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本课程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摘 要]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园本课程是多种社会力量之间冲突、互动而形成的，具有明显的社会建构主义色彩；社会特性是反映了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对其未来成员加以控制的一种“隐性”中介；开发过程是主流意识形态渗透、权力分配与较量的过程。园本课程虽无法逃脱受到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控制的“宿命”，但也一定要努力地追寻属于自己的本真：实现权力的扩大和相互衔接；允许某些“非制度的”“非法定的”课程内容存在；尊重和支持教师课程开发的想法与意愿，维护教师课程开发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园本课程；意识形态；权力；社会控制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56（2017）05-0065-05
一、问题的提出
以课程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于本世纪70年代，1971年英国教育社会学家杨（M.F.D.Young）编著《知识与控制》标志着课程社会学的真正诞生，知识社会学被引入到课程研究，课程问题不再被只认为是一个技术问题，而被认为是一个权力的问题。正如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Bernstein）所说“社会如何选择、分类、分配、传递和评价其公共的教育知识，既反映社会权力分配的状况，又反映社会控制的一些原则”[1]，课程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课程知识的选择、组织、分配、传递和评价过程是权力分配和社会控制的过程，具有无可争辩的社会性。园本课程作为不同于国家课程的一种课程形式，它的开发不仅与学校的办学理念、领导风格、教师专业素养及社会资源等方面有密切关联，也蕴含着意识形态渗透、权力、社会控制等社会学特征。
园本课程最早出现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园本课程在我国的发展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自在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此阶段我国学者对园本课程基本上没有自觉的研究；自觉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末期），此时期园本课程运动在西方蓬勃发展，台湾、香港的部分学者和我国大陆少数学者始对园本课程进行关注；自觉自为阶段（21世纪至今），随着我国新基础课程改革政策的推动，学者对园本课程的研究全方位展开，许多一线教师也通过对园本课程开发及实施的亲身体验，转向对园本课程的研究。经过20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在园本课程的本质、基础、组织、实施与评价等理论问题和园本课程开发的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园本课程开发进行的专题研究却十分鲜见，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而且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园本课程理论的日益完善与成熟并没有使其顺利实施成为必然，甚至遭遇重重困境，也迫切需要园本课程研究跳出教育学、课程论等原有的理论视域重新思考，对此做出新的解释。透过知识社会学的镜头，我们探索园本课程开发过程中意识形态、文化制度、权力等与之有何关系，扮演何种角色，揭示园本课程开发背后“隐藏”的真正“秘密”。
目前，学者对“园本课程”的概念界定各持已见，因此，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不得不涉及到概念的界定问题。明确“园本课程”的界定直接关系到本文讨论范围的是否合理以及能否洞察其社会学实质。英文中称园本课程为“School-based curriculum”，直译过来为“学校基础上的课程”。 叶澜认为，“园本课程，顾名思义，就是以学校为课程编制主体，自主开发与实施的一种课程，是相对于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一种课程。”[3]王斌华则认为，“园本课程就是某一类学校的个别教师、部分教师或全体教师，根据国家制定的教育目的，在分析本校外部环境和本校内部环境的基础上，针对本校、本年级或本班级特定的学生群体，编制、实施和评价的课程。”[4]学者对“园本课程”概念内涵的界定，或是侧重“是什么”，或是侧重“如何做”，但都离不开“学校”“教师”“学生”这几个关键字。笔者认为，园本课程是依据国家课程标准，以当地的文化和社区、学校的资源为依托，为了满足学生兴趣和发展的需要，由学校、教师等人自主开发与实施的一种课程。目前，我们的园本课程所应用的更为广泛的领域是学前教育专业，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幼儿园课程是实现幼儿园教育目的手段，是帮助幼儿获得有益的学习经验、促进其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各种活动的总和。”课程是幼儿教育的核心问题，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对“课程”的研究也成为学前教育领域继“儿童发展”和“教师”等主题之后最重要的领域[5]。
二、知识社会学参照下的园本课程
（一）園本课程的社会学立场
园本课程是在建构主义知识观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课程形式。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的产生与获得来源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个体在认识过程中总是以其特有的经验和方式对现实进行选择、修正并赋予现实以独特的意义[6]。它否定了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和中立性，强调知识的建构性、文化性和互动性。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园本课程，园本课程是多种社会力量之间冲突、互动而最终形成的。这些社会力量包括国家、地方、学校及学校的教师、学生，还有相应的社会人士的力量。它们运用自身的“权力”，在课程决策、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过程中传达社会的控制。于是，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社会建构主义是园本课程的社会学立场。在我国，不仅是园本课程，课程社会学的研究总体上处在社会建构主义的笼罩之下，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教育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国外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理论的引入，社会建构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比较强势的理论受到国内学者的效仿。在学前教育领域上，欧美许多国家的政府给予地方和学校对课程的自主权，不同的幼教机构在目的和目标上是不同的，有的侧重于儿童智力的开发，有的关注儿童情感社会性的发展，也有的倾向于为儿童进入小学做准备。
（二）园本课程的社会特性
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讲，学校实质上是社会对年轻一代实施控制的主要工具，因此，统治阶级总是力图通过控制学校课程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7]园本课程作为课程的一种方式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尤其是当园本课程成为国家政策后，这种功能将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园本课程的社会特性反映了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说到底，园本课程是社会对其未来成员加以控制的一种隐性中介。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