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会看到这样的图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诸学派和流派之间，在交流、讨论和争论中，逐步实现着互补和共荣，并改变着自己的形态或面貌。
关键词：联系；
区别；
互补
在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时，不能不就曾对一百余年的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而今仍在发挥着重大作用的一种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一展望。对于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由于从总体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这种展望，就显得更为必要了。
（一）、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与区别
做为同一社会时代所出现的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尽管其间可能有许多区别，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细察之，它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若干共同之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都是该社会的一面镜子，都是承袭以往社会时代的思想文化资料的。十九世纪中叶产生并于下半叶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凯里、巴师夏、洛贝尔图斯和稍后的马歇尔的经济学，约翰·穆勒的自由主义，普鲁东、布朗基、拉萨尔、巴枯宁的社会主义，都以自己的目光、方式，反映了和回答了当时社会的某些方面的问题，并且都是承袭了上一、二个世纪或世纪初的一些思潮。那时，自培根、笛卡尔、洛克以来约二百年的理性主义，仍在广泛流传着。而洛克以后，在哲学上就有“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在经济学上就有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一般社会政治学上就有伏尔泰、卢梭的民主主义，边沁的功利主义和詹姆斯·穆勒的自由主义，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学说上就产生了圣西门、付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与同时代其它社会思潮相比，马克思主义明显地表现出了它的创新性，而其它社会思潮往往就是前代社会理论的翻版或庸俗化。这样，《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于此前后所写的其它著述的发表，在整个欧洲社会思想界掀起了波澜，人们看到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出现了，特别是由于这种思潮已同政治活动、政治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了。但无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否认他们的社会思想与前代社会思想理论的联系。马克思在童年时代即受到了天主教新教所宣扬的理性、“行善”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影响，而法国大革命带给莱茵河地区的民主主义精神和平等博爱的信念又深深影响了少年马克思。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时代的论文中，可以看到其深受黑格尔哲学、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和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与德国流亡者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批判大旗指向了曾得益于其影响的社会思想流派，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很正常的事。这里的“批判”，就是流行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扬弃”，既有继承和发扬，又有抛弃和割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时，继承了其中的优秀的思想成果。恩格斯所阐述的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即类似于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做的阐述，恩格斯对唯物主义所下的定义即类似于费尔巴哈对于“唯物主义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时，继承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所创立的剩余价值学说，吸纳了前此一些经济学家的类似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时，吸取了其中的民主思想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的信念；
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和平均共产主义时，吸取了前者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和后者关于争取事实上平等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后来的发展中，不但总结了社会生活的新内容，阶级斗争的新变化，革命斗争的新经验，科学技术的新成果，而且吸收了其它社会思潮的优秀成果。由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主体性和现代思维方式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探索等等。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在其发展中，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在哲学中，流行于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一些重要派别如逻辑实证（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都出现了与马克思主义“联姻”的倾向。在经济学中，流行于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凯恩斯经济理论（特别是后凯恩斯主义），强调了公共权力机关对经济的干预作用，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和批判密切相关的。在社会主义理论中，二战后曾任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加尔布雷斯，把缩小市场系统和计划系统的不均衡状态的主张叫做“新社会主义”，加以推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出现的一些关于扩大社会保障的理论，都是部分吸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结果。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伦理思想中，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为明显，北美社团主义，行为科学中的“培养团队精神”（雅克卡），都表现出了这一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罗蒂等人公开谈论他们之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称他们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有许多地方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影响了诸多具有不同政治观点和倾向的集团、组织，以致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自决权的主张，已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广泛收录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文件中。难怪在２０００年临近时，英国的一家新闻单位进行了民意测验，人们在排列前一个千年中最有影响的名人时，把马克思放在了第一位！人们还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在从创立到现在的一百五十余年间，在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似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总或显或隐地设定了标准，如无任何标准，何以论战？大体说来，各种理论都指向了“人类进步的利益”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符合实际情况”。正是这个标准，校正着论战各方，推动各方发展自己的理论，以致改变着自己的形态。
