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全面地影响当今社会的发展，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是民主变革的新动力。加拿大政治学会主席埃德温·布莱克(Edwin Black)曾指出，计算机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政府和选举政治，它不仅改变着政党引导选举的方式，改变着我们关注选举的方式，而且还改变着我们选举出的代表为我们所作的选择，以及公务员们为实现这些选择与我们打交道的方式。[1]然而，这种改变在性质上朝着什么样的方向？为什么是这样的方向？这需要结合电子民主的特点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电子民主的平民性
电子民主在性质上朝什么方向发展？众多的学者和大众传媒突出地强调其平民性。2004年2月24日，英国《经济学家》载文，调查和研究了信息技术带来的诸多发展，指出这种技术带来权力向普通人转移。通信技术每次大的变化，例如从印刷报纸到电视，最终都带来了政治上的大变化，而且，这些变化通常没有被预测到。当互联网变成动态的并无处不在时，它会带来属于自己的变化。这种变化究竟是什么，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赛柏梦想者的早期声明，即互联网造成权力从政治精英向普通公民转移，会变成现实。美国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著名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认为，信息技术使得世界上的不同角落、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层级，在获得最新信息的资格与机会上是平等的，不再有政府文件逐层传达的时代“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的机会不平等。其他众多诸如此类观点都表示，信息技术使得政治朝着有利于普通公民的、人人平等的方向发展。
电子民主的平民化趋势，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廉价，二是便利。
信息技术节约民主成本。民主成本包括民主运作各个环节的费用。比如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从组织动员、选民登记、制定选举办法，到酝酿候选人、正式投票，甚至第一次选举不成功时还要进行二次或多次投票，这些环节都会发生很高的成本。信息技术在一些环节上不同程度节约费用。(1)降低政治宣传成本。民主需要政治动员，宣传政治组织和个人的政治主张。传统方式依赖报纸、电视广告等影响公众，这需要高昂的费用。而运用信息技术，诸如通过网站、BBS论坛、电子邮件、电子刊物、博客、短信等，能够使政治主张通过比较廉价的方式，得到更广泛传播，影响更多的群体。这种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中下阶层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毕竟，建立网站的费用比起传统的电视和印刷媒体费用要便宜得多。《华盛顿时报》首席政治记者唐纳德·兰布罗(Donald Lambro)甚至指出，互联网使老百姓无需庞大的资本便可以成为出版者，并作为参与者去接触媒体，而不仅是观察者。任何人都可以开设一个网站，与传媒巨头一争高下。互联网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民主手段。[2](2)降低政治组织成本。开展政治活动需要相应的组织，而组织运作离不开一定的财力支持。政治组织的财力门槛，使得一些弱势和贫穷的群体难以有效组织起来，这削弱了他们的政治竞争力。信息技术降低了经费在政治组织上的重要性，有可能使更多的尤其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参与到民主进程之中。一些政党，尤其是新建立的、下层民众的政党，可以利用网络传达组织信息，维持与会员的联系，征招组织的支持者。利用互联网能更方便地发现和聚集享有相同利益和观点的人，这有利于促进那些边缘性的团体组织起来。俄罗斯甚至成立了一个新政党“俄罗斯公民网”，该党的工作方式与俄罗斯所有其它政治机构都不同。任何一个能上网的公民都可以加入该党，只需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意愿并附上电子签名即可。这个政党未来4年的目标是在俄罗斯所有2.8万个市镇中都拥有党员，成为今后联邦和地方选举中强有力的竞争者。(3)降低投票等一些成本。网络投票使参与者可以到网站上投票，也可以用电子邮件方式进行投票。尽管网络投票仍未普及，但此种新的政治参与模式已在许多先进国家试行推广，未来会有进一步发展。电子投票系统可以免除选票印制、计票等程序，节约相应的费用。
信息技术方便民主运作。(1)时间方面。一是节约时间。运用信息技术，公民随时能便捷地获取相关信息。美国把整个联邦机构的几千个办公室纳入交互式的“公民参与中心”(Citizen Participation Centre)。在这个中心内，公民可以同所有联邦机构的公共事务部门通信。二是扩展时间。信息技术民主在时间方面可以更长地和更富有弹性地运作。公民要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要开会发言。如果每个人都要有哪怕是10分钟的说话机会，一个小时的会议只能有6个人发言，一天8小时，也只能有48个人发言。这实际上表明，现实中任何大规模、长时间的参与机会不具有可行性。运用信息网络，就可以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个人可以在自己方便和闲暇的时候表达。美国已经研制出网络投票系统，选举当天因事不能参加投票的选民，可以透过网络参加投票。三是及时沟通。在互动性方面，网络的功能是其它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中国新华网举行了一次重庆市长与网民的对话，现场提问高达1547人次，有2万多人参与了讨论，直播页面的在线点击率12万多人次。(2)空间方面。一是距离的缩小。互联网在理论上消除了地理上的局限。依照网络逻辑，只要同在互联网之中，结点之间的距离可以忽略不计。目前，互联网上的基本应用都突破了地域而实现了全国和全球的联结。