得知识分子很难进行理性的对话，总是说些笨话，总是在浑水摸鱼。”是的，他们在浑水摸鱼，在指责全球化有多么坏的同时，他们本人却一天也离不开互联网。
如果没有彼岸价值作为依托，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知识分子受到乌托邦思想的诱惑成为暴政工具的先例。在纳粹时代的德国，许多知名的物理学家全身心地去证明“只有德国的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物理学”这样的伪命题，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声称希特勒才是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在理论、原则、理念的大旗下，他们参与了杀人事件。在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民众的爱国热情面前，在接受信息的渠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孤立的知识分子要作出独立思考和判断相当的艰难。爱因斯坦说过：“任何政府，只要它自身携有蜕化为专制暴政的趋势，它本身就是罪恶。显然，当一个国家里，政府不仅对军事力量拥有权威，而且对教育与信息渠道及每一个公民的经济存在拥有权威时，这种蜕化就更加严重。”知识分子是教育和信息传播的管道，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对于天平向哪一个方面倾斜具有关键的作用。
那么，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知识分子如何才能避免沉沦为御用工具的悲剧呢？
邓正来在接受时代周刊杂志记者采访时曾经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始终是批判主流的，尤其当这些东西被集体性的方式来运作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中国实际上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摆脱类似于文革的集体性运动，而且学术生产也常常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是集体性的生产方式。实际上，这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方式本身就构成了主流，而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就是对主流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使主流不能成为一种当然的主流。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
当前，国家给与知识分子的待遇在建国以来是一个最好的历史时期，这也正是知识分子的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给知识分子这么高的待遇和条件，不是让知识分子来说国家好话的，而是为了让知识分子更好地以学术的方式批评国家和政府，这也正是国家和政府具有的大智慧之所在。知识分子能够使人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能够把遮蔽的问题揭示出来，能够对现在某些倾向的舆论提供不同的声音。正是有了不同角度的认识和批判，才能够使这个国家更加健康地发展。如果不去批判，知识分子就是失职，就是在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犯罪。歌德在《浮士德》中说过的一句话：“你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你自己以为卖得了一个好价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你用什么把你的灵魂赎回来？”
判断一个知识分子的标准，应当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否对人类知识有较多的把握；
第二，是否对人类文明有自己作为一个分子的贡献；
第三，是否有独立的精神和对自由的追求。作为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是必须时刻对权力持怀疑、警惕和批判的态度；
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在自我之外建立一种超越性的价值归宿，对自我保持一种谦卑的、不断反省的态度。只有保持对类似于“政府”、“国家”、“民族”、“大众”这样的“利维坦”的“不信任”，才能达到真正的信任；
只有保持对“我”的“不信任”，才能克服最可怕的虚荣心。如圣经中所说的那样，“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求神的喜悦，而不求人的喜悦”，将自己的生命与天上的星空联系起来。
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不仅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科学精神，而且表现了对人类理性的终极关怀。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尾处康德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采取缄默和旁观的态度，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不愿意再当作为被枪打的出头鸟。但是，既然是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的希望和关键所在，就不能置自己“头上的星空”于不顾，就不能置“心中的道德法则”于不顾，就不能不为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代负责。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一个民族之所以有希望，是因为有“仰望星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