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守与出走——《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相较《万历十五年》这个中规中矩的译名，我更喜欢原书名的直译“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自然有些戏谑的意味，但总觉更多的是一种娓娓道来的厚重感，让人不免感到有些事情，重大的事情，被揭开前的风平浪静。
读罢此书，并不能说心领神会，连管中窥豹大概都还算不上，唯一的强烈而明确的感觉便是，这一年中，这几个零零碎碎的人，反映了有人在固守，有人在出走，有些事情被固守，有些事情被迫出走。之所以称为无关紧要的一年，是否是因为出走的一方从中国社会败退了呢？想想妥协的是固守的一方，中国是否就会在那时迎来转型，至少埋下转型的引线呢？
道德至上的固守，法律精神的出走；文官集团的固守，新式阶层的出走；行政惯性的固守，锐意改革的出走，三者争执，当时未能势均力敌，更别提一方胜利后的打压后败方还妄想崛起。当时固守一方自然是振振有词冠冕堂皇，明代以前，百代千朝，都虔敬的遵循着圣贤之意，为何要变，莫非是否认圣人？要知道，当时单纯，非黑即白，对圣贤稍有违背就直接划往反圣贤的阵营，如此，几乎可以等同于与社会与祖先与天道作对了。
道德的固守，法制的出走。对于道德，中国人自古而今就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热爱，但正如书中所说，以道德手段去解决技术问题，自然行不通。“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他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法制，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摘自 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的冲
突》新华出版社 2013 版 23 页）道德自然属于文明范畴，乃至于说是一种高境界的文明，但无论如何，它不能代替法制。张居正被清算，使我想起文革时期的刘少奇，当然他们阶级不同，所做的事情也不尽相同，不过毫无疑问的，他们都为国家做出了极高的贡献。而被清算的原因惊人相似，都是因为法制的缺失，甚至都可以说是因为道德对法制的全面取代。只是明朝依旧是文官坚持的圣贤道（私心虽也不可少），文革却已变成了口说无凭的阶级道德。
道德不是不重要，而是极其重要。“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一个在语言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的命运，都最终依赖于某些基本的建构思想的共存，历代人围绕着他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摘自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P43-44）对于中国而言，道德就是他的延续性，无论朝代如何变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忠下孝”都是社会秩序的根基。由此可见，伦理道德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性和权威性，作为统治者，首要就是维持秩序，又怎会放过这样一个王牌呢？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道德可以贯穿于律法，使律法更加人性与合理，但是道德却不能抹杀法律，换言之，法律是为了维护道德。
道德与法律有着不同的特点，法律具有强制性和公平性，而道德却最终出自于人们自发的认同感和良知，当有人丧失这种认同感和良知的时候，就必须以强制手段使他的沦丧不至于危害社会。说到底，法律是一种更直截了当又必不可少的统治手段，那为何在中国却屡屡不吃香呢？这中间牵涉到一个很特别的群体—文官集团。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文官集团是非常有趣的。他们满腹诗书，他们有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有人“梁上不君子”。而异常一致的是，他们都认为“半部论