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身在海外都可以到本土投票，甚至是太空中的宇航员也能参加地面投票。二是空间的扩展。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屋子装不下的问题理论上得到解决。一些网络论坛提供了公民自由参与公共事务辩论的平台，如同在虚拟空间中的“雅典广场”。美国在俄亥俄州的哥伦比亚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电子市政厅”，该市公民利用这一双向通信系统，只要按动一下室内电钮，就能即刻对当地的城市规划、住房条例、公路建设等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投票。(3)运作方面。一是沟通方面。职业政治家运用互联网等，能大大改善与公众的联系。公众利用互联网的交互性，能方便地发表意见。2007年2月在中国上海“两会”期间，共有150万人次通过网络关注“两会”。上海市人代会对3场小组审议进行了网络文字直播，市民可以听到人大代表们原汁原味的议政意见。二是投票方面。传统纸张投票必须以人工方式来计算选票，为求无误，较为费时。网络投票能提高投票的效能及效率，改善传统投票人工计算费时的问题。2002年4月，在日本地方政府的一次选举中使用了电子投票系统。投票人使用带有个人身份的磁卡插入电子投票系统，点击候选人姓名，就完成了整个投票过程，大大简化了投票操作。
二、电子民主的人民性
民主指人民当家作主。理论上的民主具有人民性。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民主运作需要高昂的成本和优良的资质，具备这些条件的阶层具有事实上的优势。普通民众参与民主活动面临着各种门槛和障碍，包括时间、金钱、组织、知识、名望等等。很显然，社会上层比之社会其他阶层掌握更多这样的资源，因而在民主实践中占据优势甚至是垄断的地位。名义上的人民民主通过微妙的运作机制，在实际中不同程度带有精英性质。这种运作机制中的两个核心的因素，就是民主的成本和技能。
民主运作必须付出诸多成本。这些成本从负担的主体来分，有集体成本和个人成本。(1)集体成本。集体成本是指政治组织承担的民主成本。政治组织或是作为全民的组织如政府机构，或是作为部分群体的组织如政党。它们在进行民主运作时，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这些费用主要为两个部分，一是维持组织机构日常运转所需的费用，二是进行动员和选举所需的费用。大而复杂的印度大选，需要付出相当的成本。印度1996年6月5月举行的大选，涉及5.9亿选民，建立了82.5万个投票站，任命了500万名选举工作人员、动员了200万名警察，统计选举结果耗时4天，估计总花费2亿美元。小而简单的中国村民自治，成本也不容忽视。陕西庞东村的调查发现，以每人每年平均参加2天民主活动（包括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全部会议及执行时间）为例，庞东村1323人中假定1000人有选举权，每人每天劳务费为10元。这样，庞东村村民单方面每年民主成本即为2万元，此外再加上村组干部每月工资总额1150元，每年仅民主的货币成本即为33800元。(2)个人成本。个人成本是指由个人直接负担的成本。参与选举活动的公民，需要付出成本。即使是最简单的参加选举活动，公民也要费时费力。而一旦个人去竞选公共职位，则需要付出更多成本，如宣传造势等。美国竞选总统、国会议员的费用，需要千百万亿，对工薪阶层几乎是天文数字。中国湖南的全国人大代表、民营企业家任玉奇，为了形成一份议案，先后组建了3个调查组，亲自奔波2万多公里，走访300多农户，召集50多个座谈会，将20多万字的调查材料提炼成了1万字左右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了递交至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议案。据估算，仅这项议案的资金投入就不下10万。
民主运作需要相应的精力和技能。竞选公职需要大量的精力，即使是经常参与民主活动也需要精力。古希腊能实行直接民主，基本条件是公民有参与时间的保证。当时社会中大部分人是奴隶，他们承担社会生产，这才保证那些占人口少数的公民能够经常参与政治活动。中国的人大代表由于基本上都是兼职，繁重的本职工作使得各级人大代表在履行代表职务时，难以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村民自治之中，也出现一些选民由于精力的限制，认为目前选举搞得太多、太频繁，选举已不再是一项权利，而纯粹成为一种额外的负担的情况。除此之外，现代民主的程序越来越复杂，民主远不是举手、投票那么简单，高质量参与民主，对个体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有相应的文化知识，还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还需要组织能力、社交能力等等。
民主运作的这些条件，不能不使得那些有钱、有闲和有文化的阶层和个人，在民主竞争中处于优越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主权在民的口号和原则，但如同列宁所指出的，工人们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结果都“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3]当代西方，金钱民主极为显著。在被选举者中，竞争能力大小很大程度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强弱。每次选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普通平民难以作为高层级的候选人。西方各国选举获胜组阁的每届政府中，其总统和内阁成员绝大多数是所在社会的富翁。即使是投票者情况，也与经济状况有关联。西方众多的研究投票的经典数据显示，投票率与选民的经济收入正相关。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西蒙·利普塞特(Seymour Lipset)认为，高收入的选民在选举中有较高的投票率，而低收入选民投票率较低。的确，参与民主活动不同于参与经济活动，人们不仅不能从中得到直接的报酬和刺激，相反要付出相应的参与成本。这成为社会下层深度参与民主的重要障碍。当代的精英民主取向也受到非议。现代社会的规模、复杂性和极大差异性，使得直接民主绝对不宜作为政治管理和控制的一般模式。而各种代议制民主殊途同归地带上了精英民主的性质。的确，广度民主对参与者的要求大多是资格方面的，而深度民主对参与者的要求主要是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维尔弗里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等一些精英理论学家认为，现代民主政治的运作，透过庞大的官僚体制以及层级分工的结果，政治权力将会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在《美国宪法的经济分析》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民主体制的经济意义在于，有产精英阶层得以凭借其资源和知识的优势，在必要时获得有利的立法，而不受国会内多数的控制。
