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同类型的著作应有不同的准则和尺度。除经典著作和官方文件等少数类型的文字外，很多著作译成另一种文字都不单纯是一个翻译问题。由于外国读者和我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文字表达习惯，因此，对原著进行编辑加工往往是必不可少的。黄仁宇教授广为人知的著作《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写成的，但在该书用中文出版时，他在不少地方作了编辑加工。即使像张岱年教授所著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这样学术性很强的著作，雷敦 (Edmund Ryden) 博士将其译成英文时，在作者的同意下，也对原著作讨论的六十四个中国古典哲学概念的排列次序重新作了调整，删去了一些硬塞进去的马克思主义词汇，并在每一节前，加上一个简短的引言说明。
以上两个例子表明，一个译者所应做的，固然首先是准确传递作者原著中的信息。但为了有效地与读者沟通，他不应简单、机械地把一种文字变成另一种文字，而是应想方设法帮助文化背景不同、使用另一种文字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原意。在书出版前，译者很可能是能用接近外国读者眼光看原著的第一人，而且为了翻译，他必须看得很仔细、很认真。他应该比其他人更能对原著提出批评和修改建议。如果他是个有编辑写作经验的人，在有关方面的同意下，也应以某种方式参与编辑工作，帮助改进原著，使其更适合国外读者的需求。与此同时，他应在忠实于原著的前提下，努力增强译文的可读性，使之读起来不吃力，如果原著写得好，甚至能使阅读译本变成一种享受。
出版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等基本情况的书籍，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个人认为，这类书籍特别需要译者在工作中多做一些编辑思考，以更适应对外交流的要求。这里我仅谈一点参加编译《中国书法艺术》一书时在这方面的粗浅体会，有不少是老生常谈，有些也只是一管之见。文中的观点和举例难免谬误，热诚希望翻译出版界同仁指正。
《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和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中的一部。中文版已于2007年秋出版，英文版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出版。 美方对此书的评价颇高，把它作为一本重点书来出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谢伯柯 (Jerome Silbergeld) 看了英文稿以后写道：“‘权威’一词不可轻言，但这本书无疑是当今关于中国书法艺术的权威论述。”
主编本书的是中国文史馆馆员、首都师范大学欧阳中石教授。除“序言”(Prologue) 和“中国书法在西方” (Chinese Calligraphy Meets the West)由欧美学者用英文写作外，其他各篇由十几位国内书法界知名的专家学者撰稿。
这类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书籍，我认为应力求做到雅俗共赏。具体拿这部书来说，既要满足国外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专家学者的需要，又要吸引对中国文化艺术感兴趣、受过高等教育的一般西方读者，包括部分大学生。为此，我所遵循的原则是，在保持原著学术性、权威性的前提下，在做好翻译工作的同时，多做一些编辑思考，争取在主编和作者的指导下，推出一个比较满意的英文译本，以适应国外的需求。我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过一些努力。
（1）注意适当交代背景
首先，这本书主要是介绍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除了《引论》、《汉字的艺术性质》、《古代书论概述》等少数几篇外，基本上是按朝代和时期的顺序来写的。既是历史，从古到今，就需简要地把各个朝代和时期的历史演变交代清楚。西方读者，除少数专家学者外，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而各章又是分别由不同作者执笔的，很难做到让读者对中国书法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有一个清楚的、前后连贯的轮廓概念。译者在这方面充当了编者，补充和改写了大部分篇章的开头部分，这一努力得到叶培贵教授的支持。
