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称它们为“金砖四国”。这个名字,代表的是全世界四个增长最快、最有潜力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 4月15日,“金砖四国”领导人第二次正式会晤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此时,距去年6月“金砖四国”第一次峰会还不到一年时间。在西方老牌发达国家依然在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中步履蹒跚之际,四个新兴经济体再度聚首“论天下”,立即让西方媒体作出了“金砖四国正试图改变全球权力格局”的论断。不过,专家也表示,“金砖四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雄心勃勃的目标,而是相互磨合
北京时间4月16日,第二次“金砖四国”峰会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落下帷幕。峰会呼吁扩大新兴经济体话语权,增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投票权份额。会议结束后,四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就世界经济形势、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等问题,阐述了“金砖四国”的看法和立场,并商定推动“金砖四国”合作与协调的具体措施。
峰会结束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四国领导人共同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第三次“金砖四国”峰会将于明年在中国举行。随着“金砖四国”对话机制的日益巩固,国际社会也对之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四国究竟将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怎样的影响力,它们能否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推手?
“金砖四国”
―― 投行的“无意”之作
在任何全球会议上,美国总统通常都被视为群龙之首:他能拍板亦能终止最后交易,并且选择他喜欢的对话者。去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全球气候变暖条约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总理温家宝紧急召开了一次会议。和以往一样,看起来双方成交的关键时刻即将来临。然而当奥巴马总统出现在温家宝面前时,他惊讶地发现巴西、南非和印度的政府首脑也都在场。此前美国人甚至以为印度人已离开峰会。这样,原先预计的双边对话变成了一场与“新兴市场集合体”的谈判。另一桩标志着世界局势在改变的事件是,中国代表团直接指责奥巴马在气候问题上的模糊态度。不过,至少奥巴马还能有幸参与,这些新兴力量和美国就协议最终商谈时,欧洲似已被关在了门外。
就在核峰会后,这些发展中国家于巴西利亚再次举行会议。4月15日,巴西、印度和南非这些新生力量齐聚一堂。南非将在会议次日离开,而俄罗斯和中国则将加入,这也就是大家所称的“金砖四国”峰会。
这已是四国的第二次峰会;去年6月四国元首已于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过会晤。首次开幕性质的峰会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结果。但它们此后开始建起了良好的对话机制,它们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更是频频会见。本次除了首脑峰会之外,四国的重要商业银行、发展银行以及智囊团都会聚首商谈。
当初,高盛的吉姆?奥尼尔创造了“金砖四国”这个称谓,只是用来吸引那些跃跃欲试的投资者的噱头。然而如今这句话会戏言成真吗?这四个国家真的在朝着投资银行所分析的方向发展吗?“金砖四国”正在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吗?如果确实如此,它们会如何改变世界呢?
四国拥有世界40%的外汇储备
“金砖四国”的重要影响来自于它们自身的经济总量。它们是除了经合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成员国之外的四个最大的经济体。它们是世界上仅有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发展中国家。除俄罗斯以外,它们在经济萧条期都保持了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增长率,如果没有这些国家,全球GDP会更大缩水。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之一。同时,“金砖四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在增加:中印贸易正迅速膨胀,今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将达600亿美元。对那些经历快速工业化的东亚国家来说,中国也成为了它们最大的市场。
“金砖四国”经济体最显著的标志是它们庞大的外汇储备。四个国家都跻身世界十大储备国,总共拥有世界40%的外汇储备。中国惊人的2.4万亿美元外储让它轻而易举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这些资金足以买下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总市值的三分之二。中国同样是世界第二大债权国,仅次于日本(净债权综合考虑了资产和债务)。俄罗斯1992年启动“休克疗法”时外汇储备几乎为零,如今已经拥有4200亿美元储备。假设“金砖四国”拿出其外汇储备总额的六分之一,它们就能成立一个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同等规模的基金。
这些国家庞大的外汇储备为它们抵御经济危机提供了很大的缓冲,同时也让它们成为新崛起的金融强国。当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在为创纪录的预算赤字和高筑的债台头痛的时候,“金砖四国”的公债却大多维持在稳定的中等水平。大多数投资银行都愿意向“金砖四国”注入资金。
这些国家在宏观经济中取得的成就渗透影响到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无形的――声誉。“金砖四国”对世界局势拥有独特的共识。这些国家都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贫困人口众多,因此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它们的首要任务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要消除贫困(即便俄罗斯亦是如此,尽管它的任务要轻一些)。“金砖四国”都在努力使经济多样化。它们在不断革新和挑战人们对全球化的现有认识。“金砖四国”没有推行“华盛顿共识”所拥护的完全市场自由化,却依然成功实现了市场开放。在大萧条的余波中,那些想知道“金砖四国”成功原因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借鉴这种杂合式的立场。“‘金砖四国’模式准确来说并不是‘华盛顿共识’的替代者,”巴西Getulio Vargas基金会的马蒂亚斯?斯佩克托尔说,“但它们提供了效仿‘华盛顿共识’的其他模式,而且在经济事务方面表现出独特的成效。”
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者?
