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读者向我提出如何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种种问题，这道出了当前公众心目中的热点、焦点、疑点和难点。现在试以问答体吐露我的直言、忠言、诤言。
一、对党的十五大提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任务背景的认识
问：八十年代以来，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舆论界、学术界谈得比较少了。不久前党的十五大报告又鲜明地提出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您看它的背景是什么？
答：本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至少要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会遇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政治体制不改，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再搞下去。这一点邓小平同志认识得非常清楚深刻。他在1980年“八•一八”讲话中表明，我们国家的改革应该从政治体制改革着手来带动经济体制、思想文化体制和对外关系体制等改革。本来政治体制改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1980年是很响亮地提出来的，就是要政治体制改革开路。但是阻力很大，没有办法，就只好先搞经济体制改革。到1986年邓小平又第二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搞了七、八年，经济体制已从原来过度集权的计划经济逐步转轨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没有多少触动，出现了官商官倒、以权谋私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分开、克服官僚主义、权力下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等。特别是在1987年7月1日建党66周年纪念日那一天，《人民日报》头版重新发表邓小平的1980年“八•一八”讲话，目的是要唤起全党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加快推进。这年秋后召开了党的十三大，在大会报告中政治体制改革专门写成了一部分，讲了七个方面内容。十三大报告特别强调，关键是“党政分开”，要从“党政分开”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这一个问题本来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了。那么到了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今天再来看，党政企依然不分。可以说，这一点上我们改革是没有多少前进，甚至党政企职能交叉、互相扯皮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比七、八十年代更严重了。
从正面来看，我们这些年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政治体制还存在不少问题。1984年后官商官倒加剧。1992年十四大确定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这几年腐败又加剧了。原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就是例子。我们的政治体制已成为改革和发展的瓶颈，矛盾已堆积得越来越多，开始阻滞我们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些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不能不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党和政府顺应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这些年党内外人士、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要求。
问：您刚才谈到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我看到理论界有不少人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体制改革要经济体制改革先行，到一定程度政治体制改革再跟上去，这种看法对吗？
答：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只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后面跟着走，两者也不能只是同步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在某些方面先迈出一步。事实上我们当年之所以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和会后改革有所突破，也是政治改革先迈出一步的嘛！如果不是在三中全会上打破了新的个人崇拜、新的个人专断，发扬了党的民主，就不可能端正路线，不可能会有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局面。正因为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争取了大多数中央委员，才使得改革开放的路线得到了确立。所以，我认为三中全会本身就是政治改革先行的产物，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起点。当然政治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还不是一个概念，政治改革的成果要在制度上体现出来才能稳定和发展。后来中国改革当中出现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始终起先导作用，以致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个“中心”，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作用。这既是经济改革的需要，也是民主政治的需要、法治建设的需要。
二、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
问：应该说随着我国这些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原有的政治体制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您看这些改革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有什么特点？
答：政治体制改革在近二十年来，还是有不少变化的。如村民自治，现在报道约有60％的村都实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都是由农民直接选举产生；
村务分开，实行社区自治，这是从基层来看。上层也有变化，比如上层克服了个人集权，加强了集体领导，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比过去做得好一些，改变了“左”的路线盛行年代“书记专断”的局面。另外，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在选举中有一个10％的差额，虽然不大，毕竟已有了百分之几的挑选余地；
