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在奥运会上为中国赢得掌声的，是古老的、体现东方哲学的中国武术。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征服了所有参赛国的这项表演项目，把中国武术的功力与神奇首次展示给亚洲以外的地方。走进奥运大家庭，从此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武术人的心愿……
柏林1936年奥运会上，中国赴德队伍中有37名是参观考察的官员，69名运动员组织的6个专业队都惨淡地提前退出了运动场，赢得一片灿烂喝彩的武术专业队还只是个表演项目。
这就是孱弱的中国体育1936。
海上20多天的颠簸、日耳曼人围观寻找“辫子”和“三寸金莲”的歧视、官员的组织不力和漫不经心的故事，已经在刘长春和中国足球等专业队失利的报道中被反复声讨过，所以在“国术队”的故事里，我们要讲些重压下的中国武术在西方社会大放光彩的另一番景象。
◆欢迎宴会难以下咽
运动员在柏林住了两天，便移师汉堡，按着当地风俗开始游行式表现，练飞叉的郑怀贤、舞双刀的刘玉华、温敬铭与张文广的空手夺枪每到一处，都引起巨大轰动。后来这些表演被请入汉堡公园和汉堡大剧院加演。中国武术在西方的轰动，像一个巨大磁场，引来了一批在德留学生。德国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有中国留学生近千人，这些知识层的人士听说中国体育代表队派出6个专业队进军柏林奥运会，情绪都非常高涨，无论是柏林还是汉堡，运动员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留学生和华侨的热情拥抱。
赛前某一天，听说运动员们坐经济舱来到德国，吃住不便，留学生们想请中国体育代表队吃一顿中餐，带着异国乡亲们的关心和温暖去比成绩、扬国威。于是，从巴黎空运来豆腐、乡下找来山野味，在一家华侨开的中餐馆摆了18桌。但是让留学生们痛心失望的是，出席这次乡情之宴的只有国术队的9名成员和撑杆跳选手符保卢――就在队员们启程前，上级官员突然通知所有代表队不得出席这次宴会。
事后他们才听说，让宾主双方空欢喜一场的原因，是领队怀疑这场欢迎宴有共产党在幕后策划，担心运动员里有人和共产党有接触，因此强行限制了运动员们的自由。
◆苦涩的表演前奏
以领队资格带着6个队参加20个比赛项目的中国官员，有天突然通知中国武术队去参加“奥林匹克观摩表演大会”，会场设在3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交通工具、武术器械，领队方面一律不管，全由队员想办法。
到了表演场地，这些队员又成了一群没人过问的孤儿，一边默念项目要领，一边跺着脚取暖，柏林的纬度和中国东北的漠河差不多，8月的傍晚已经寒气袭人。武术国手们在场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等下去，到了晚饭时间，通知他们到场的官员还在“观摩”，早已把自己带来的人彻底遗忘了。
这场观摩表演，各国都带来了自己精彩的传统项目，所以一些拍摄纪录片的灯光照来闪去，令人眼花缭乱。武术队的表演有些特殊性，这些耀眼光芒照在长矛大刀上将闪烁出怎样的光芒，成了队员们的一块心病。武术刀枪比赛中，一点差池都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全靠运动取暖的队员们开始商量如何避开强光的干扰，讨论来讨论去温敬铭和张文广表演的空手夺枪危险系数最大。温敬铭一语打破担忧：“老张，看到没有？灯光忽明忽暗，你可要枪下留情呀！”张文广也说：“是啊，我要是失手，老温可就危险了。”
就这样饿一阵担心一阵，时间走过了晚上7点、8点，他们只得自己买些面包和冰水，先对付一顿，从9点又一分钟一分钟地捱到了10点，冷得队员们已经开始原地跑步，这才有人通知该他们上场了。
◆国术亮相奥林匹克
空手夺枪的表演者就是张文广和温敬铭，全场屏息紧盯着“九尺银蛇”在张文广手中“上突下刺，左挑右点，步步攻心，枪枪锁喉”。赤手空拳的温敬铭在舞枪如风、落枪如雨的对手前翻滚跳跃，闪展腾挪，每每让银枪擦身而过，有惊无险。
这时年方20岁的中国开封姑娘刘玉华飞身上台，从背上刷刷抽出双刀，与表演空手夺枪的张文广、温敬铭同台表演。只见她一趟抡劈大舞“浑似钱塘秋潮，汹涌向前；那一阵缠头裹脑真如旋风陡起，卷地而来”。