一些著名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是中国古代早期的书法代表作，当然应该着重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论述，但也不应忽略适当的背景介绍。例如，一些青铜器铭文的标题，如果仅从字面上翻译，往往对读者意义不大，这样的文字多了，读者就不愿看下去。如果在译文中能交代一下背景，效果就会不一样。如西周晚期的《散氏盘铭》，我译成 San Ends Discord with Neighboring State, 文章里也简单交代：此铭文记载了散氏和另一小国划分有争议的田界的事。又如商代晚期的《宰甫卣铭》，译成 A Bestowal on the Royal Housekeeper, 文中加了一小段话，大意是说：铭文记录了商王在一次狩猎中给名叫甫的王室管家赏赐作器的经过。（类似这些建议，后来也被中文版采用。）文章中介绍的其他青铜器的铭文作品，也都分别按照铭文的内容，拟出了英文题目。例如，《戍嗣子鼎铭》译成 A Citation for Shu Si Zi，《虢季子白盘铭》译成 Zibo’s Memoir about His Northern Expedition,《毛公鼎铭》译成 Historical Account by the Duke of Mao,《墙盘铭》译成 Qiang’s Eulogy and Prayers,《大克鼎铭》译成 Ke’s Deep Gratitude to the King。有的铭文也在文中简单介绍了背景。至于原文中的卣铭、鼎铭、盘铭等词，因在文章和图片里都已交代，就没有再在译文中出现。
碑刻、简牍书和其他形式的古代书法作品中有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西汉的《王杖诏书令简》，我发现是无法简单按字面翻译而让人看懂的，首先是王杖的含义不明，其次是原题并未表明王杖和诏书令的关系。我在查看资料弄明白后，译成 Imperial Edicts on Bestowing Walking Sticks to the Aged， 而且在译文中加了几句解释性文字，大意是皇帝颁发诏书令，赐给老年人拐杖。诏书中还有尊敬和优待老人的一些规定，这是中国最早的敬老和保护老人权益的法令。我想这种处理既有助于读者的理解，提高其欣赏中国书法作品的兴趣，也有助于他们了解书法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
有一些国内熟悉的历史事件和词汇，对许多外国读者来说是陌生的。例如，《二十世纪中国书法》一章中谈到，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书法受到冲击甚至是严峻的考验。中文版面对的是国内读者，“新文化运动”只需一笔带过，但对一般英语读者，则需作一点解释才能使其对原文有清晰的理解。这里的英文，我加了这样几句话：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hich began a few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and reached a climax in 1919, was a major ideological battle against feudalism initiated by radical intellectuals. Raising the banner of democracy and science, the movement called for new thinking, new morality, and new literature to replace the old. As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calligraphy faced a severe test.
（2）想方设法，帮助读者理解原著, 拉近读者和本书的距离
一是用增加注解、图表和其他方法，增强他们的理解和提高阅读兴趣。例如，第五章中介绍了姜夔的《落水本兰亭序跋》。我在请教叶教授后，建议给“落水本兰亭序”加一个注。他后来加的这个注全文如下：“落水本是《兰亭序》的一种拓本，因南宋时赵孟坚在落水时不顾自身安危，却手举《兰亭序》大呼‘兰亭在此’而得名。”这个短短的注不仅解释了什么叫“落水本兰亭序”,而且生动地说明了书法在中国人、特别是古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第一章《汉字的艺术素质》的作者王世徵教授，在我的建议下，加了这样一段话：“中国人有着‘敬惜字纸’的传统习惯，老一代人从不随意丢弃、糟蹋字纸。以这样的态度为基础，中国人在书写汉字时，对它进行特别的艺术加工，便也是很自然的事。”另外，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汉字的结构，我向他提出建议，在文内增加一整页说明汉字各种结构类型的图表。直观的图表使复杂的汉字结构变得清晰而有规律，也易于激发外国读者对汉字和书法的兴趣。
二是针对国外关注的问题，增加一些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如国外对当代中国书法界各种流派和发展趋势比较关心；中国某些现代派的艺术家，他们的书法接近西方的抽象派艺术，这类作品也曾在国外展出；对这种艺术的发展前景国内书法界有何看法；等等。在我的建议下，《二十世纪的中国书法》一章在文章的最后加了几段论述这些问题的文字。这一增补也有助于增强本书的时代感。
三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他们能就近看得到、摸得着的中国书法艺术。在工作过程中，美方执行总编辑张泰平女士给我看了一份波士顿大学中国艺术史副教授白谦慎在国内的讲演稿，内容是介绍美国研究、收藏、展出、出版中国书法作品，传播中国书法艺术的情况。在此之前，我早想这部书应有一篇文章来介绍中国书法在北美和欧洲的情况，曾和张女士一起做过一些努力但没有成功。白教授这篇讲演稿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后来德国劳悟达教授、美国邵伟克博士也参与了撰稿，大大充实了中国书法在欧洲的部分，终于成功地写出了《中国书法在西方》一章。它一下子缩短了中国书法与西方读者的距离，并为国内的书法爱好者打开了一扇新的视窗。
