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松辉是台湾非武装抗日代表性人物蒋渭水先生的长子，身材高大，过了年他即将虚岁100岁，是目前建中最年长的校友。 数年前与内人到建中处理一些董事会的事务，和伊缓步在红楼天井间，四周建中学生轻快谈笑，年青欢愉的声浪在红楼旧砖上回荡。身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松辉先生和他的二公子仁扬，正陪伴几位前日本建中校友访问母校。我们上前向松辉先生致意，也介绍内人是前第一女高(北一女中)的校友。
建中在日据时代称台北一中，成立于1898年，即1895年甲午战败割台后的第3年。1909年迁入鼓亭龙口町一丁目的新址，鼓亭即是后来的古亭区，如今中正区的南海路一带；先慈林海音创立的“纯文学出版社”位处重庆南路三段我家故居，则是龙口町二丁目。后来我考入建中，由二丁目到一丁目去上学，走路不到10分钟。建中红楼至今成为台北市定古迹，为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营缮科著名建筑师近藤十郎所设计。1945年5月31日，盟军大轰炸台北地区，炸毁部分红楼。我还记得儿时念隔壁的国语实小，也就是如今的台北实小，和建中尚无围墙分隔。去建中游玩，看到断垣残壁，那是我初次见到战争痕迹，
蒋松辉是宜兰人，其父蒋渭水先生呼应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8年提出的民族自决主义，1921年2月参与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并创立“台湾文化协会”，为提高台湾人的民智素养与文化素质，时人称为“文化头”。1927年台湾成立第一个有现代化性质的政党“台湾民众党”，筹组争取劳工阶级权益的“台湾工友总联盟”，提出“同胞须团结，团结真有力”的动人口号，留下不论任何时代都适用的民族智慧。蒋松辉说：蒋渭水先生和国父孙中山先生同样身为医者，怀抱着“上医医国”的济世情怀，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统治下，争取自由平等与人权，20年如一日，后人尊为“台湾的孙中山”。
蒋松辉于1926年3月修完宜兰公学校第5学年课程，即转入台北市日新公学校第6学年就读。当时公学校的高学年师资不足，都由日本聘来的较高龄老师担任。蒋松辉遇到上村老师，上村曾在日俄战争中受伤，以致略有跛脚，不能上体操与唱歌两课。教音乐的是创作“雨夜花”、“望春风”、“四季红”等名曲的邓雨贤先生。初见面时上村对蒋松辉说：“你父亲是在大稻埕开业的名医，可是近年来不务正业，全力投入社会运动，以致无暇照顾子女。身为教师的我，有义务来管教你。”于是购买小学校六年级日文读本，开始恶补整整一年，突破考入台北一中的难关，录取名额按规定本岛人只占3％。台湾是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在台日人居于优越地位，都有经济能力让子弟进入大学深造。蒋松辉在台北一中成绩虽名列前茅，但并来代表毕业生上台致答词。他的三公子勇扬曾告诉我他父亲是典型的“邻家父亲”，求学时“很会读册”，但一生乏善可陈。而他的祖父从事社会运动，是日本殖民当局非常头痛的异议分子：但蒋松辉在入学台北一中这件事上似乎没受到什么影响。一中毕业，蒋松辉考进台北高等学校理科乙类(德语)，为将来当医生作准备，台北高等学校校址为如今面临和平东路国立师范大学的行政大楼，犹如建中的红楼，红砖西洋风建筑，也由台湾总督府营缮科设计。
蒋渭水先生一生只得40岁又5个多月，过世时蒋松辉18岁。蒋渭水以“庸医医人，大医医国”理念出发，11年如一日执行“大医之道”的精神。那时蒋松辉在日本囝仔的学校“爱拼才会赢”，不得不以学业为先，父子俩虽然住在一起，却难得见到一面。甚至在某种状况之下，父子二人必须采取互相矛盾的行动。
蒋渭水有抗日素行，1928年皇太子(日后的昭和天皇)光临时，他曾假借挥扬欢迎旗子，在大安医院、民报发行所高挂“欢迎鹤驾”的大布条。“鹤”在日本或为吉祥字，但在台湾的欢迎场合并不适宜，“鹤、驾”二字反置，后部联结岂不等于西归?台湾路人会意暗笑，而日本人不明其意未加取缔。蒋渭水同时计划要表达欣请设立议会的意愿，却因事迹暴露被检束，被列入包括黑道白两道的“治安上黑名单”。如遇到日本皇室的皇亲国戚(大多数任高阶军职)视察台湾，总督府为了安全起见，即挑选“黑名单”上各地区的老大级人物，邀请进入管辖拘留所静养，俟皇亲国戚离开台湾，才让他们回家。蒋渭水从未曾落选，他在北署拘留所“静养”期间，公子蒋松辉则须参与在总督府前广场举行的学生军训欢迎分列式。并在北署拘留所舞台上，上演了一出有趣的剧中剧：剧中预先报到的是各角头老大，经过一番争执之后，刚决定“大位”之际，突然蒋渭水一出现，各角头齐声大喊“文化头来啦!卡紧大位让他坐!”