电子民主的廉价和便利无疑有利于下层民众，这有助于矫正金钱民主和精英民主的倾向，使民主朝着人民性的方向发展。研究政治和技术的相互关系的专家迈卡·希福莱在2004年11月22日的《国家》杂志重指出：自上而下的政治一去不复返了。过去，竞选、机构和新闻界都是依靠大资本支撑的与世隔绝的权力中心，但是现在的情况和旧制度不同，出现了很多能够让个体更疯狂、更能亲身参与、更能直接满意的东西。[4]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自1927年诞生以来，已经快80岁了，每年都遴选出对媒体和民众生活影响最大的个人或一群人。2006年度，网民破天荒成为《时代》的年度人物，因为网民夺回了全球媒体的主控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开创且构成新的数字民主，击败了自认主导世局的大人物。
三、电子民主的民粹性
民粹主义历史久远，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认为有五次大的民粹主义运动，分别是19世纪后期的美国民粹主义、19世纪后期的俄国的民粹主义、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的民粹主义、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以及20世纪后期的西欧的新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意义复杂，有文化民粹主义、经济民粹主义等等。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
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
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电子民主的民粹主义突出表现就是极端平民化倾向，企图超越历史条件的限制，实现全民民主和直接民主。
信息技术刺激了全民民主和直接民主的热潮。在理论上，一些激进的学者和未来学家甚至设想和设计着直接民主的模式。阿尔温·托夫勒曾设想，通过电子技术手段实现民主的新机制：利用计算机、无线电和投票方法，随机抽取一些典型公众代表，用传统方法选出的代表只占50%，随机抽取的代表占50%。[5]在实践上，现阶段的全民民主和直接民主不是举行网络投票、全民公决，而是大量的网民通过网络直接发表意见。过去间接民主的议政只限于小范围，而今几乎每项政府的重大决策和突发的社会事件，都受到千百万网民直接和及时的评论，中间没有任何组织上的缓冲环节，也没有时间上的回旋余地。参与政治的民众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急剧增加，他们参与的方式也变得直接化了。互联网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网络民意对公共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从长远意义上，民主的这种全民化和直接化是历史的趋势。但是，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民主参与是有限度的，超越社会条件制约的过度的民主，就变成了民粹主义。互联网容易引发过度参与，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民粹主义的征兆。
民粹主义可能扭曲民意，导致民主质量的降低。在民意代表性方面，不能将网民等同于人民。比如，中国的网民总数只占全国人口的10%左右。网民中只有约10%的人经常在网上发言，其中参与政治社会问题讨论的人更少。Burson-Marsteller研究小组(2005)调查发现，网络上有一批“einfluentials”，意即网络意见领袖。他们通过在聊天室、论坛、公司网站和博客上进行信息传播而创造或改变舆论、建构潮流、引领时尚。网络言论不等于选举一人一票，沉默的大多数并没有发表意见。所以说，网上民意不同于全体人民的意见，甚至也不同于全部网民的意见。在民意质量方面，网络难以很好地达到深思熟虑的民主。民主的基本规律是，发言的声音越多，每个发言者的权力就越小，有效的交流和辩论变得越困难。人数越多，知识肤浅、能力薄弱的成员所占比例就越大。网上就国家大事和公共问题发表的议论，不同程度存在偏执化和情绪化的倾向。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甚至指出存在网络群体激化现象，即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他注意到，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6]
因此，在充分发展电子民主优势的同时，要警惕其中的民粹主义倾向。在电子民主的实践中，如何恰到好处地把握网络民主的深度和广度，抑制民粹主义浪潮，是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迫切任务。在体制方面，代议制民主仍然是国家民主的基础形式。对于复杂而重要的问题，需要间接民主机制不断过滤和慎思。在质量方面，要对民主参与实行有效的控制。只有数量缺乏质量的广泛参与，对民主并不一定是好事。如果任凭电子民主出现失控的参与爆炸，社会将处于无序状态。网络中的过分自由和放任的“电子文化大革命”，有可能引发民主政治的危机。互联网出现的一些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也许并不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