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评估参考价值十分重要，决定了城镇化发展的策略。但城镇化的测量一直是难点，已有各种口径测算的城镇化率都各有其缺陷，且难以进行国际比较。不仅如此，基于城乡二元体系而建立的城镇化指标也难以准确描述城乡动态演变，不利于城镇化政策的适时调整。而采用三分法为核心的OECD城乡分类体系则可以较好地描述城乡的演变，并且已经在OECD成员国及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应用。文章采用OECD城乡分类体系，基于五普和六普分县数据对中国的城乡进行了划分，并利用分类结果评估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尤其是分区域的城镇化水平比较。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OECD国家相同，而东北地区则显著低于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水平。因此，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发展主要应着眼于市民化和城市公共服务的全覆盖。
关键词：OECD城乡划分;城镇化;人口普查数据;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C922;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8）02-0001-15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8.02.001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城镇化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城镇化进程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城镇化的质量更是关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社会的稳定。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城镇化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合理有序的城镇化是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个重要保证。一些研究指出，中国经济进入了结构性减速阶段，正处于投资驱动工业化高增长向效率驱动城市化稳速增长过渡。在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之后，城市化对工业增长的拉动力量就变得十分重要。从政府层面来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新一届政府更是把城镇化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新型城镇化规划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举措。但是，中国的城镇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它的变化是否合理，趋势如何，却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的城乡分布及动态变化问题，即如何定义和测量城市和农村。但长期以来，城乡划分都是一个难点，人们很难准确地划分出城市和农村的边界，关于城镇化的测量也较为模糊。尽管许多学者都提出了明确的划分方法和标准，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现实情况远比理论假设复杂，大多数人在谈及这一问题时，都只是笼统地用城市或者农村来指代。城乡划分不仅在经济学、人口学和地理学上有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在其他学科也同样有讨论。在医学领域，学者们试图明确城乡的划分进而分别采取对应的医疗服务方案。城乡空间边界的划分是城镇化统计的基础，也是对城市边界和城市扩张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正确的城乡划分，并以此为依据统计城镇人口，是社会经济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提高了对区域政策的重视程度，因而城乡边界的明确是许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本依據。但是，城乡边界划分及城乡地域识别，是科学判断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技术问题，也是困扰统计部门、规划建设部门、地方政府乃至学术界的一大难题。
基于国际比较的角度，本文利用OECD城乡分类方法对中国的城乡进行划分，旨在建立一套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城乡划分体系，明确中国城镇化进程及其演变，并判断未来发展的趋势。
二、城乡划分
城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当人口越来越多地聚集于某个交通便利的地方并逐渐形成居住和交易中心时，城镇也就相应地产生。城镇包括城市和镇，通常所说的城市化指的是城市，城镇化则还包括人口向镇的集聚。而城市的产生发展，在规模上有其由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在性质和功能上，有其由单一到综合和由低到高的演变。然而城市最为本质的要素则是人口聚居和从事非农产业活动。城镇的产生实际上是把一部分人口从农业领域转移到非农领域。因此，可以说，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是小农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
城乡划分需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或者指标来进行。国际上城乡划分的指标主要有三类，第一是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第二是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建筑密度，第三是人口的就业构成。中国学者针对中国国情及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而提出的各种城乡划分标准，实际上也是以上三类的各种综合。例如，马侠提出按城市聚居非农人口比重为75%、郊区农业人口为25%来确定城市人口。田雪原提出市、镇范围的确定应同时满足人口密度在500人/平方公里以上、非农人口比例在70%以上这两个条件。周一星和史育龙提出建立以城市景观地域为基础反映城市实体的统计概念和标准，进而建议采用下限人口规模、非农化水平和人口密度三个指标来定义城市实体地域。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人口统计口径所使用的标准不够科学，其内涵不仅与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不接轨，且自身内部也不一致。综观现有的大多数城乡划分方法，仍以城乡二元划分居多，即一个区域或者是城市或者是农村。然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社会的城乡界限趋于模糊，这使得城乡划分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发达国家，人们在城区工作，在城郊或者农村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乡镇工业化的发展，乡镇的工作生活模式与城市越来越相似。在中国，随着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和城镇之间迁移，传统的城乡模式及边界也越来越模糊。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诸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乡之间犬牙交错，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向发达国家靠拢，由此也带来乡村人口城市化的“隐性现象”。而在一些城市内部，“半城市化”问题也比较突出。不仅如此，研究表明，在乡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者不断增加是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早已存在的普遍现象。此外，由于中国的城市几乎都是建成区小于行政辖区，但城市人口统计都是以行政地域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城镇人口统计数据对真实情况的夸大程度与行政地域同景观地域的背离程度成正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这些城乡二元标准统计出的市镇人口不是偏大就是偏小，且在不同地区及市镇间缺乏可比性，在国际上更是屡屡受到质疑。鉴于此，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城市化委员会就建议有关国家使用三分或四分的聚落分类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