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它关乎你如何定位自己，如何理解自己的职业。我不把自己定义为知识分子，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下，“知识分子”承载了太多内容，太沉重，而我是一个避免崇高与责任的人。如此一来，今天我所说的，就是结合自己的专业，做一次置身度外的历史回顾。
我想谈谈知识分子所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换句话说，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孕育知识分子的良知，使他们充分担当自己的责任，反之在什么样的社会和制度下，他们难以承担责任甚至泯灭了良知。知识分子是一个西方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一个与之相对应的阶层，叫“士”，“士”的发展启扬也做了回顾。当然中国的“士”与西方的“知识分子”之间有很多差异，但大体比附还是可以的。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它的“竹林七贤”，而七贤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嵇康和阮籍。嵇康和阮籍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命运。嵇康“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每非汤武而薄周孔”；
“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这样的态度当然不讨皇上喜欢，再加上钟会之流经常在晋文帝前谗言，说嵇康这样的人不杀，无以清洁王道。文帝随便找了个事由，就把嵇康杀了。当时有三千太学生上书文帝，请以嵇康为师。嵇康临刑前，神色泰然，索琴奏《广陵散》，叹为绝响。围绕嵇康，既有钟会这样的小人，也有三千太学生的不畏帝命，联名请书，看来中国的“士”阶层远比西方的同行复杂，充满了分化与斗争。阮籍与嵇康是好朋友，因此两人的命运对比就格外耐人寻味。阮籍不像嵇康性情刚烈，他比较圆融。他也不满当时的政治，但他的策略是逃避。终日喝得酩酊大醉，文帝与其谈话，皆言玄远，未尝臧否人物，说的都是一些与现实政事人物不相干的话。文帝想与阮籍攀亲家，阮籍大醉六十日，提亲不了了之。阮籍做了一个小官，步兵校尉，仅仅因为这个官的后厨藏有美酒。凡此种种，阮籍无非是要向所有人，尤其是文帝表明：我无心政治。我的爱好就是喝喝酒，欣赏美女。阮籍因此得以保全性命，但阮籍真的快乐吗？史书记载，他常常独自驾车，随意行走，走到无路处，大哭而返。看到楚汉战场，感慨说：“可叹现在没有英雄，使这些小人们成了名。”所以说，阮籍的逍遥自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掩盖，一种假象，或者更客观的说，在他的经世致用的儒家抱负无从实现的情况下，他原来倾心的只是作为生活之一部分内容的道家逍遥现在放大为他的全部生活。这样的论断也可以放在陶渊明身上，虽然他以田园诗人名垂史册，但如果你读了他的那些咏怀诗，你不会再认为他是一位恬静的心如止水的道家信徒。作为一位有操守的士，当他的原则不见容于当世，他只能选择退隐。儒家与道家的精神常常如此融入中国古代士人的生命中。
嵇康与阮籍的命运不由使我想起孔孟的命运。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向各国国君推销他的学说，孟子也一样，最大的希望就是国君采纳他的仁政主张。对于当时的政局，两人都持批判态度，还是激烈的批判。孔子批评鲁国大夫：“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13]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慷慨激昂，长篇大论，教训起君王绝不嘴软。孔孟终其一生说的都是国君不爱听的话，他们的主张国君也不感兴趣，但是与嵇康不同，他们得以保全性命，虽然有人为难，但基本上没有性命之忧。孔子活了73（一说74）岁，孟子也活了80多岁，这在当时算是长寿，都算善终。孔孟也和阮籍不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可以喋喋不休，大发对政事的见解，不像阮籍那样三缄其口，沉默是金。孔孟与嵇阮的际遇有很多相似之处：对当政者持批评态度，阮籍的不合作其实是一种消极的批评；
主张不见容于当世；
身处乱世，孔孟时诸侯争雄，嵇阮时党派争权。但为什么双方的命运如此不同？为什么在魏晋时士人的命运有了如此戏剧性的转变，以至被后世不断提及？
我想关键的转折乃在于秦，尤其是汉。秦始皇开始疆域、制度、文化上的大一统，最后在汉武帝时全方位完成，尤其是思想上的大一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原本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儒家学说具有了绝对真理的权威地位，而朝廷成为这一绝对真理的代言人。孔孟生活的时代是真正的百家争鸣，各派学说风起云涌，你争我辩。诸侯国国君本着政治家的务实态度，从中选择能快速富国强兵的学说，对其他的学说则爱谁谁。各派学说之间是平等的。儒家虽然在战国后期成为显学，一是因为其理论本身的魅力，二则仰仗孔门弟子的努力，虽是显学，其身份仍是民间的，并不比墨、法、农、兵、道更高。但经过了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情况大大不一样了。到了魏晋，虽然这也是个乱世，虽然有曹操的不问操守的求贤令，虽然老庄之言大盛，但儒家思想的绝对权威地位并未撼动。尤其是晋朝标榜以孝治天下，俨然儒家思想的正统代表。所以，毫不意外，贬低儒家典籍，非薄儒家人物的嵇康会招致杀身之祸，不愿合作的阮籍只有缄默。
有趣的是，董仲舒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自己作为一位大儒的最大梦想，但对儒家学说的最终解释权并不归他，而是朝廷。知识分子最喜欢的莫过于有人倾听他的观点，支持他的观点，采纳他的观点，尤其是帝王。一旦帝王采纳，那就意味着其思想可以依仗国家权力实现最大的普遍化。因为这一普遍化的过程仰赖帝王权力，所以对思想的解释权置换为帝王及朝廷，而不是思想者本人。这大概也是一种异化吧。知识分子最终要俯首听命于高据于绝对真理之巅的某种思想及其背后的解释者。董仲舒希望以天人相符的学说来限制王权。武帝的祖庙发生了火灾，董仲舒写了篇奏文，说这是老天在提醒您，朝廷里的事该怎么处理云云。文章还没呈上，被一朋友看到，偷拿给汉武帝看。武帝很狡猾，不动声色，召来众臣，也不说谁写的，只问他们怎么看这篇文章。董仲舒的一位学生不知是自己老师所写，连说此人该杀。武帝公布谜底，却赦免作者不死。自此，董仲舒再也不敢言灾异了。
回到开始时的问题，言说是知识分子担当责任的最主要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其生存方式。能否畅所欲言关乎知识分子的生存质量。一般而言，在一个存在绝对真理及其代言人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很难畅所欲言。反之，知识分子则可以自由呼吸。对于孔孟，我很羡慕；
对于嵇康，我很敬佩，对于阮籍，我很理解。知识分子也是人，人都很脆弱，尤其是在面对强大的专制权力时。在非常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只有少数人，或者为了良知和信守而以身抗争，或者为了利益虚荣而出卖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