同时对领导干部任职年限、年龄也已作了明确规定，即司局级不超过60岁，省部级一般不超过65岁，而且政府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两届10年，这样就在实际上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还有，人民代表大会在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了常委会；
代表选举当中也有一定的差额，也有自下而上的提名，十个人可以联名提一个。再一个就是民主党派的作用和地位也有所提高。民主党派人士担任部级干部、副部级干部数量也多了，跟民主党派人士座谈通报比过去更多了，民主党派人士也参加了国家的对外对内的重要事务活动。如国家领导人出访也带着民主党派人士，加强了对民主党派人士的团结，这些方面都有所进步。还有十五大强调“依法治国”、“尊重人权”等，更是民主政治的进步。
但我的看法，这都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刚才讲的党政分开、制约权力的问题就没有解决。现在集体领导加强了，但权力还是过度集中在少数人。什么叫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对国家来说权力应该集中在人民代表大会，这才是民主政治。恐怕我们一些领导人的观念里头还没有改变过来。党章讲了，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话说回来，如果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违法了，怎么办，谁能监督？我看比较难监督。党内领导人违背宪法没人能监督，这并不是一个假设，而是有实际情况存在。我们人民代表大会能提出监督吗？他们提出来能起作用吗？很难很难。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有个先易后难的问题，但不能忘了根本目标。如果不从根本上着眼，而只从枝节着手，比如说基层的民主、直选产生村民委员会或者说是精简人员机构、实行公务员制度等，一是枝节的进步要受到宏观体制制约，二是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矛盾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是“党政分开”，以权制权的政治民主化。首先要发展党内民主和发展人民民主，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几个大的问题方面，目前还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如果一味地只搞些枝节的改革，时间长了，会影响大局。大的问题不动，小的方面的改革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例如有的地方搞村委会直选，只因提出的候选人不是乡镇党委的意中人，提名者竞被拘留起来，或者由上级宣布提名无效。出现这类现象就是因为党政尚未分开。
三、关于机构改革问题
问：这次党的十五大特别强调了机构改革问题。这些年经过了几次的机构精简，但每次都在精简中膨胀。您对这次的机构改革是怎样认识的呢？
答：我可以肯定地说，大的方面不改，机构改革即使取得成就，但过两三年又会膨胀，肯定是这样，这是多少年的经验所证明了的。道理很简单，对机构改革，人大没办法直接去影响决策、去监督制约。现在精兵简政，过两年党委又批准增加了这样或那样的部门。比如规定县级机关不能超过多少人，假设200人，可到县里县委有大权，县委书记就有权批准增加编制，借口是：现在中央、上级给什么任务了，要扫黄防毒了，防止非法出版物了，植树了，计划生育了，工作需要成立一个计划办、植树办、扫黄办等等。他就可以搞计划外的编制，你有什么办法？现在通过了很多法，但没办法执行。......如果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能够从上到下将已经通过的法律法规真正依法执行，是“法治”而不是“人治”，更不是权大于法，就能大大推进我们的政治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
问：机构改革主要侧重国家党政机关内部，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党政机关活力，节省行政开支，这个直接目的和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民主政治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关系呢？
答：精减了机构，机构不那么臃肿，不那么庞大，国家财政费用开支小了，效率提高了，工作改进了，使政府官员跟群众联系更密切了，使政府更能倾听民众的意见，这也是民主政治的内容。不能说跟民主政治发展没有关系。但我觉得这还不是关键，还不是根本。如果整个以党代政、政企不分的体制没有改变，政府职能没有转变，精简完过两年很可能又膨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是劳动人民真正掌握实权，自己当家作主。要改变由各级领导人代表人民甚至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旧体制和旧模式。不能放弃、取消党的领导，但是要改革、改善党的领导。党主要是在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党要善于倾听人民的呼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不能采取行政命令式的领导，要善于说服群众。
四、关于前苏联东欧剧变的前车之鉴
问：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要遇到很多的困难，受到各方面的牵制。您看我们党的十五大之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还会遇到些什么问题？
答：现在阻碍我们改革很重要的一点，是认识的误区。从领导到群众都有认识的误区，这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问题。这个认识的误区一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急，急了就会乱。二是急了会削弱党的领导，从苏联东欧剧变来看，政治体制一搞就完了。这实际上完全是一种错觉。苏联东欧改革失败的教训，从根本上来说是长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治体制改不动造成的。前苏联东欧跟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动，经济体制改革也动不了，经济情况很糟糕，前苏联东欧并不是没有人认识到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有人提出搞市场经济都被苏联党打下去了，因为党政官僚害怕失去特权，失去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得到的一些特权。如果他们能够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转向市场经济，而政治体制改革不必动，我看苏联东欧的党政领导人也会同意搞市场经济。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不动，他们可以从市场经济的权钱交易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问：危险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要怎样化险为夷呢
答：客观地说，中国的改革成就比苏联大。中国共产党自觉地从计划经济逐步转轨到市场经济；
