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加快，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也呈现出与传统农民工不同的鲜明特点。本文意在探讨大众媒介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形象建构中的行为特征，并对媒介在塑造新生代农民工形象过程中的行为进行反思研究，为大众媒介、受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认识、交流提供实践范式。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大众媒介；形象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的社会境遇与传统农民工一样令人忧虑。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一、研究源起及现状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相关信息，本研究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户籍人口。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各类媒介的热门词汇，在百度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关键词搜到相关新闻信息达1920000条之多。而媒介作为“社会公器”，作为建构“公共空间”的主要承担者，也自觉不自觉地映照着“农民工”的身影，有力地参与了农民工形象的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就这样走人公众视线。我国理论界对传统农民工的媒介形象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与传统农民工有着巨大差异的群体，其媒介形象建构尚未引起广泛关注。探讨大众媒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形象建构，对媒介在塑造新生代农民工形象过程中的行为进行反思研究，为其客观公正地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形象。合理引导其身份认同、权益保障、就业问题、技能培训、文化教育、行为方式，为其他公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认识、交流提供实践范式。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研究选取新浪门户网站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如下：首先，信息丰富，受众关注度高。鉴于我国大众媒介现状，新浪网新闻访问量大，受众群巨大，它既有独家新闻，又有对传统媒体新闻的重复再现。故而深受受众青睐；其次。新浪网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其选取的新闻具有较强的公信力。既有权威性高的党报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网等的消息，又有来自各地都市媒体如《羊城晚报》、《华西都市报》等的消息，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社会新闻网络，为把握大众媒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塑造提供了多方位、多视角的信息。
2.数据收集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研究，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报道的外在形式时，采用定量分析为主。如报道量、消息来源等；在涉及报道的内在特征时，以定性的内容分析为主，如新闻报道的主体、倾向等。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于2009年12月31号颁布，本研究将数据收集的时间段定为2010年1月1日――2010年7月31日，在新浪网上收集到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信息共295篇，剔除重复内容，最后获取有效样本151篇。
3.类目建构
本研究共设置了以下四个分析类目：
(1)报道主题：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工作的意见》，结合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相关调查报告，把媒介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主题分为政府行为、劳动就业、权益维护、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生存状况；市民待遇、贡献进取、社会互助、子女教育、违法失范、灾难事故、春运／民工潮、其他共14个大类。
(2)消息来源：①各级政府、官员；②专家学者；③农民工及亲友；④记者；⑤市民；⑥其它。
(3)报道立场态度：①赞扬肯定；②关爱同情；③无倾向性；④嘲弄厌恶；⑤不认同；⑥批评；⑦其他。
(4)报道对象：①全体新生代农民工；②区域性团体；⑤个体。
三、研究发现
经过对样本的分析发现，我国的大众媒介在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形象建构时，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与传统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建构有着明显的不同。
1.媒介报道主题集中化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新闻报道，其主题呈现高度集中化(见表二)。其中劳动就业、市民待遇、生存状况以及政府行为主题分别为14.57％、15.89％、15.23％和13.25％，这四项占全部报，道的58.94％，达到一半以上。而在传统农民工报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灾难事故、违法失范以及春运，民工潮等主题。在新生代农民工报道中却涉及很少，尤其是春运，民工潮，仅占0.66％，这与我国每年春节时出现的农民工春运高潮产生强烈反差。
这样的变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特点紧密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在劳动就业、生存状况有着同样的困惑，媒介对于此类主题关注与传统农民工基本一致。但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其就业动机从传统农民工的“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如何在工作中实现和发展自我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考量最多的问题，获得城市的认同和市民待遇，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最强烈的心理诉求。同时，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生于城市长于城市。对农村生活并不熟悉，也没有传统农民工那种强烈的土地回归意识和情结，故而在春运，民工潮中难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影。大众媒体在报道主题方面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呈现高度相关性。
2.媒介报道态度立场鲜明化
媒介在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形象建构时，最大的特点在于态度立场非常鲜明。其中“赞扬肯定”和“关爱同情”分别为19.87％和24.50％，占总量的44.37％，几乎接近一半(见表三)。最耐人寻味的是，在传统农民工报道中经常出现的“嘲弄厌恶”情绪。在新生代农民工报道中竟然为零。而“批评”和“不认同”所占比例也相当低，两项都仅为5.30％。这样的报道态度和立场，在对其他任何 一个群体的报道中都是相当罕见的。