那么，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有什么原则性的区别呢？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所面对的社会思想理论是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如果抛开具体争论不谈的话，就客观地认识、判别各种社会思想理论的性质来讲，人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同各个社会时代相类似，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各种社会思想理论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类，一类属于适应现有社会秩序，为该社会秩序做论证、辩护的理论，一类则属于要求变革现有社会秩序，为建立新社会秩序做论证、辩护的理论。前者具有保守性、稳健性，易于为社会的统治者所赞同、采纳和支持，后者具有革命性、激进性，易于为社会的被统治者所同情、接受和信奉。社会思想理论的阶级属性，常常在这里鲜明地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属于后种社会思想理论范畴的，而且是其中最为科学、最有说服力的理论，这就使它很快取代了空想社会主义、平均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同样是要求变革现有社会秩序的思想理论，而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以“人类进步的利益”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符合实际情况”为标准看，那种站在社会发展的前进方面，力图变革现有社会秩序，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做论证、辩护的理论，显然最有资格代表“人类进步的利益”，而社会现实总是发展与稳定相结合的矛盾统一体，站在发展的方面，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符合实际情况”这一现实要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比同时代其它社会思想理论有更多的真理性，因而优于其它思想理论的地方。正因此，在西方一些政要认为苏东剧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时，西方解构主义哲学大师德里达严正指明，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幽灵的首要东西是它的激进的批判精神，而这种批判精神正是现时代所必需的。当然，那些适应现有社会秩序，为该社会秩序做论证、辩护的理论，也并非全是谬误。因为凡现存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根据，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这类理论抓住了现实中的稳定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某种“符合实际情况”的现实性。但由于缺乏发展的眼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而不能真正代表“人类进步的利益”。然而，现代思维方式的发散性、多向性和多元性，要求人们在多时空的背景上观察问题，随时转换问题的视角。当现有社会秩序从总体上还表现出一定的生命力，并仍给人类的利益带来某种促进时，那种为之论证、辩护的理论便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因为这种理论对于保护、保存现有社会秩序中的某些可以利用、继承的文明成果，有一定的价值。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力求变革现有社会秩序的社会思想理论，如果过度超前，脱离了“实际情况”，就有可能是“欲速则不达”，甚至会因“拔苗助长”而不利于“人类进步的利益”。十九世纪中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它对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充满着辩证法的光辉，但有时显得过度了，即把该制度的生命力估计过低了。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同时，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挑战，走着一条它的创始人始料不及的曲折路程。而它所批判的某些维护、辩解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一些学说，在十九世纪并没有被完全克服和销声匿迹，在二十世纪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了。可见，在现代资本主义还具有相当生命力的条件下，以革命的批判精神为其主要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和专注于在现存制度下平稳运作的非马克思主义，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社会效能。现代西方哲学仍然显得活跃，美国哲学家怀特较为客观地指明了，在当代西方世界的诸多派别中，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工具主义三大派别最为流行。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中仍然活跃着新自由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诸派别，并与马克思主义相并立。其中许多原理正被介绍到中国来，并运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之中。现代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律观点、法律规范、法律术语，也被广泛运用于中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现代西方社会仍然流行着二百年前即盛行起来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等观念，其中长期被列宁主义者不屑一顾的“人权”的提法，已写入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报告中。马克思主义对人权的看法固然与西方的一些社会思想理论不同，但都承认某种共性的存在，即人权仍有客观的标准，而应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所遵循。当邓小平把毛泽东反复强调过的“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传》）做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时，不但容纳了古代贤哲们的优秀思想，而且容纳了现代社会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中有见识的政治家们的优秀思想，——尼克松就在《一九九九：不战而胜》一书中肯定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种种现象表明，至少在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理将与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共存，在相互排斥、相互斗争中，还会相互合作、相互补充，不断汇成真理的巨流，共同为人类社会思想的发展，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来。
（二）、马克思主义者要正确对待自己的信仰和正确对待非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已意识到在现时代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中共十三大的提法，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有个“大发展”，用中共十六大的提法，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人们已经普遍看到，时代的变化和时代的丰富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提法正在经受着考验。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坚持那些经得起考验的原理，而改变那些经不起考验的原理，对于那些正确的提法也要加以完善，使之更为丰富、深刻和全面。有必要深入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揭示出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所不曾预见过的新现象，包括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和阶级矛盾的明显缓和这两个最重要的现象，从而得出与经典作家们的原理有所不同的新结论。更有必要深入研究二十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史，包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建立到崩溃的变化过程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的发展过程，从而得出与经典作家们的预言有所不同的结论。这里不应忽视的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认真研究现代科学技术这种人类智慧的新结晶。尽人皆知，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知识图景，以致于兴起了所谓“知识经济”，这不能不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而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中吸取营养，以便发展自己。这是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渗透，是向哲学新思维发出的召唤。事实上，中外许多严肃的、有头脑的马克思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正在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自己，并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传统命题。与此同时，对待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西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一般社会政治理论、伦理学说，也要认真研究，并从中吸取营养。须知，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侧重于对非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批判，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与历史合理性的，也是一种崭新的学说刚出世时所必然经历的。但这种态度一成惯性，凝固起来，便产生了痼疾。百余年来，过分强调了批判、排斥、斗争的一面，结果常常忽视乃至抹杀了论敌思想中的可取之处，而使自己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当人们冷静地观察和深入地探讨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时，发现在西方哲学中，例如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和对主体心理结构—－知、情、意的多面阐释，对知识增长和科学变革中的“进步”问题的辩证分析，对思维过程中的多值逻辑和悖论的深入探索；