经济搞活了，物质生产丰富了，人民生活好多了。苏联东欧剧变，中国没有发生剧变，因为我们搞了经济体制改革，所以苏东的冲击波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从短期来看是这样。但从长期、从深层来看，正因为中国主要搞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怎么搞政治体制改革，所以今天中国腐败的程度，远比苏东剧变前更加严重。剧变之前，苏东党政干部有一些特权，像特供商店、疗养别墅等。而中国今天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不少是政府原来的党政干部或他们的子女，权、钱交易的机会和额度比过去大大增加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政治体制再不改革，我们国家就会培植一个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所以这样看来，表面上平静无事，因为我们现在总的来说还是权力高度控制。苏联东欧党开头并不是不控制，他们也是强烈地控制，但他们到最后控制不住了。苏联东欧国家就是因为长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人民民主难以有效地得到发展，引起广大人民群众不满，最后才被迫去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致使共产党丢失了政权。苏联东欧并不是因为先搞政治体制改革而垮台的，恰好是因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最后被人民群众抛弃的。要避免重蹈苏联东欧覆辙，只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五、关于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和“常任制”的倡议
问：根据我们的国情，您看政治体制改革要经历几个阶段？我们现在正处在哪个阶段？如何加快推进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答：按理说，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发展党内民主，先改变党内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第一步先进行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应该把党的权力中心从政治局转移到党的代表大会。党的代表大会应该实行“年会制度”，即一年开一次，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传统。马克思1847年建党时党的权力中心就在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必须每年开一次，每年进行决策。如果五年开一次会、行使一次决策权，还叫什么“最高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的权力势必超过代表大会。我党确定党的代表大会五年开一次是在1969年“九大”极左路线时。“九大”本身就是在“文革”高潮当中开的，是毛主席个人专断搞得最厉害的时候开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没有什么党内民主。原来我们党的代表大会的制度是“年会制”。从1921年建党、1922年开二大、1923年开三大，建党初期都是“年会制”。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因地下斗争环境残酷和战争激烈没有条件每年开一次，但临解放前应该有条件开。1949年建国前，一是全国大部分地方都解放了，客观条件有可能；
二是要建国，应该提出一个建国纲领体现党的领导，可是1949年没有开。不但1949年没有开，建国以后好几年也没有开，拖到1956年才开八大。从七大到八大相隔十一年之久，严重违背党章（1945年七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每三年召集一次）。当然，1956年八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八大特别规定党的代表大会今后实行“年会制度”。这是总结我党的经验教训，更是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正确结论。八大还有个新创造，就是决定不仅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度”，而且实行代表“常任制度”。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一个重大的发展。非常遗憾，八大监督机制不健全，它通过了一个新的党章，但它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监督中央。所以，八大会议通过的党章中央没遵守，中央仅在1958年召开八大第二次会议，然后相隔十一年之久才召开九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2年十二大是个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好时机。开十二大时就有不少代表提出是不是应该恢复八大的“年会制”和“常任制”的传统。如果不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大会开完，代表的任务就完成了，他们的权力也没有了，什么任务也没有了。过五年开会又重新选党的代表。“常任制”不是这样，五年之内你都当代表，都有当代表的权力，每年至少一次代表大会参政议政。坦率地说，我认为五年开一次代表大会，只适合革命战争年代，而成为执政党以后仍这样做，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继续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和“常任制”，以增强代表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增强党内民主。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处在什么阶段，现在还很难说。本来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发展党内民主；
第二步发展党际民主，就是发展跟民主党派的关系；
第三步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就是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起，直到地方基层民主制度。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这三个民主二十年来都有发展，但都发展得不够。
如何加快推进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我的意见：如果沿着党政分开，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这个路线走下去，工作难度和风险会有，但党的领导状况会大大改善。比如说腐败就能大大减少，贪官就会被罢下来，庸才也会被扒下来。现在还是有不少庸才占居高位。要减少这些不利因素的生长土壤。中国要真正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好，必须冲破党政一体、权力高度集中、权力缺乏监督这个“瓶颈”。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制”和“多党制”，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这就是党内民主，党的权力中心在党的代表大会，不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及其常委。党的代表大会应该实行“年会制度”和“常任制度”。只要大多数共产党员提高共识，就可能在2002年召开党的十六大时促成。当然关键还不在于实行“年会制”，而在于党代表能够真正民主选举产生，能够真正把广大党员的意见带到大会上，能够真正在大会上畅所欲言，对中央进行有效的监督，能够真正就重大问题独立自主地参与讨论、争论和表决，会后能够真正如实地向广大党员传达大会的实况。如果不能做到这五点，那么党代会还难以成为党的权力中心。
