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2年,“九一八”爆发后的中国,在民族危机深重、国难当头的背景下,《独立评论》在北平创办,并在引言中开宗明义倡言坚持“独立”精神,即: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常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本文拟在具体史料的基础上阐释“独立”精神的含义,知识分子为何选择报刊作为进阶社会“中心”的工具,以及独立群体是如何践行“独立”精神的。
【关键词】独立评论 独立精神 报刊 社会中心
1932年5月22日,《独立评论》(以下简称《独》)周刊在北平创办。此时,经历“九一八”事变的中国社会,日本侵略步伐一日紧甚一日,国难当头的危机意识激荡着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心怀,怀揣救国理想的他们踏上了报刊这个舆论平台,开始为探索救国之路,觉醒国民之识摇旗呐喊。《独》的创办可以说是以胡适为首的精英群体的一次成功尝试,“刊行到第四年时发行量已高达13,000余份,寄售及代订处分布全国,在当时所处的近400种杂志中独树一帜”1,连胡适自己也对这份“成绩”相当满意,说《独》真可算是“全国人的公共刊物了”。
其所存世的五年间(1932年――1937年),一直以“独立的精神”标榜自身,它在创办之初就公开申明:“我们把这刊物叫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常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2 “独立”精神的倡议与其说是对独立社成员职业准则的规范,不如说是寄托了胡适等现代知识分子借报刊进阶社会“中心”的美好愿望。在动荡纷争的社会环境下,现代知识分子既无权力,亦无武器,身处社会政治中心的边缘,要实现救国理想何其艰难,连丁文江也说:“我们这班人可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3“‘乱世之饭桶’一语最能体现知识分子所处的‘边缘’地位,但是,他们并不甘于这种地位,他们同样渴望走向‘中心’,其路径就是办刊物,尤其是办政论刊物。”
一
那么,以胡适为首的现代知识分子为何如此热衷进阶社会“中心”,而不仅限于教育、文化、学术的园地“从容漫步”呢?这里,有必要对知识分子在民国政治中的地位进行梳理。
在有关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变革促使了传统的“士”向现代的“知识分子”的蜕变4。虽然学界对于两者之间的差异众说纷纭,但基本认同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之间,存在着历史角色的延续和承接,这一传承的基点就是社会中心意识。“士”在传统社会等级观念中,居“四民之首”,“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在传统中国,‘士’确是处于中心的地位。”5从胡适等人创办《独》的初衷来看,这种“中心”意识显然没有因为角色转变产生变化。“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6期待“意见”可以随时公布出来,并且作为全国舆论的“引子”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已经尤为清晰地表明了胡适等现代知识分子企图走向“中心”的心态。
当然,独立群体希冀通过发表言论而把持的“中心”远非胡适所说的“社会重心”,时代变迁早已破碎了知识分子身处社会政治舞台呼风唤雨的愿望,“到了20年代末期,士大夫文化基本上已消失了,知识分子正迅速地边缘化。” 7 “从某个角度或近代中国发展的结局来看,这是一种明显的社会趋向。”8现实的“边缘地位”和
理想的“中心意识”激烈碰撞,拉锯之下成就了报刊作为爆发极点的缺口。
二
现代知识分子无论是否参与实际政治,几乎都有过办报经历。以胡适为例,自《新青年》“暴得大名”以后,先后创办过《努力周刊》《新月月刊》《独立评论》《自由中国》,可谓屡遭挫折,却始终不离不弃。以胡适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影响和地位,“平素得大众之信仰者主持而引导之不可,窃以为斯人,即先生也。”9当可反映报刊在知识分子争取“中心”地位的过程中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
对于独立评论社的初创社员学界尚有争议,这里且不作断究。对其主体成员的基本情况(生卒年代、留学与否及何国何校、参加独立社时的职业),有学者曾进行过分析。从中可以清楚地得出,其主要撰稿人皆有过留学海外的经历,尤以英美为重。以洛克、边沁、穆勒等人为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现代国家意识以及舆论在西方社会中的重要作用,都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投射出印记。言论自由一直是知识分子最珍视的价值之一,“胡适在国民党政府建立之初,曾经激烈地批评了国民党侵犯‘人权’的政策和所谓的‘党化教育’”10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在《独》的创刊号上曾用直白的语言予以表现,“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在言论自由精神的指引下,与之天然联系的报刊成了知识分子的不二之选。“公共刊物的出版迅速扩大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也使得他们的言论具有了‘公共性’。”11