虽然父子之间缘薄少见面，却有两件事值得追述。
1926年3月为应付翌年度联考，手忙脚乱之际，蒋渭水突然聘请一位福州人“詹先生”来为蒋松辉教授注音字母(即191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实施的40个注音字母，后于1930年改称注音符号，其中3音现在不用，但尚未正式废止。蒋渭水特别吩咐：“几类注音符号，将来一定有用，同詹先生好好学习!”当时蒋松辉真想不到，20年后日本投降，台湾变成“ろ，夕，く，亡”的天下!如今他又由“仓颉”引领，拜信息科技之赐进入网络世界，成为台湾使用计算机的最年长者。
渭水先生去世前两年发生著名的“鸦片事件”，“阿本仔”(日本人)在台总督府施行“鸦片特许”，令台湾人吸食鸦片。蒋渭水以台湾民众党的名义，致函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控诉日人。由张月澄先生翻译为英文后，就由蒋松辉在接近下班时，趁仓促混乱去电报局发电报。电报局基层职员不明来由，也看不懂英文，不知报文内容，就依字母拍发，致函得以顺利发出电报。随后，国联派卫生专家来台处理。蒋松辉回忆此事，至今津津乐道：“把总督府的嘴须剃得光光!”
蒋松辉高校毕业后至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长崎医大，后因家庭经济因素，蒋渭水留下的奠仪生活费用罄而辍学转往上海谋生。他开玩笑道，他前脚刚走，后头“阿杜仔”(杜鲁门总统)就丢原子弹了。或许是靠他一点小聪明加上肯学习，没读过商科的他在上海一家日后非常有名的茂昌眼镜公司任总管会计，也曾在“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担任日语教师，讲解文法极受学生的欢迎。茂昌眼镜公司的胡老板也是他的学生，不难想象他是从图书馆“跳槽”到眼镜公司的。
日本战败投降，蒋松辉回台，时逢“二?二八”事件，他躲在北投避难。事后回忆，当时北投区缺米是因运输工具(人力板车)落后和台北城发生动乱……从此，他永远只记得和“吃”有关的事。他的人生际遇偶与历史的人与事有所牵连，但最重要的应是上述的“长崎原子弹爆炸”。他说，他因穷活命，躲过一死。所以诙谐的晓谕子孙：“日后我们要世代不富，以‘穷’传家……”
松辉先生走过的是时代的悲剧还是喜剧?站在南海路建中古老的红楼下，他青丝已成暮雪，身边充满活力、欢乐的建中大孩子快步地不停走过。我想，回首建中的岁月，红楼里的呐喊，电报局紧张的向“国联”发报，长崎医科大学艰辛的岁月，上海街头迎面而来陌生的面孔，中正桥下不舍昼夜的流水，化为千风的八重子夫人……他心中必然感慨万千。那些，那些并未过去，终将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深刻的痕迹。
皓月随梦越红搂，月过楼西梦已迷。
(本文作者系著名作家林海音之子，现任教于台湾清华大学、台北世新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