关于党代会是否实行“年会制”，这并非是无关宏旨的小事，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学说、是否确认全体党员是党的主人、是否确认党代会是党的权力中心的头等重要大事，也是决定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后，在列宁领导的头六年坚持了“年会制”。从1925年以后斯大林破坏了“年会制”，党代会相隔二、三、四、五年以至十三年之久都不召开；
到1952年斯大林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会（十九大）规定每隔四年开一次，到1971年二十四大又延长为每隔五年开一次。东欧各国党情况也大体相似。苏联东欧国家改革30多年，始终未曾恢复党代会“年会制”，党内民主严重不足，广大党员缺少主人翁感，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难以充分发挥出来，这也是苏东各国共产党覆灭的深层原因之一。
六、关于发展党际民主，提高民主党派地位和作用的倡议
问：您提出“党际民主”这个新概念很有意思。请谈谈究竟怎样进一步提高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呢？
答：政党制度是近现代资本主义多元化商品市场经济竞争的政治产物，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一般都是多党制，各党平等竞争，轮流执政。社会主义如果是在继承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般也应是多党制，区别于资本主义多党制的主要之处在于社会主义多党制必须要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的长期稳定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曾实行共产党领导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1918年春左派社革党退出政府后又实行三个共产党联合执政，1920年三党合并后才变为一党制。可见苏联的一党制是特定条件的产物。可惜东欧八国受苏联模式影响，匈、罗、南、阿也搞一党制，波、捷、保、德虽然保留有民主党派，但长期未充分发挥作用。党际民主不足也是苏东剧变的深层原因之一。我国一直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为了吸取苏东剧变教训，应该进一步提高民主党派的地位。建国初期，民主党派人士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和十五个部的正部长。后来由于“左”的思想上升，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中的地位逐步下降，直至“文革”期间民主党派名存实亡。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方针已经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进而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并且确认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按照马列主义政治学原理，参政党应解释为参与联合执政、参加联合政府的党。今后要多选拔他们担任正部长、国务委员以至副总理，使他们能够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这样才能共同决策，共同负责，真正做到荣辱与共。同时还要放手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壮大队伍，不仅后继有人，而且人才辈出。
七、关于发展人民民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倡议
问：从1979年以来您就对如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过很多设想和倡议，有一些已经付诸实践，不知您现在还有什么新的想法？
答：如上所述，近20年来人大制度有不少改革和进步。但是由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尚未很好解决，所以改进还很有限。将来党代会“年会制”恢复之后，应该每年初先召开党代会，由党代会向全国人大提出本年度施政纲领和决策建议以及人事安排意见，由人大进行审议并且加以具体化。人大不仅要履行立法权，而且要加强其相对独立自主的决定权、选举和罢免权以及监督权。西方的“三权分立”不能照搬，但是权力制约是要借鉴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分发挥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使全国人大能够对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都能起制约作用，也能够对各政党的活动依法进行监督。应该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至少要先在部分城市试点。人大代表的结构要进行调整，要减少政府官员、共产党员和劳模、各条战线先进人物的比例，要增加非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政治活动家的比例。抗日战争时期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中曾经实行过“三三制”，即在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各占三分之一，那时都能保证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为什么现在共产党员在人大代表中非要约占70%的比例呢？减到占50%多一点就足够了。还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应该改称主席，即国家元首，勿需另设国家主席。1954年宪法设拥有最高实权的国家主席，是为毛主席设的，1982年宪法设虚位而无实权的国家主席是为功高望重的老革命家设的。现在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不应该在人大常委会之上再另设国家主席了。
反观前苏联，国家领导人都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挑选，等额交给最高苏维埃投票通过，而且领导人多是终身制，政策难以大调整，苏维埃代表对国家领导人没有挑选余地，以致苏维埃被称为“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这种体制几十年也改不掉，使广大人民失望了，这样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就乘虚而入，扩大了市场，最终促使前苏联亡党亡国。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前苏联的教训，我们必须主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差额选举的差额比例，使选举人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总之，要彻底惩治腐败，肃清封建君主专制影响，清除官僚主义，激发人民大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斗志和活力，促使经济体制改革和各种体制改革协调发展，强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前和今后惟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是最明智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