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蒋经国的一百周年诞辰，恰好是国民党的马英九执政，而马英九又曾长期担任蒋经国的英语秘书。看电视里，马英九连续两天在宴请原来蒋经国身边的一批老人。每次祭奠悼念，马英九也从不掩饰自己对蒋经国的私人感情。同时，也几乎每次都会引来一部分台湾民众的抗议，有关蒋家专权时期发生过的大量冤情。这让我想起去年参观已被改名为民主纪念馆的中正纪念堂，当时是民进党执政，原本要强调“肃穆”的原始“纪念”设计理念，被民主进程历史展覧的展品打破。半空悬挂一群鲜艳色彩的台湾风筝，从上至下占居整个大厅的展板上，不乏激昂壮烈的民众抗争场面，当然有美丽岛事件甚至有自焚抗议者的照片。
但是，今天从台湾社会整体来说，是开放和容忍了不同的表达。台湾两蒋40年历史的功过是非，会逐渐在开放的表述中变得逐渐清晰起来。我想，当民众在反对一个专制时期，他们反的是什么？反的应该是“我方全对、对方全错”黑白两分简化的思维，反的应该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或者“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这样的简单逻辑。假如以专制社会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来反专制，就无力与专制社会拉开距离。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已经能够冷静反省复杂的蒋经国时代。
台湾要以和平方式推进民主、从本质上打破专制制度本身，显然。受益于这个制度的独裁者、他的个人变化对推进历史是极为关键的，这是人们今天回顾蒋经国的意义。
二
台湾演进的模式绝非孤例，它是一种“类型”的右翼专权的演进模式，所以很有意思。记得刚到西班牙，感觉佛朗哥就是蒋氏父子的集合。看西班牙历史，会感到佛朗哥之后的民主改革尽管过程曲折，可要描述是简单的，历史学家们对它的解读几乎没有什么分歧，不需要作伤脑筋的判断。可是，内战和佛朗哥时期就要复杂得多。不论当事人还是史家，看法都有很大分歧，而且多半南辕北辙。两蒋的台湾和佛朗哥统治时期，都是40年左右，都有专制独裁必然会有的镇压和血腥的那部分，也都有向民主推进的那部分。两部分是交织在一起的。台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蒋经国传》的作者，美籍作家江南，在其旧金山寓所被暗杀。那是1984年10月，是蒋经国各方面的改革已经开启或者在作准备的时候，仍然发生了这样的恶性事件。不论事件是否和蒋经国有关，情治部门的行事传统可见一斑。
可以想象国际社会的震惊程度：台湾居然派了杀手到别国暗杀他国公民，只因此人中规中矩地写了一本台湾领导人传记。当然推想台湾内部是何等漆黑一团。但是回顾历史，又并不完全那么简单。这一类的右翼专权有它的另一面：台湾的县级领导长期是民选的，它政治转型有更充分的社会准备，不仅在于它的市场经济从未破坏；
它虽然严格控制政治社团，而其他作为“社会团粒结构”的民间社团发展正常。司法也一样，六法全书一直在正常使用，只是在涉及政治部分，专权会越位压倒法律；
它没有阶级斗争理论，政府权力也并非掌控全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记得台湾有个教授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在蒋经国独裁下，你还有回避政治“回家卖红薯”的空间，而在一个“全面专政”的社会，你可能连“买红薯”的空间都没有。不仅如此，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块，是在对教育和对宗教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我记得在台湾和一个台湾本省教育工作者聊天，一开始他说，文革这样的“红色专权”和台湾人在蒋经国时代的“白色专权”其实是一回事。然后我们比较各自年轻时的学校教育。最后发现，教育内容是相反的，他们被鼓励学习传统文化，包括绝大部分中外文学、历史和哲学，音乐和艺术，还有西方的思想史、文化史和法律制度，这正是我们在文革时期被严禁阅读甚至焚烧的“封资修”。而台湾人在两蒋时代被禁止阅读的，正是我们年轻时受教育的全部：马恩列斯毛以及左翼读物。所以最近大陆文革期间风行的《毛主席语录》在台湾当作稀奇东西畅销。最后他同意，那是不一样的。一边的领导人和民众对民主转型的思想资源并不陌生，而另一边的经济结构、民间社会准备、思想准备等等都严重不足。左翼专权社会的民主转型，假如想走渐进变革的道路，往往必须先花很长时间不仅在经济结构、而且在各方面都转到“右翼专权”的状态，再作进一步民主转型的推进。而即便是突变转型，也在事后必须花很长时间补课，补的远不止是经济结构的转换。
三
蒋经国时代这类右翼专权的社会，与左翼专权的社会相比，它们和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衔接程度有很大不同。由于社会并不封闭、与世界并不脱节，使得佛朗哥和蒋经国都逐渐形成对未来发展的清晰估计。作为独裁者，佛朗哥从十岁开始以极完善的教育，培养一个能够承担未来西班牙转型到君主立宪制的国王，他只是自己无力从历史的泥淖里拔出来。台湾失去大陆政权的历史伤痛，即使传到蒋经国一代，仍然难以摆脱感受外部威胁的深深恐惧。蒋经国曾一再强调，“在亚洲，一党专政是唯一统治的办法”。“我们反共是为了争取自由，只有如此，才能反共。我们的原则是实行民主，但是共产党存在一天，我们永远无法实行我们的理想，那末则永远没有民主。”这段绕口令一样的话，在反应出蒋经国的矛盾和困扰。
那么，蒋经国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他真实的内心挣扎，还是一个独裁者为保护一己私利、抵制台湾的政治转型而编造的借口呢？蒋经国在晚年以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有深重历史孽债在身的独裁者，走出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相信江南案是一个巨大的推动。蒋经国是一个有政治家之礼义廉耻之心的人。他曾经在江南案之后对身边的人谈起，意思是美国与我们断交是美国理曲，而江南案是我们彻底失掉了立足根本。蒋经国是在意理念的，他原来安慰自己只是因为外部环境和压力，使得他不得已而维持专权。而江南案在逼迫他以行动为父子两代作出证明。两年之后的1986年，蒋经国开党禁，台湾从蒋家时代走出来；
蒋经国自己，也终于从一个恒久的时代阴影中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