我国大众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报道中出现如此鲜明的态度立场，研究者分析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首先，在我国。媒介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媒介的宣传方针与党和中央的宣传方针是一致的。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强调要关怀新生代农民工，关爱同情便成为媒介报道新生代农民工的基调。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多为80后甚至90后，正处于青年或青少年时期。社会对于处于发展时期的青年人总是抱着宽容和鼓励的心态，媒介报道也多以正面为主。最后，“新生代农民工”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是一个新生的团体，社会和媒介对于其的关注也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缺陷还处于隐藏状态，这也是媒介报道态度立场呈现一边倒的原因之一。
3.媒介消息来源多样化
媒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其消息来源非常多样化。占比重最大的是“记者”，达到50.99％；其次是“各级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各占17.88％和17.22％，同时还有来自新生代农民工及亲友，市民以及其他渠道获得的消息。
这样的消息来源比例，比较符合我国大众媒介的现状。记者采写的新闻占绝对多数，这些来自生活一线的信息，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形象更加贴合实际。同时，在新生代农民工报道的消息来源中，各级政府、官员占比较高的比例，体现了我国大众媒介与党和中央宣传的一致性。也凸显了消息的权威性。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来自新生代农民工及亲友的消息占有相当比例。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不同，他们更加注重使用媒介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网络已经成为他们信息来源的主要工具，而来自新生代农民工及亲友的信息，不仅为他们提供了话语平台和表达自我的窗口。也为更加真实的建构新生代农民工形象提供了保证。
四、讨论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大众媒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形象建构，在塑造新生代农民工媒介形象和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发展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但同时报道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1.媒介报道已呈现“标签化”趋势
标签理论(Labeling thcorv)是以社会学家莱默特(Edwin M.Icment)和贝克尔(Howard Becker)的理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工作理论。该理论认为，当某人一旦被标志为越轨者之后，人们便不再将他看成是“正常”的人，而是看成某种越轨者诸如“无赖”“流氓”等越轨群体。
我国大众媒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形象建构，“标签化”趋势已然呈现。新闻媒介常常将两代农民工进行对比，其结果往往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如传统农民工吃苦耐劳，从报道标题便可见一斑：《在粤新生代农民工：好玩比工资更重要》《新生代农民工对低薪无兴趣》《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七成希望创业当老板》等等。即使是一些态度立场无倾向性的报道，也常常在报道中使用“文化程度不高”、“缺少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生活”、“想到外面玩玩”、“工资收入低”等等字眼。并过分地强调和放大新生代农民工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大量的类似报道，已经悄然将一个负面标签贴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上。
而更为重要的是，标签理论研究发现，当某个人被别人贴上了某种标签，从而产生新的自我概念后，对别人的看法予以认同，并且开始作出相应的举止。大众媒介为新生代农民工贴上的标签，反过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行为，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是媒介在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媒介形象塑造时必须要注意的。
2.浓烈感情色彩对受众认知产生消极影响
在研究中发现，大众媒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新闻报道，大多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如“赞扬肯定”、“关爱同情”等带有明显情感倾向的态度和立场，而这样的情感倾向对社会大众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认知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大众媒介在报道新生代农民工时加入过多感情色彩，力图唤起广大受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共鸣。然而。正如本研究前面所展示，媒介在表达同情和关爱的同时却又有意无意地为新生代农民工贴上各种负面标签，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知反而起到消极的影响。
与此同时，媒介浓烈的情感表达，如《像对待孩子一样关爱新生代农民工》《请倾听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代表委员热议新生代农民工：关心要有新思路》等等，很容易使受众觉得新生代农民工是完全的沐恩群体，社会其他群体则处于施恩地位，从而使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其他群体产生心理落差，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市民待遇的建立及其长远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综上，在新兴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形象建构上，我国大众媒介有得有失。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一起，为中国经济建设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大众媒介有责任和义务用自己的话语平台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更好的工作、生活和身心发展条件，让他们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感受现代文明的丰富多彩，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