在西方经济学中，例如阐发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阿罗不可能定理，阐发“交易费用”的柯斯定理；
在西方社会政治学和伦理学中，例如罗尔斯的正义论，迈金太尔的德性论和社群主义，医学、环境等部门伦理学，都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既有理论有所助益。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坚持革命的批判精神，又要吸取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不能设想，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消失掉，也不能把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设想成长期不变的僵化教条。例如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有丰富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为了所谓“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完全否定它们，将其一律斥为“歪曲”、“篡改”、“亵渎”，而孤芳自赏地陶醉在固有的僵化模式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按其批判的本性，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同任何科学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不是包罗万象的，它主要反映的是社会历史中的前进的方面，需要经常用反映社会历史中的其它方面的理论来补充和校正。同任何真理一样，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固然有逐渐展开、逐次加深、逐步丰富的趋向，但也有离开原来的土壤和出发点而走向“片面的深刻”的可能。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逐步深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毕竟不是目的，同发展生产、解放人类相比，毕竟只是手段，把手段绝对化、孤立化，有时便会离开目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应时时反省自己：是否为了派生而忘了始源？是否抛弃了“回到出发点”［１］的辩论运动？（详论可参阅拙文《牢记“回到出发点”的辩证运动》，载《理论研究》１９９５、４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发现了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所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巴黎手稿）后，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曾展开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直至八十年代仍很活跃。有人认为存在“两个马克思”，应回到写作“手稿”时的“青年马克思”中去，有人认为写作“手稿”时，马克思主义尚未真正形成，有人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手稿”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里，有一点常常被人们忽略了：所谓“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自然高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不过，任何“成熟”了的或发展了的思想，都含有离开“原来出发点”的可能和因素。马克思主义既是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的超越，又含有离开早期那种对整个人类解放、整个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的可能和因素。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发展中，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出现了极端化、片面化的趋势，其表现之一便是否认了“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２］这一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成为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种认识上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加以校正，不失为一种良方。不能把这种校正视为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更不能说是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否定成熟了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全人类的解放而不是某一个阶级的解放，全面的民主而不是片面的民主，实质上的平等而不是形式上的平等，正是人类自古以来先进人物就曾设想，而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理论家和革命家真正着手实现的理想，这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归宿吗？有什么必要担心这会“混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呢？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交互作用中，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垄断术语的权利。人们发现，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在阐述哲学世界观时，或在揭露资本主义弊病和对未来社会蓝图进行描画时，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或近似的，只是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而加以拒斥，是不妥当的。实际上，这里有着理论上的殊途同归的现象，即类似于量子力学中的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和薛定谔的波动力学两者在数学上等值的现象。也许在未来的理论活动中，正是通过这种磨合和交融，人类会趋向于一种较为通用的语言，来陈述公认的社会真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在总结教训时，不应轻率地抛弃马克思主义，正象在马克思主义处于高潮时，没有理由要求和期待非马克思主义者一律转向马克思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能在一百多年中得势和壮大，并成为一些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罕见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原有的基地上自然地前进，即改革它，补充它，发展它，并在回答由于社会历史图景的变化所提出的新的问题的过程中，重新解读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尚未达到不能容纳现代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理论发展新成就的地步，借用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拉卡托斯的话语，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之“硬核”尚未到需要冲破的程度，所失效的只是一些外层“保护带”［３］。这里，人们常常遇到两种皆属合理的话语方式：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绝对真理，凡是经典作家的一些不正确的提法，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提法在内，都被排斥于马克思主义之外。这时便要说，永远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真理是不包含谬误的。