迅速积累财富能够建立市场地位,甚至价值观上的软实力。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将21世纪1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对比后表示:“二战后的世界局势和二战前的局势完全不同,因此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国际组织诞生;21世纪对于20世纪而言,也将经历这样的巨变,特别是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霍马茨认为:“我们不会回到以往由几个富裕国家主宰全球的时代。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将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融入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当中,以便建立新的均衡态势。”
原因之一在于,传统的经济强国也这样认为,它们也愿意将这些新兴力量纳入决策体系。美国的做法就是G20,通过扩大传统的G7论坛将“金砖四国”包含在内,并将其定义为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主要平台。不过,“金砖四国”和G7论坛成员国有着天然的隔阂。迄今为止,“金砖四国”意愿最清晰的体现是在2008年G20峰会前夜提交的方案――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并实施更大的国内经济刺激方案。
原因之二是,“金砖四国”每个国家都有理由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新圈子。在目前全球经济体系内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要向华盛顿靠拢。
正因为如此,美国国会的部分议员对于“金砖四国”的崛起感到忧虑。他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人民币汇率之上。同时,他们悲观地担心“金砖四国”会打破目前的全球经济体系,而不是乐观地相信四国会巩固现有经济体系。
但是霍马茨认为它们不会采取如此极端的举措。“它们也明白,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和运转流畅对它们自身而言也是至关重要,因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试图彻底颠覆这一秩序。”霍马茨说。当去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之时,“金砖四国”成员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为稳定全球局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重构全球金融体系的问题上,美国和“金砖四国”成员发现彼此都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
“金砖四国”能走多远
尽管到目前为止“金砖四国”成员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利益分歧,但分歧并没有影响合作的诉求。它们站在一起推动IMF的机构重组改革就是最好的证明。“金砖四国”成员彼此之间没有军事联盟的迹象,也没有在贸易中结成联盟的意愿。斯佩克托尔评论一针见血:“‘金砖四国’之间的利益只在某些事务上能够达成一致,而不是所有领域。”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也解释了这些国家之间彼此合作的根本――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无需承担义务的,没有任何一个成员需要为此牺牲利益。因此无论能够得到多少回报,它们都会愿意一试。
同时,“金砖四国”成员国之间也面临着竞争。东亚地区国家正在谋划建立区域性的自由市场。今年1月份,中国与东盟之间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3月份东盟国家和中国、日本、韩国正式签署一揽子的外汇稳定基金协议,从各自的外汇储备中动用部分资金组成基金,为成员国货币政策稳定提供支持。华盛顿的一些智库开始呼吁美国政府重视这些逐渐成形的区域性经济集团,而不应该将目光仅放在“金砖四国”成员国之间形成的松散团体之上。
康奈尔大学的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认为,作为一个组织(而不仅仅是一个聪明的缩写),“金砖四国”是经济大衰退背景下的产物。在讨论国际经济再平衡与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它们才如此引人注目。而随着这一背景的演进,关于“金砖四国”的想法也会不断演进,但它们并不会消失,将来也会有无尽的G国峰会与之伴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G10,然后G5、G6、G7、G8直到今天的G20。
当然,从法理角度而言,“金砖四国”不能像欧盟那样形成历史和地缘均密切联系的组织。它们也不像北约成员国最初那样面临共同的国家安全威胁。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体现出的彼此联系,更多应该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登上国际舞台并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表现。“金砖四国”一词的创始人奥尼尔对自己的创造也不后悔,他一开始就很明确地指出――“综上所述,(关于‘金砖四国’)是一个很好的合作机制,藉此可以对发达国家形成更大的压力,以推动全球经济体系更快地发生改变。”
(4月19日《南方都市报》,作者为该报记者。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