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的冲突及协调
[摘 要]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现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特征。大众化进程中精英和大众高等教育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本文从效率和公平的价值取向出发，探讨了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在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从学理上分析了这些矛盾冲突产生的来龙去脉，提出了精英与大众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思路，并分析了其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精英高等教育 大众高等教育 冲突 协调
[作者简介]孙远雷，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4)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特征之一，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早已实现了这一目标，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向高等教育大众化迈进。综观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共同的现象，一方面，它宣扬和追求一种平等主义的高等教育制度，力争使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它又刺激高等学校发展的两极分化，使人们接受的高等教育水平相距甚远。这种平等与不平等的混合，时常给人以矛盾甚至是虚伪的感觉。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种矛盾是否能够得到解决?本文试图从精英和大众高等教育的冲突与协调的视角来思考这一问题。
一、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高等教育是一种价值活动，价值追求是高等教育实践活动的目的和动因，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建立在科学和价值选择基础之上的。从价值选择的角度看，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分属于不同的价值体系。精英高等教育以效率为价值取向，大众高等教育以公平为价值取向。
从历史的发展看，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后工：业社会最初的原则是英才治国。工业社会初期，人们仍然通过社会继承或分配取得个人地位，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英国社会中成就原则已经战胜归属原则(指通过社会继承或分配取得个人地位)，英才原则逐渐确立起来。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按照他的“智商和努力程度”来决定的。工业社会的英才体系是用一种成层原则代替另一种成层原则，即用成就原则代替归属原则。在英才主义的成就原则下，效率和公平最初是一致的，个人平等地按照成就原则获得社会地位，同时社会也非常地有效率。但是这种变化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反作用。过去，英才较均匀地分布在社会上，每个阶级和社会团体都有当然的领袖，而现在，社会上全体有才能者集中起来形成一个精英阶层，才能低下者是被淘汰的人员，是当然的低劣者。这就导致了另一种不公平，即结果的不公平。这个时候，效率和公平就产生了冲突。所以，下层民众开始起来反抗了，他们反抗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平等，反对知识贵族，争论的焦点便是丹尼尔·贝尔所说英才治国与平等，即效率与公平。
社会学上的平等主义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于启蒙运动时期，那个时期的思想家在论述人的社会平等的同时，也论述了人的智力平等和教育万能，由此教育平等主义开始发展。丹尼尔·贝尔认为英才治国的社会是一个“文凭社会”，通过大学学习得到的文凭是高职高薪的条件，这样，教育就成了平等的必需品。在大众化进程中，平等主义者极力倡导教育机会的公平与均等，他们担心劣势地位者找不到职业，便提出了“敞开”大学大门的要求，进行大众教育。与此相对，效率主义的选优任能论者认为，社会首先是一个技术系统，资本主义生产首先是一个技术过程。在这个系统和过程中，技术是决定一切的，社会平等必须服从技术效率，社会公正必须以效绩、才能为标尺；优胜劣汰就是平等，以效绩、才能取人就是公正。因此，全面招生就会摧毁英才与高等教育体制之间的紧密联系，英才主义教育必须加以坚持。
二、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的冲突和分野
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效率主义者和公平主义者的交锋不断，交锋的结果是工业化国家大都实现了大众化，高等教育全面招收学生，精英主义统一论者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平主义者取得了胜利，在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仍然得到了保持。
在英国，从19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高等教育开始向大众化方向迈进的时期。19世纪中叶，英国就开始在传统精英大学之外兴办为当地经济部门培养技术人才的大众型“城市学院”，后与传统的精英教育势力经过100多年的反复较量，至1963年，英国发表《罗宾斯报告》，终于大张旗鼓地掀起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进军的运动。1964年，英国建立了高等教育“双重制”，一部分是以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为主的“公共高等教育系统”，这个部分属于大众型的高等教育，它有力地推动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另一部分则是传统的精英大学系统，在这些大学里，精英高等教育得到了保持。在美国，自托马斯·杰弗逊时代就开始倡导的精英主义观念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高等教育发展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并且获得广泛的支持，但从20世纪中期开始，社会要求“开放入学”的呼声日渐强烈，美国的高等教育迅速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进入高等学校的大门，高等教育也逐步走向大众化之路。
随着大众化进程的推进，大众高等教育的势力越来越强大，精英高等教育似乎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但事实的发展却不是这样，大学在“开放入学”的同时导致了“教育膨胀”。人们发现，为大量平庸的学生支付经费，让他们汇入高等教育的洪流，导致了高等教育的贬值，产生了一种类似经济领域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这不但不公平，而且导致了低效率。英国当时就流传着这么一句话：“More is worse”(更多就算更坏)。于是，钟摆又摆向另一端，精英主义者再次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他们主张在高等学校继续采用学术“金本位”，即坚持精英高等教育模式。
当然，历史不可能走回头路，高等教育也已经无法回到精英高等教育“一统江山”的时代，正如阿什比所说，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面对是选择大众高等教育模式还是精英高等教育模式这种两者必居其一的局面。精英和大众高等教育的冲突最终导致了两者的分野。马丁·特罗在其著作中论述了精英和大众高等教育在11个维度上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在高等教育观上，接受精英高等教育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接受大众高等教育是所有有能力者的权利。在功能上，前者主要是塑造人的心智与个性，培养官员和学术人才；后者则重在传授技术与培养能力，培养技术与经济专家。在课程和教学形式上，前者侧重学术与专业，课程高度结构化和专门化，注重个别指导；后者采用灵活的模块化课程，讲授为主，辅以讨论。在学术标准上，前者遵循共同的高标准，后者标准则趋向多样化。在入学与选拔上，前者看重考试成绩和英才成就；后者则引进非学术标准，平等入学。
总起来说，农业社会以前的高等教育都是一种精英教育，精英高等教育质的规定性是其精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