真刀真枪的舞台下，除了洋人，还坐着正在德国考察的郭沫若、冯玉祥、李烈钧等中国文武政要各界名流，他们对国术队队员的表演连连地鼓掌喝彩，李烈钧情绪高昂还即兴赋诗。那些此前对中国武术一无所知的西方人更是目瞪口呆，在东方古老的功夫面前，他们无法再保持一张淡漠面孔，惊诧、热情和激越的情绪把整场表演大会推向了当晚的高潮。
仅仅是20分钟的表演，光谢幕就谢了10几次。雷动的掌声希望能把他们挽留在舞台上，再表演一次、再表演一次。这是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东道国赢得的第一次尊重。
在西方社会表现出一系列热情和兴趣后，国民政府的体育考察团官员开始转变此前对于中国武术队可有可无的态度，带领着全体团员祝贺国术表演成功，并承诺说：“回国后要好好提倡我国这个独特的体育项目。”
这一天子夜，中国武术健儿面前有了丰盛的夜宴，回驻地时有了专车。在所有外界热情洋溢的赞美之中，队员们心里只有悲壮。
◆盛况后的悲凉
第二天德国报刊撰文称中国武术有3个价值：“体育价值、攻防价值、艺术价值。”当地舆论界给中国武术总结了三大特色：“中国国术具有艺术、舞蹈、奋斗三大特色。”得到消息的国内报纸《金陵晚报》也以“柏林奥运会上中国参赛，国术队为祖国赢得声誉”为题目报道了这一盛况。掀起了中国武术热的国术队不断地接到汉堡、慕尼黑、法兰克福、威斯巴登等城市的友好邀请。但是在8月16日柏林奥运会结束之后，备受西方世界关注的中国武术，再度被投到失落与悲凉之中。
在回国前夕，取道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如果坐火车走陆路会提前10多天回到祖国，但是却要从满洲里经日伪的检查登记才能踏上国土，所以国术队选择了在地中海、红海、印度洋上20多天的漂泊。
在这条来时已经漂泊过的水道上，赛后的中国队员比表演赛之前更加思绪万千。而踏上国土后，这种失落的情绪更是到达了顶点。温敬铭、刘玉华和他们的队友们，在码头上没有看到一位相关部门的人来迎接他们，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该去哪里。事实上，此时国术馆正面临着解散。
队员们只得相互挥泪辞行、劳燕分飞。
(本文细节复原，由《奥运情缘――一代武宗温敬铭的奥运传奇》作者保定作协主席刘素娥及温敬铭的儿子湖北省体工队教练温庄提供)
◆张之江创立中央国术馆
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表演观摩大会的中国武术队中,有很多队员来自中央国术馆。温敬铭刘玉华二人，就是中央国术馆选拔出来的队员。
该馆的创立者是传奇人物张之江，河北黄骅人，这位1882年生逢乱世的男子，8岁发蒙修文演武，后就读于被称为东北的黄埔军校的东三省讲武堂，毕业后又进入国民政府陆军大学将官班。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张之江任西北军冯玉祥代总司令期间逐渐形成了自己对武术的理解，起因是1923年河北人马凤图为冯玉祥部队组建了大刀短枪队，在冯军克奉系李景林部的“廊房之战”中，率以沧州武术健儿组成的敢死队，一路刀劈枪挑攻克天津。
张之江由此叹服中国功夫的威力，视武术为“军之胆”、“国之魂”，开始在西北军中推广拳、刀、枪、操，并规定凡西北军人必须通过这4项科目，他希望以此“强我宗族，壮我国魂”，靠武术“强种救国”的思想也是在此时萌发。1927年张之江打算创办中央国术研究馆(后改称中央国术馆)时，把他的西北军同事马凤图一同带到南京，马初任“少林门”第一、第二两科科长，次年开始筹备第一次国考。
在为自己武术强种的理想而筹建国术馆的日子里，张之江先后到东南亚各国和香港去动员爱国侨领捐助国术事业的发展，最初的40万大洋就是这样受捐赠而来的。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当时的教育部早就认为武术已是被历史淘汰之物。最后还是得到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李烈钧的理解，才以国民政府直属机构的方式办起了中央国术馆。国术馆提出了“强我宗族，壮我国魂，洗刷东亚病夫，振兴黄帝子孙”的口号，馆训为：“自强不息”。
◆国术教学系统
