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毛泽东在城南庄遭遇国民党轰炸，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提出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并付诸行动。 “如果说，西柏坡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那么，对于城南庄来说，‘新中国从这里起步’，我认为不为过。1948年，在解放战争已取得重大胜利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在城南庄发出‘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可以说，在城南庄，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建立新中国的第一个明确信号。”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何虎生对本刊记者说。
中共河北省党史人物学会副会长张伟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五一口号”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团结各党派，召开新政协，共商国是，这是共产党人为未来的民主联合政府构建的蓝图。
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一个非著名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很长时间以来，她的光芒被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掩盖了。然而，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城南庄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暂留城南庄
毛泽东为什么来到城南庄？还得从中央“三委分工”说起。
1947年3月，胡宗南25万军队进攻陕北。由于兵力悬殊，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转战陕北。期间，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中共中央的去留问题。
“当时，在中央内部，对党中央的去向意见不一：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牵制胡宗南。任弼时等人主张党中央离开陕北，迁往更加安全的解放区。”何虎生说。
枣林沟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作战；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委，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4月11日，中央又决定组成以叶剑英、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后委驻扎晋西北，为中共中央提供后勤保障。5月份，刘少奇率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
何虎生分析说，“三委分工”的目的，也是为了分散和保存中央的力量。
1948年3月，全国和西北战场的战局越来越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转变，为了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转战陕北一年多的毛泽东作出决定：党中央由陕北迁往河北，与中央工委会合。
张伟良查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下卷）》后，告诉本刊记者：“毛泽东于1948年3月10日致电刘少奇：‘我们拟于3月20日动身东移，约于4月15日左右可到你处。’可以看出，东渡黄河后的落脚点基本定好。”
当年3月21日，毛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渡黄河，于4月13日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城南庄。
何虎生说：“毛泽东来到城南庄后，刘少奇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问以后中央机关的驻地选在什么地方。毛泽东征求了聂荣臻的意见，对比城南庄和西柏坡，最后决定党中央设在西柏坡。”
10天后，周、任到达西柏坡，与刘、朱的中央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即行撤销。毛泽东则暂留城南庄。
何虎生告诉记者：“毛泽东暂留城南庄，是做去苏联的准备。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去成，毛泽东就移驻西柏坡了。这一点在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写得很清楚。”
何虎生的观点在聂荣臻女儿聂力的著作《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中得到了印证，书中写道：“毛主席到城南庄后，决定中央机关就设在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几天后，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就先期到西柏坡去了。”
廖承志电报引来“五一口号”发表
毛泽东暂住城南庄时，正值1948年五一劳动节前后。
“毛泽东在城南庄发表‘五一口号’，应该说是必然中的偶然。解放战争胜利几成定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思考下一步如何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是顺理成章的。偶然性呢，是说‘五一口号’的发表源于廖承志的一封电报。因为在重大节日，党中央有发布口号或宣言的传统，廖承志发电报问中央有没有新东西发布。”何虎生说。
廖承志时任新华社社长，驻扎在太行山深处河北省涉县东西戎村。“廖承志这个人很幽默，平常就喜欢开玩笑。”何虎生介绍。
廖承志发了个电报给周恩来，电报说：“五一将至，中央有什么屁放？”周恩来看了电报，哈哈大笑：“这个小廖，要我们放屁，好吧，我们就放放。”这封简短来电，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此时，国民党正在南京召开所谓的“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国民党坚持独裁专制的面目暴露无疑。再加上当时全国革命形势越来越清晰，该是对外公布共产党新政权蓝图的时候了。
“五一口号”初稿应运而生，毛泽东亲自作了重要修改。原稿第5条，毛泽东将其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被毛泽东删掉。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将此条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
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城南庄召开，史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五一口号”。当日，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五一当天，毛泽东在城南庄亲笔写信给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表达了三党联合号召的意愿和诚意。
“五一口号”一经公布，立即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众望所归。
何虎生说：“1948年8月起，部分民主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进行新政协筹备工作。党中央原定在西柏坡村建造一座中央政协大礼堂，用于召开新政协会议，没想到，时局发展得太快。1949年3月，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进京，新政协当年9月在北平召开，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具备全国选举代表，组建人民代表大会。所以，新政协起到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作用。”
“从城南庄发出‘五一口号’，到新政协召开，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积极筹备，共商建国大业。所以说，新中国从城南庄起步，从西柏坡走来，是有历史依据的。”何虎生说。
城南庄会议还研究了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战略进攻部署的建议，构成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十六字方针。
会后，毛泽东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困难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从此，我们将从胜利走向胜利。”
太行山深处，晋冀交界的城南庄，恰好就是这崇山峻岭间的一个坳子。
城南庄遇险
“五一口号”的发布，以及民主党派的响应和拥护，显然激怒了蒋介石。蒋介石千方百计地要阻挠和破坏新政协的召开。