语治天下”，一个人只要懂得上忠下孝和尊卑有别，就一定正直乖巧，一个国家只要贯彻伦理道德，就一定会安定有序。理论上无可厚非，但或许是出于读书人的单纯，他们忽略了人性的复杂，当有人背弃圣贤之道的时候，他们除了劝说别无他法，但依旧固执地认为，严刑峻法有违圣贤之道不可多施。这是问题的开始，而当问题变本加厉，就是文官集团内部出现阳奉阴违的时候。当道德解释权的所有者发生变质的时候，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权依然掌握在他们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双重标准。张居正治国严厉却放纵家眷，这也是一种文官的质变。
文官的固守，新式阶层的出走。而文官政治有另一个弊端，来自文官的自命清高和自命不凡。天下往来，皆为利趋，而这点利，竟为文官所不齿，原因还是圣贤道。可圣贤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要取之有道，利益不是可耻的。可是经过代代加工，到了后期成为了商业发展的阻碍。文官集团自骨子里看不起商人，而恰巧文官们又是大权在握的人，他们轻轻巧巧的一纸书文，就可以使商人“永世不得翻身”，这就导致了社会的轻商。再者，文官对于富商也时常存在一种忌惮，富可敌国威胁朝廷还在其次，可商人们掌握的是实实在在的利，有些甚至是文官们的财力支撑，一旦有了这种支撑与依赖的关系，桎梏和让利也就形成了，忌惮而又不敢失去，只能通过花样百出的行政打压。而但凡有些家业的商人，除了买田置地，就是送子孙去念书科考做大官，等成了官爷，受文官风气浸染，竟无端看不起自己发家的祖业来。代代循环，代代如此，这大概也是除了重农抑商之外，中国古代商业难以发展成为独立力量的一个原因吧。当一个阶层无法强壮到能够触及并改变上层建筑的时候，就永远无法构建新的社会。文官集团固守着手中的权力，固守着歪曲的圣贤之言，固守着自己的利益，因而新式阶层始终苟延残喘。
行政惯性的固守，锐意改革的出走。张居正，他可以说是明中后期最具有改革意识和执行力的人，他的经济改革颇有些现代经济的味道（当然相去还是甚远）。张居正作为一代首辅，整顿吏治，肃清财务，修治水利，不可不说为大明的衰弱挽回一点点的颓势。
但自古以来有言“利不十不变法”，除了一些真正胸怀天下的人，只怕许多利益的既得者都是从自身的利来考虑“利不十”的，在中国社会里，利益的既得者永远都是利益的制定者，因此，张居正的改革触动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不可能不遭受反对了。自古以来，行政依靠惯性，改革必遭阻挠似乎是朝堂定律。历史之上，有几个改革真正成功的？秦有商鞅，秦倾天下；宋有介甫，一朝气新；商鞅还算是幸运的，虽生死也功成，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一批变法者，不仅搭进了自己，却未能留下呕心 沥血的成果。不仅张居正，海瑞，戚继光虽不是权倾朝野可以大动干戈，但是所作所为也不乏改革地意味，只是无一幸免，这出自于朝野内部的利益纠纷和行政惯性，也出自于他们多年为官本身所存在的行政惯性。而这种惯性也延伸到思想界，就如李贽，他的思想虽未跳出儒家的大框架，可是也算是开辟了新方向，至少比起天理，更关注了人的日常生活。可是当人能与治国的天理抗衡的时候，统治还会一帆风顺吗？官僚们还能高枕无忧吗？所以李贽只能居庙堂之远而独自思忖。最可爱的是，连终于被关注到的人本身，居然产生一种“罪过罪过”的心里 ，真是可爱到悲哀。从政治到思想的变革，从朝堂到庙野的阻碍，怪不得改革者，怨不得百年之后的挨打。
最后，说说这位可爱的皇帝。万历骨子里大概不是风花雪月之人，执政之初也有豪气干云的抱负。张居正死后，万历亲政，有过一段勤勉，甚至还有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但后期由于与文官的日益加深的矛盾，文官对他无孔不入的干涉使他罢朝将近三十年。这归咎于赌气吗？或许有这样的因素，可是君临天下的人哪怕有幼稚
的心性，也不会如此放纵吧。大概万历是个聪明人是个明白人是个清醒的旁观者，就如同余秋雨评价罗马的罗慕洛斯“他其实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骚扰；如果历史已无意于罗马，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反动。于是，他以促成罗马帝国的败亡来顺应历史，而且让自己的生活形态和人格结构一起败亡。”（摘自余秋雨《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 2001 年版）万历是否从文官一次又一次的逼迫中看出了什么，是否开始明白自己无法与之抗衡，更无法与历史发展的轨迹抗衡，觉察到绝望。若真是如此，他到底比崇祯还聪明了些。
万历十五年，这短短的不足以让人记住的一年，发生的事无数，此消彼长的命运无数，终归是一种固守与出走的战争。固守最终胜了，出走的彻底出走了再不回来。中国送走了一段不一样的前程，转型死在酝酿之中。
万历十五年，无关紧要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