四是为了减少阅读困难，对原著中无关宏旨的细节（如书法家鲜为人知的字号，某些简历中的官职等）在译文中省略。原来书中每章最后一节是介绍这一时期书法理论的发展情况。我认为这样做难免论点相互重叠而又难以深入和系统化，也会造成阅读上的困难。主编接受了我的意见，请丛文俊教授单独写了一篇《中国古代书论概述》，这也是本书较有特色的一章。
（3）恰当解决书法作品题名、各章标题等翻译难点问题
书法中不少专业名词，如各种笔画和字体，以及部分著名法帖。国外有通用的英文译法，大多数都译得很好，我都尽量采用，并佩服和感激这些译者。但本书中大部分书法作品名称，却没有看到现成的译法。如何使翻译既忠实于原文，又能让读者理解，成为翻译中的一个难点。
自汉代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书法作品题名，除了一部分点题的以外，很多都是以作品中两三个字或更多几个字命名的。点题的题名一般比较容易处理，意译就行了。但有些作品名称含义并不很清楚，如著名的三国时期的《天发神谶碑》，译成 Stele on a Heavenly Augury, 西晋时期的《三临辟雍碑》，译成 Three Audiences Given at the Imperial Academy，都需研究有关材料弄懂原委后才能下笔。
有些书法作品虽然点题，但文字非常简短。如果望文生义，极易造成错译。如王羲之著名的《姨母帖》，国外有的书译成 Letter to My Aunt, 显然是由于没有研究作品内容而造成的后果（本书译成 Letter Deploring the Death of My Aunt.）。另有些题名如仅按字面翻译，读者会不知所云，这种情况就需要根据作品内容加以补充。如南宋张孝祥的《柴沟帖》，柴沟是一地名，如果照译便毫无意义。我是根据这一作品的内容和写作背景，把题名译成 Friend Arriving at Chaigou，至少有了清晰的含义。 又如清代书法家赵之谦的隶书作品《语摘》，系摘录《世说新语》中记述东汉郑玄与另一经学家服子慎偶遇时的一段对话，因这是一则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把题名译为Conversations Quoted from a Historical Episode，我认为可能比较贴切。
上面这类译名都比原题多增添了一些内容。还有一类书法作品，由于种种原因，不宜按原题翻译。如汉代的砖刻《公羊传砖》。《公羊传》的英文译名是 Gongyang 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nn Annals，文字已很长。 如果紧跟原题，此前还要加上 Brick with Text from 等字样，题名太长。用于考古学著作也许是恰当的，因为它是科学，要求精确。但这里是谈书法艺术，不必拘泥于原题，否则不像艺术作品的标题，也易造成阅读障碍。因此我把它译成 Brick Inscribed with Classical Text。另外，也曾碰到个别书法作品，很难找到恰当的英文译名，只能用汉语拼音作题名，在拼音后作点解释。如唐代篆书大家李阳冰著名的《崔佑甫墓志盖铭》。因墓志是埋在地下的，上面加盖，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物，至少我不知道国外有类似的器物，因而也找不到相应的英文词汇。本书这一作品的标题是这样处理的：Cui Youfu muzhi gai ming, an inscription on the stone cover placed over a buried epitaph dedicated to a deceased Tang senior official。
以作品中少数字命名的法帖，相当大一部分为古人信札。即使从中能看出是给某某人的信，也不能图省事，一律译成 Letter to So-and-So。这样不仅单调重复，而且相互之间难以分辨。有的信札有主题，如南宋虞允文的《适造帖》，便是给友人送礼祝寿的，可译为 Letter with Birthday Gifts。但许多信札，或属于礼尚往来，或内容庞杂而无主题，题名也无特殊含义。这类情况只好根据信札的特点或部分内容，给一个译名。如南宋魏了翁的《文向帖》是作者给亲家写的一封长信。我给的译名是 Long Letter to a Close Relative。古代的文字，今人不一定都能看懂。比较晦涩的题名，只好在研究了内容后，才能提出一个比较可行的译法。《冠军帖》是汉代张芝的一则信札，得名于帖中的“冠军”二字。古代的“冠军”一词，常作为一些战功卓著武将的称号。但在此帖中，“冠军”二字应作何解释，经向专家请教，也感到无把握，因此采用了该帖开头的四个字“知汝殊愁”为题，译成 I Know Your Sadness. 这也是此帖的另一名称，尽管不如《冠军帖》那样知名。我在英译名后附有《冠军帖》的汉语拼音。其他法帖题名第一次出现时也都附有汉语拼音，以便于读者识别和查找。
与翻译法帖名相似的是某些古书名和篇章名的翻译。它们言简意赅，短短几个字包含了丰富的内涵。这也是我翻译本书包括大量注释所遇到的难题。此时才悔恨自己读古书太少，国学基础太差。如 《唐会要》，过去没有接触过，只好查一些参考资料弄懂所云才敢动笔，译成 Laws and Insitu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类似这方面的问题请教叶教授颇多。有些古书名的英文译名，我还得益于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康达维（David R.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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