这种话语方式的积极意义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硬核”仍然有效，而有人肆意抹杀，从而需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时，应强调马克思主义做为真理所具有的绝对性。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国内、党内有人怀疑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时，就把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理论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意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相对真理，其中有一些不妥的原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提出的一些原理。这时便要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即包含有缺欠或错误，正如任何真理都包含有错误一样，需要不断修正和完善。这种话语方式的积极意义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保护带”已开始失效，某些原理需要改变，有人却顽固地坚持其效用时，应强调马克思主义做为真理所具有的相对性。列宁当年就曾认为马克思主义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唯物史观只是这一历史时代的社会科学,而并非永恒的、唯一的、绝对排它的社会科学［４］。两种话语方式，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分别加以运用，以为各种实践活动的需要服务。（详论可参阅拙著《社会主义现象与哲学方法论》第九章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诸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至于西方某些从特定政治需要出发，蓄意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实际上正在走着一条窒息社会理论发展的道路，是一种承袭过了时的思维方式的表现。
（三）、马克思主义内部诸派别的对立与对比
马克思主义同任何真理体系一样，不但具有确定的内容和一义性，而且具有非确定的内容和多义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本身，其思想观念同任何科学家、思想家的一样，具有复杂性、动态性。这种复杂性、动态性是人类理性所固有的。人们对自己所提出的命题，包括完全正确的命题，常常在实践中反复审视，赋予它以新的内容和含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常常回顾自己的一些提法，做出一些新的解释，有时还加以修改。他们在提出某一原理后，往往又用与之相对的另一原理来加以补充，以使其理论更能全面地反映社会现实。而任何原理都是用语言表述出来的，因为至今人们在表达思想时还离不开语言的“纠缠”。据现代科学所揭示的“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说出的多得多”的道理，有位德国科学家根据实验统计数字得出结论说：“有意识思维每秒只能处理１６－４０比特的信息量，而无意识思维每秒却能处理１１００万比特的信息量。”［５］而语言只是同有意识思维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用语言来表达任何命题，都难免有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用语言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弟子、“学生”和继承者、追随者、信徒，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社会经历、思想观念、认识图式、思维方式乃至性格特征，且生活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这样，对马克思主义就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接受方面和接受程度，以及不同的解释。人类理性的这一特点，已为现代解释学所深刻揭示，即伽达默尔所说的“解释在某种特定意义上就是再创造”［６］。人们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命题的解释的过程中，人们常常赋予了新的含义。这里，只要不是篡改和从根本上违背，就是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信奉者们在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往往表征于命题的确定性和一义性的方面，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信奉者们在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则往往表征于命题的非确定性和多义性的方面。这正是恩格斯去世后不久，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就出现了派别林立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祖国德国，在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最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出现了伯恩斯坦主义与考茨基主义，后来又出现了卢森堡的左派理论。在西欧其它国家和俄国也都出现了一些派别，其中最著名的是俄国的两大马克思主义派别，即孟什维主义（马尔托夫、普列哈诺夫）与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列宁主义又出现了派别林立的局面，如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铁托主义，在中国还活跃着列宁主义的一支一—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之声势浩大，是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由列宁主义政党执掌政权直接相关的。而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将自己同马克思主义直接连在一起，这就在世界上相当一些人心目中造成了一种印象：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亦即西方世界政治家们所往往统称的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那些原来属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同列宁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也渐渐不再把自己同马克思主义直接连在一起了。在１９５１年恢复的社会党国际组织，虽然仍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思想资料，但公开反对列宁主义，其旗帜已经由多年来所倡扬的“社会民主主义”，发展为“民主社会主义”，或如该组织总书记布劳恩塔尔所说的“进化社会主义”。此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产生了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又不同于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如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人的思想理论，以及被人们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曾吸取了存在主义、弗罗伊德的非理性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并以此来修改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以“新左翼”的面貌出现，而内部又见解各异。这一切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可以和必然有各种各样的解读，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部，出现诸多派别是正常的现象。
从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诸多派别的并存、对立和斗争看，基本上可划分为两大派系，一为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其政党名称大体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