国术馆的学习内容包括学科和术科。学科借鉴了西方军事教育的体系，包括国文、地理、历史、算术、国术源流、国术学、军事学等。术科的教学涵盖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腿法、拳术、器械科、竞技科等。在术技中学生们要修练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掌、查拳、新武术等拳术，还有剑、刀、棍、枪、鞭及气功、散打、摔跤、长短兵器等。
这种教学体系和科目设定与张之江的决心有关。他从国术馆创办之日起，就要在全国提高武术的地位，改变社会上把国术看成民间杂技和耍把式卖艺的歧视。要把古老的中国武术纳入现代教育的范畴，就得从这所全国最高武术机构开始促使武术在价值观上的转变，在教学、表演和竞赛方式上向着科学化、规范化推进。
温敬铭的外甥女、保定市作协主席、温敬铭传记作者刘素娥介绍说：“在上个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下过指令，要求全国各省、市、县成立国术馆。每年入秋后，县有县考，省有省考，国有国考，通过者分别为勇士、壮士、国士，国士、侠士、武士为国考前三名的称号。
就在国术馆日益壮大的1930年代中期,日本侵华的步伐已从东北进犯到了华北，华北很多地方已经成为沦陷区。兵临城下的中央国术馆也在教学中不断加强爱国主义内容，这一时期有馆训为“健身强种，自卫卫国”，校歌中也加入了“明耻教战，强种御侮”的词语，刘素娥介绍道。
◆为奥运会选拔人才
国内时局逐渐恶化的这一时期，国术馆得知德国柏林将举办1936年奥运会的消息，馆长张之江亲赴上海主持了选拔国术界国手组成武术代表队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的选拔大赛。可惜的是，当时中国北方大部已被日军进犯，所以来参赛的只有南京、上海、河南等地的武术队。围绕着运动员的选派规模，大会主要决策人士在赛前还发生分歧，有人认为少派几个人，表演一下就行了；另一种意见是要借此机会为中国武术做大力的宣传和推广，因此要多派选手，而且要男女都选。
经过多轮淘汰，选拔大会评出了9名运动员代表组成“中国武术代表队”，其中6名男队员为温敬铭、张文广、郑怀贤、金石生、寇运兴、张尔鼎。3名女队员是翟涟源、傅淑云、刘玉华。
这次选拔中，形成了温敬铭与小他10岁的张文广为固定搭档的空手夺枪，他们设计“对打”套路科学严谨，既有惊无险又能体现中国各种技能和功力，所以解放后这些方案和理论成为全国武术院校的教科书。温敬铭和来自河南通许的张文广在建国后分别任武汉体育大学和北京体育大校武术系教授。
事实上，在1936年出征德国之前，张之江也不清楚他们面临的是一场什么比赛。他只知道奥运会是世界上成员最为广泛的运动盛会，奥运会的各竞技项目有田径、举重和球类，各国体育健儿就是去争名的。可是这中国武术，到哪里去找竞争对手呢？它没有对手啊！后来，在1936年8月的柏林奥运会上，9名国手的精湛武艺震惊了西方，张之江也因此获得了第十一届奥运会以“五环”为标志的纪念章，并被誉为“中国国术开始走向国际体坛的第一人”。
◆国术馆解散 国手北上抗日
国手们从柏林回国后，已经找不到自己熟悉和热爱的“家”了。行伍出身的馆长张之江在国难当头之际，应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的邀请，去担任高级顾问，李宗仁在台儿庄的战役，张之江曾协助作战。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张之江就无心再顾及中央国术馆。南京是在5个月之后遭屠城的，所以此时的中央国术馆已完全没有了经济来源。虽然还没有摘下来牌子，但是国术馆已经名存实亡。
这时温敬铭已任中央国术馆国术部主任，本打算在这所学校里坚持到底，与中国武术共存亡的温敬铭就是在1938 年开始给他的老馆长多次写信的，他恳求张之江带他上战场。
温敬铭终于有机会来到徐州前线，可他们的职位与上前沿打日军看起来没什么关系，每天的任务不外乎挑担、烧饭、抄文牍，与抗战有一点关系的一项工作是代张之江给韩复榘发一份一成不变的电报：“向方兄，要北上抗日。”
◆中国武术无缘北京奥运