就在“五一口号”发表后第18天，毛泽东在城南庄遭遇惊险。1948年5月18日凌晨，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放下修改好的《关于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吃过安眠药，上床休息。
突然，城南庄上空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正在吃早餐的聂荣臻急忙走出屋察看，一架侦察机在城南庄上空兜圈子。聂荣臻意识到情况危急，马上让警卫人员通知毛泽东到防空洞去。
警卫员知道，毛泽东好不容易睡着，不忍心惊醒他。聂荣臻急了，快步走到毛泽东屋内，来到床边，急切地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
毛泽东睁开眼，坐起来，若无其事地说：“轰炸？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铁坨坨，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聂荣臻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可是院子里没有担架，警卫人员只好拿来一张行军床。聂荣臻和参谋长赵尔陆连拉带拽把毛泽东扶上行军床，抬起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接过，一溜小跑奔向防空洞。
这次敌机一共投下了4枚炸弹，其中一枚在毛泽东屋前爆炸了，把门窗玻璃全部震碎。
聂荣臻分析，从炸弹扔下的位置看，敌人不仅知道毛泽东在此，并且还很准确地知道了毛泽东住的地方，一定是内部有奸细。
1949年解放大同和保定，从缴获的敌伪档案查清，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叛变，向敌人提供了准确的情报。后刘从文被依法枪决。
“毛泽东城南庄遇险，暴露了蒋介石对新政协的恐惧。在新政协筹备过程中，李济深、张澜等民主人士都有被国民党特务盯梢或刺杀的危险。杨杰将军在香港寓所被特务杀害……这些反而更促使了民主人士投向中共。”何虎生说。
遇险当天傍晚，聂荣臻护送毛泽东转移到离城南庄不远的花山村。
何虎生说：“因为斯大林不同意毛泽东这个时候去苏联，5月27日，毛泽东到达西柏坡，至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在西柏坡合署办公。”
今年6月3日，本刊采访团由总编辑杜英姿带队，寻访城南庄，瞻仰了毛泽东旧居。房前木柱上几处弹痕清晰可见，两棵梨树掩映着小屋，就在那间小屋里，那盏油灯下，毛泽东挥笔敲定了“五一口号”。
记者来到花山村，与当年毛泽东的邻居张冀新大爷坐在石碾上追忆往事：“有一天我和媳妇在这个石碾上碾米，那个大官从屋里出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小学教员。问我教了几个娃娃？我就琢磨着，我们当地人称小孩不叫‘娃娃’。我想起家里墙上贴的毛主席画像，越看越像。最后我断定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我非常激动，真想喊一声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是不敢，因为要保密。”
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孕育“新中国雏形”
河北省委党校王金池教授，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毛泽东落脚城南庄的原因，那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成功吸引了毛泽东。
他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提出在五台山脉组织游击战争。115师政委聂荣臻奉命组建晋察冀军区，后军区领导机关由山西五台迁移到河北阜平城南庄。
阜平县是一块孕育革命的土地，群众基础较好。当时的阜平县人口不足9万人，却有2万人参军参战，其中5000余人血洒疆场，“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个人民都是战士”。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代名词的“人民子弟兵”，就是在阜平诞生的。
针对日军对阜平的军事进攻，军区官兵发挥聪明才智，独创了雁翎队、地道战、地雷战等对敌作战方法。每次晋察冀军区及其机关为避日军锋芒转移到外线并粉碎日军的扫荡后，最终都又回到阜平城南庄。
张伟良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不能仅仅把敌后抗日根据地当作‘抗日的力量’来研究，因为它同时又是民主的力量，即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雏形。聂荣臻曾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决不只是抗日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武装斗争的问题，它包括着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权机构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规划，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各方面的内容，它既是对一个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一个新社会的开创，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形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
聂荣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把人民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凝聚起来。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来自晋察冀地区数十个县的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阶层和团体的代表，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来自五台山的和尚、喇嘛代表等齐聚阜平城，隆重举行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聂荣臻、刘奠基、吕正操等人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宋劭文、胡仁奎分任正副主任委员。晋察冀边区政府是敌后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机关，从而，提供了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权形式的典型经验。
晋察冀边区政府常驻阜平县及其周边地区，抗战胜利后首府转到张家口。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边区政府驻地又回到阜平。
边区政府开展了广泛的民主运动。针对农民群众文盲多，投票选举颇为不便的现状，边区政府创造了“豆选”法。即候选人每人背后放一只碗，选民想选谁就往谁的碗里放颗豆子，最后以豆子的多少来确定选举结果。群众自己选干部，是晋察冀边区人民祖祖辈辈从未有过的，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边区政府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以此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游击队。组织合作经济，建立各种合作社，由群众自愿集资合股，实行民主管理。加强财源建设，健全财政制度，成立边区银行，对日伪进行货币斗争。
毛泽东指出，“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是“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模范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考察晋察冀根据地后称赞道：“晋察冀是新中国的雏形。”两次到边区实地考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逊亲切地称其为“新中国的试管”。
1948年5月，根据城南庄会议精神，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当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董必武讲话称：“这次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随后选举产生共产党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统一的人民民主政府――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任主席。
“华北人民政府可以说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后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华北大学迁入北京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原华北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国家银行。建国后，毛泽东在撤销华北人民政府的命令中指出，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机构迅速建立起来。”王金池说。
新中国从华北这块热土一步步走来了。
来源：京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