一为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其政党名称大体为共产党、工人党。前一派系中的各派虽然也曾互相攻击过，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在护国主义驱使下互相指责对方，但就其思想体系而言，它们都承袭了马克思主义中的民主精神，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活动后期曾谈论过的“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以及热衷于议会斗争和普选制。后一派系虽然后来也曾互相指责，甚至在六十年代展开了“国际共运大论战”，并影响到了国家的关系，但就其思想体系而言，都承袭了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精神，直到苏共二十大之前，都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一生都在坚持的“暴力手段”取得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当然，以“资格”而论，前一派系要早些，大体说来，在１８５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解散之后就开始酝酿了，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大体上都是属于这一派系的，列宁在青年时代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这一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尚未真正提到日程上来。后一派系之从前一派系中分化出来，是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其中有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面临着夺取政权的形势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派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高举国际主义旗帜，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无产阶级在本国进行武装起义以夺取政权。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这些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即列宁主义理论的胜利，从而开创了工人阶级政党执掌政权的新时代。不过，人们往往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这一个方面，而对自三十年代开始，一些属于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通过议会斗争执掌政权这另一个方面的事实，如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用和平手段执掌了政权，似乎视而不见。如果对比两个派系执政的情况，凡持客观公正态度的人都会发现：列宁主义政党执政的标准模式“苏联模式”，即被中外许多学者称谓的“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的两种公有制，分配方式上的按劳分配加平均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或一党主政，镇压企图反抗的剥削阶级分子及其政治代表者。这种模式的长处是彻底消灭了剥削，消除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贫富差距很小，在一段时间中能以集中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建设，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并使劳动者获得了政治权利。这种模式的短处是体制内蕴含的经济活力不足，在一定阶段上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局面，并在政治上限制了民主，强化了少数掌权者的权力，乃至出现了脱离群众的官僚阶层。而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模式，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没有剥夺原来资本家的财产，而使众多劳动者参与资本运作，乃至成为“小股东”，实行的仍然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分配上注意通过税收等经济手段来解决贫富悬殊这一固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在政治上则废除对选举权的任何限制，不搞对任何阶级的专政。这种模式的长处是保持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以工人为主的低收入阶级、阶层有了几乎“从摇蓝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政治民主发展起来，法制也逐步得到健全。这种模式的短处是保留了一定的剥削，存在着过豪华生活而又脱离生产的富有者，经济发展中经常出现大起大伏，政治上往往导致过度的分散主义和工作效率的低下，富者在事实上享有比贫者广泛得多的权利。这种对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自十月革命至苏东剧变这几十年间，发生在欧洲的各工人阶级政党关系上的乃至一些国家关系上的重大事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两大主要派系力量消长的深层原因。
（四）、马克思主义内部诸派别的互补与共荣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实践理论，即使在书斋和课堂中，它的研究者或教授者们，都一致承认它的社会实践功能。面对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实践，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者或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吸取滋养的学派，正在致力于为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而探索和奋斗。这一态势所处的历史背景大体上可以描述如下：１９１７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所创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及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虽曾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终遭巨大挫折乃至失败，表明所谓“苏联模式”是行不通的。长期以来，以“苏联模式”为标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直攻击不按此模式来探索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甚至把它们说成是“资产阶级政党”，把它们执政的国家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既不符合实际，又使自己陷入孤立。苏东剧变，使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十分震惊和难过，以为“苏联模式”的失败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但善于转换观察问题视角的马克思主义者发现，“苏联模式”固然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但这终究是不成功的、必然要被否定的模式，如果说它在建立的初期，其长处是主要的，那末它在建立的后期，其短处便是主要的，在八、九十年代苏共和东欧一些共产党、工人党执政的那种“领导氛围”中，已失去自我调节、自我革新的能力，在外部敌对势力的影响下，发生“剧变”有其历史必然性。与此同时，曾被攻击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些工人政党，如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在执政时所奉行的社会政策，取得了许多成就，得到了工人群众的广泛赞许。据统计，至九十年代后期，世界上已有五十个左右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在执政，那里的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政局比较稳定。如果说在“苏联模式”的长处还在发挥的时候，这些党的成就尚不为世人所注目，人们还不时指责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容忍、妥协，表现为对公有制的淡漠，对混合经济的热衷，而这种指责并非无理的话，那么，在“苏联模式”的短处已充分暴露并随即发生“剧变”的时候，这些党的成就开始为世人所注目。人们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表现出相当活力的条件下，硬去变革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彻底铲除剥削”，是难以做到的。在政治上硬要实行工人阶级一个阶级专政乃至一党专政，镇压资产阶级，也是办不到的。不过，当这些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认为“苏联模式”毫无可取之处，已彻底失败，而自己奉行的政策完美无缺时，便必然会因过分夸张而陷入误区。在九十年代西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所建立的左翼或中左政府，面对国内贫富差距较大，失业人口较多，经济增长不稳和迟缓，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显得无能为力，其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并未显出新的成果。人们还看到，这些党所领导的政府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所奉行的政策绝不总是“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例如它们常常以所谓“人权”问题，干涉其它主权国家的内政，就是如此。在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问题上，它们多与美国勾结在一起，以“北约”名义进行武装侵略活动。这样，它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虽不能一概否定，却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样板”。