今年的8月21日至24日，中国武术队在北京参加了“北京2008武术比赛”，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王筱麟反复强调这是一场“tournament”(比赛)而不是“exhibition”表演。“你看，奥委会的用辞非常严谨，这场比赛不是北京2008奥运会的表演项目，奥运会上的表演项目早在2000年就取消了。”北京在获得2008年奥运会后，马上向奥委会递交了武术进入奥运大家庭的申请，但由于程序和奥运会改革等主客观原因，中国武术没能成为北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2006年12月6日国际奥委会致函各国及地区，发出了“北京2008武术比赛”的通知。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运会举办期间，承办该届奥运会的城市在一个月内不得举办任何其他赛事，而这场目前已有全球42个国家128名运动员报名参赛的比赛，奥委会特意安排在北京奥运会召开期间举行。
“这一在奥运会期间、在奥体中心举行的比赛，是依奥林匹克宪章和程序制定的，它反映出奥委会对发源于中国的这一运动的支持”，王筱麟说。为此，国家体育界把它视为与奥运会同等重要的一次盛会。
◆奥运会中只有两项东方项目
就在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The games of the 29th Olympic in 2008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之后，这位中国人所熟悉的老人从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职位上退休了，他的继任者罗格上任伊始即宣布奥运会“瘦身”――不再增加新的比赛项目，原则上“出一个、进一个”，可是哪项运动愿意主动离开奥运会呢？这些只是中国武术无缘北京2008奥运的客观原因之一。
奥运会28个比赛大项中，有26个是欧美项目，东方项目只有两个，王筱麟介绍说，第一个进入奥运会比赛项目的东方运动是日本的柔道，柔道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被列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韩国的跆拳道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成为表演项目，在经历了3届表演项目以后，到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才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中国武术申奥之争
从张文广、温敬铭开始的中国武术通往奥运之路，至今仍然任重道远。“武术申奥的道路是非常漫长的，我无法预期它将在哪一年成功”。王筱麟说。
“中国武术为什么一定要进奥运会呢？中国武术在中国民间是作为一种哲学而普遍存在的，对它进行一些物理方式的改变，从而纳入奥运会的正式比赛，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北京体育大学体育史系主任易剑东举例:“橄榄球在美国也是一项非常流行的运动项目，它在美国国内的影响远远超过奥运会，但橄榄球并不是奥运项目，它有雄厚的民间基础，也有因之带来的各种效益。”
在中国体育界和武术界，易剑东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王筱麟说：“中国武术仍然在积极申奥，有种观点认为武术运动不能走上奥运的“独木桥”，不进入奥运会同样能推广得很好，也能很好地举办全球范围的各种赛事。”他的话锋一转，“尽管不进入奥运会，国际武联已有120多个成员国、每两年一次的锦标赛也得到新任奥林匹克体育部主任的正面评价，但是奥运会的功能效益是巨大的，武术纳入奥运会与否，各国对它的重视程度和投入还是不一样的。”
在美国，最小的中国武术习练者不到10岁，最大的已年逾7旬。武术，它应该是人民大众的，不光让中国人享受到这种文明的成果，也应该让世界人民共享。
“申奥只是中国武术奋斗的方向之一，它绝不是中国武术努力的唯一目的，申奥很重要，但不是全部”，王筱麟又一次强调。
（摘自《新世纪周刊》2008年第22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