与传统社会报刊作为统治阶级控制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性不同,知识分子注重的是报刊的功能性,即如何利用报刊公共媒介的特性形成全国舆论。胡适在《新青年》“暴得大名”之后,也常以“舆论家”自称。虽然《努力周报》的失败曾让胡适在创办《独》时一度“不怎么热心”,但是他也深知,如果不走办报这条路,要使知识分子的言论在全国形成影响乃至建构另一个独立的“中心”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为了践行“独立”精神,胡适等独立社员在刊物初创之时,坚持集资办报。丁文江提议“仿照《努力周报》的办法,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先积了三个月的捐款,然后出版。”12经济独立在知识分子看来是把持言论自由的必要前提,这在当时并非《独》一家之法,众所周知的《大公报》“四不”方针之一就有“不卖”之说,意即经济独立。张太原曾说:“这种办法保证了这个刊物的‘自由’性质,不是为某种现存的政治势力说话,而确是凭着自己的良心‘自说自话’。”13这在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变化中确可得以印证,无论是《新月》时期发表言论攻击国民党,还是《独立评论》时期与国民党的矛盾冲突日渐缓和,其态度变化的中轴线当是胡适一生坚持的理念――政治模式的宪政理想,文化观念的自由主义。实践证明,独立社的运营模式的确得到了知识分子的认同,“在总计244期中一共发表了1309篇文章,其中55%是社外的稿子。前四年中除了第一年社员稿超过社外稿(社外稿占42.7%),其余三年社外稿均超过55%。”14
当然,经济独立并非保持“独立”精神的唯一必备条件。这种表面的独立尚需知识分子内在独立意识的支撑。胡适曾说:“我们办这个刊物,本来不希望它做我们这十一二个人的刊物,也不希望它成为我们的朋友的刊物;我们自始就希望它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15“公共刊物”清楚传递了独立同仁的自由主义理念。从学界对《独》作者群的职业身份探讨来看,“大致顺序是大学教师、大学生、公务员、研究员、中小学教师、助教、编辑报人。”16尤其是独立社把持笔政的核心成员,皆是大学教授,其各人参加独立社时的职业分别是“胡适――北京大学教授及文学院院长,丁文江――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等”17如此而言,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收入来源,换言之,仅凭现代国家意识和国难之下,知识分子“吾曹不出,予苍生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独》发表救国言论是完全不可能的。
四
综上所述,《独》所坚持并倡扬的“独立”精神,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经济独立,不依附任何党派,也不能地以独立群体核心成员比如胡适和丁文江与国民党的关系来划定《独》是否独立,当然更不能简单仅凭《独》后期社员先后入阁来作为评判的标准,知识分子和实际政治的关系在中国尤为复杂,儒家的积极入世和老子的无为而治时常纠结于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在努生家中,他们都颇批评我的‘无为’论,但也不能不承认这是‘对症下药’的一种办法。”18胡适曾放出狠话:“二十年不谈政治。”但是国难当头,就连胡适自己也不得不放下“从容漫步”的心态,奔赴国难。“约在1937年8月,胡适与张忠绂、钱端升受政府的征派,他们三位北大教授的共同使命是赴美、英、法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面奥援。”191938年9月17日,胡适被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并且一做就是四年。在主持《独》期间,胡适曾说:“《独立》诚有太和平之处,你们何不多说不和平的话,使《独立》稍稍减轻其太和平的色彩?”20可见,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一直在自觉保持“独立”精神,即使在介入实际政治时,文人的自由意识也时刻提醒他们与实际政治保持距离。■
注释
1、20、《“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章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2、《独立评论》第一卷,《引言》。
3、4、《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张太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5、8、6、《中国知识分子论》,余英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9、13、14、18、《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张太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0、张太原在《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章清在《“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都有关于独立社员基本情况的清晰列表。
11、12、《“国难”与“思想界”――中国政治出路的思想论争》,冯峰,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15、《的四周年》,胡适,《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
16、《“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章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17、《的一周年》,胡适,《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19、《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作者:安徽大学07级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