在上述马克思主义，更确切些说是社会主义的两大派系对立的背景下，做为马克思主义一支的邓小平理论，在东方一个大国中产生了。本来，这一理论的故乡——中国，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曾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基本上采用了“苏联模式”，后来陷入了极“左”，出现了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灾难性的事件。再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认真反思，包括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两个主要派系斗争历程的观察、调查、研究和思考，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终于创立了被称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如果只从它在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两个主要派系斗争中所处的位置来说，它是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里发展出来的。这里的“发展”，指的就是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了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指导的科学的、正确的原理。对于所谓“苏联模式”中的公有制经济，消灭剥削，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等原则，进行了继承并加以改进，对于僵化了的所有制形式，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分配现象，以及忽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改革中，吸取了包括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等执政的国家的一些经验和体制上的长处，而又避免了照抄照搬和“全盘西化”。邓小平理论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模式”，又不同于当代的“民主社会主义”。但它并非绝对排斥这两种社会主义的模式，相反，它注意了吸收各家的长处，以充实和发展自己。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在发展这一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这一理论，既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道路、模式的权利，又注意同各个社会主义派别交流，借鉴其长处、优点、先进经验。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不但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继续交流或恢复交往，而且同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陆续建立了联系。中国共产党在党际关系上制定了四项原则，不在是否信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否信奉民主社会主义上打圈子，不认定某种模式必优于别种模式，更不把自己的模式，包括自己所信奉的邓小平理论当成其它党也应遵循的信条。按照邓小平理论，各国、各党所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都有其存在的某种依据，这种依据是否充足，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那都是它们自己的事情。这种政策所要求的世界图景，不但表现为社会制度、思想体系之丰富多彩，而且表现为各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各具特色。“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它只是适合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它也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发展和完善。在二十一世纪中，那种企图在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社会主义流派中，找到一种“正宗”或“正统”，要其它学派、流派均将其做为“楷模”加以尊崇、奉行的观点和做法，将要烟消云散，而那种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交往中共存、互补、共同发展，在有些争论中甚至会取得“双胜”的观点和做法，将得到弘扬。由此人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某些善良的理论家对苏东剧变感到忧心冲冲、焦虑万分，甚至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大难临头时，中国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们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却神情泰然地面对这一现象，并不认为“苏联模式”的失败，就注定是社会主义的灾难，社会主义之低潮就注定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人们还注意到，在苏东剧变后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原列宁主义政党，在俄国等地已东山再起，成为该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但这些党的纲领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俄共声称如能执政将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甚至不搞一党制。又如法共、西共、希共、葡共、日共这些在剧变中站住脚跟的列宁主义政党，也都在纲领中去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法共和西共还取消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所有在野的，政治上有作为的列宁主义政党，都不以暴力革命为其主要斗争方式，而把利用民主选举和议会斗争，实行“和平过渡”，做为其基本斗争方略。这一切表明，在信奉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政党之间，对立、斗争已不是主要的，而互相借鉴，吸取其长处，则成为时代的主流。当然，由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不同，某些党派利用自己的优越地位或传统偏见，进行干涉其它党、危害其它党乃至侵害其它国家利益的活动，也会带来一些冲突和对抗。还要看到这样的事实：在信奉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各个政党中，不再以个人名字为指导思想命名的趋向加强起来。如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众多的社会民主党，尽管仍然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取思想资料，却不再讲自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了；
信奉列宁主义的某些共产党，尽管仍从列宁主义那里吸取思想资料，却不再讲自己以列宁主义为指导了。这种趋向的优点是，便于吸取各家之所长，便于更加开放地对待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的优秀的社会思想理论。至于中国共产党人，仍在坚持以个人名字为指导思想命名，这是与中国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联的，这种社会历史条件是与民众的“可接受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对于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的当代中国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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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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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列宁全集（第１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９－１０
［５］《当代财经》(J)·北京·１９９９·８期
［６］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７４
（附：英译标题和摘要、关键词）
The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of Marxism Theory
Sun Feng-wu
(Hulunbeier College of the CPC, Inner-Mongolia,Zhalantun 162650,China)
Abstract:Looking into the future of Marxism theories in the 21 st century, you ‘ll see such prospect:Between Marxism Theories and some of the Non-Marxism theories,between every school of thought and every sect among Marxism theories,mutual supplement and coexist will be being brought about little by little through communication, discussion and argument.Their formation and aspect will also be being changed.
(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