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故居_李先念的“博士”情

     在李先念老家,人们惯称木匠为“博士”。李先念曾做过多年的木匠“博士”……   革命老区湖北黄陂与红安两县山水相连,隋唐时曾同属于木兰县。当地习惯称木匠为“博士”,当年李先念以做“博士”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的黄陂叶家田(又称袁家大湾),至今仍保存着很多革命遗迹和遗物:李先念旧居、李先念用过的木刨和他亲手制作的桌子、梳子、木床等。
  
  “博士”登台唱主角
  
  1909年端午节,李先念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高桥乡李家大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李成元为他取名李先念,小名泉伢。1921年,李先念只读了三年私塾便因家贫而辍学了。父母把他送到了邻近的黄陂表亲袁学福那里学木匠手艺。
  年仅十二岁的李先念翻过高桥乡李家大屋西山冈,来到袁木匠家――黄陂县木兰乡的叶家田。袁学福在黄陂、红安一带手艺出众、性格豪爽,深受当地群众的敬重。少年李先念勤奋好学,悟性高,三年后便出师,独自一人到汉口球场街的一家棺材铺(时称“寿器店”)做棺材。在那里,李先念又接触了汉口的码头工人和其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更深切地体会到人民群众的疾苦。
  1926年10月8日,国民革命军攻入武昌城,北伐战争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大革命的烈火在城乡熊熊燃烧。李先念在汉口再也待不下去了,他听说董必武、陈潭秋等到他的家乡宣传革命真理,于是,这个寿器店的小伙计,决心要打造一口大“棺材”,彻底埋葬旧社会。
  他立即返回红安老家,在高桥农民夜校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开始从事革命工作。他常常是白天同袁师傅一起以做木工为掩护,到了夜晚便走村串户开会,秘密串联革命群众。由于晚上熬到深夜,白天干活时就难免打瞌睡。有一次,他打瞌睡时,藏在身上的手枪掉在了地上。师傅看到后一惊,连忙捡起手枪问他:“先念,这是怎么回事?你到底要做什么事?”
  李先念见师傅也是穷苦人出身,思想开明,便老实相告:“师傅,我参加了共产党,正和穷人一起闹革命哩!”师傅连忙把手枪还给他,还关切地说:“你可要小心点啊!”
  见师傅开通达理,李先念就趁热打铁说:“师傅,你想不想革命?要是想,我们就一起参加革命!”师傅点了点头。
  不久,李先念创建了共青团支部,他师傅袁学福等人都成为共青团员。李先念参加革命之初,在高桥区从事宣传工作。区委的同志有意培养他,让他多向群众讲革命道理,但他因初出茅庐,在公众场合讲话有点怯场。
  有一次,高桥区苏维埃召开几千人的大会,临到开会的时辰,区委书记突然对李先念说:“先念,我刚接到通知,要赶到县里去开会,今天的会议就由你来讲吧!”
  “还是改个时间再开吧!”李先念一阵紧张,慌忙说。
  “那怎么行?来了这么多人,你就讲讲嘛!”书记说。
  “要不,你先开个头,讲几句再走?”李先念又说。
  书记没有答应。
  李先念只有赶鸭子上架了。他从穷人为什么受穷,讲到成立苏维埃号召穷人闹革命,一讲就讲了个把钟头,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也都一一回答,群众都说他讲得好。
  “先念讲得好!先念讲得好!”李先念快讲完时,区委书记突然从一边站出来连声说。李先念接过话头:“原来你是玩把戏呀。”
  1927年11月13日,李先念带领高桥赤卫队参加了由潘忠汝、吴光浩领导的“黄麻起义”。1928年1月,他组建了共青团塔耳支部并任书记。1931年6月,李先念当选为陂安南县苏维埃主席。
  
  不久,苏区扩大红军,李先念扔掉斧头,提着撇把子枪,带领三百名青壮年一起参加红军。10月17日,陂安南县在庙咀湾召开欢送大会,县委书记郭述申前来为李先念等送行。
  李先念一边握着郭述申的手,一边又指着旁边的刘华清说:“团县委书记随我参军走了,就调塔耳区少共区委书记刘华清接任团县委书记吧!”郭述申说:“行!你推荐的人我一定信得过。”
  从此,李先念开始了戎马生涯,被毛泽东称为“不下马的将军”。
   在军旅生涯里,他的木匠手艺在危难之处再显身手。那是1936年10月,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木匠李先念和铁匠周志坚带领红军战士,在树林里伐木造船,不到一个月就造船十六艘。接着,李先念亲率渡河先锋队,劈波斩浪强渡黄河,一举击败了十万余马匪。
  
  “我一生都忘不了师傅”
  
  1941年4月,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简称“新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新五师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重建军部后统一编成的七个主力师之一,师司令部设在黄陂蔡店乡姚家山。
  李先念任新五师师长期间,生活非常简朴,他常年打着绑腿,穿一双白麻耳子的草鞋,身上是一套红安农民织出的大布军衣。为了减少衣服的磨损,他只在会见客人或开会时才穿这套衣服,而平时参加生产劳动时,他常常把衣服脱下来,如同跟师傅学徒时一样,光着膀子干。
  有一次,鄂豫边区一位绅士看见李先念光着膀子挑大粪,就惊异地说:“李师长呀,参加劳动不穿衣服,干劲可真大哩!”
  李先念毫不介意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正是困难时期,我们自力更生搞生产,除了解决吃饭问题外,多余的还可以买一些日用品,解决办公费用,这样就减轻一点老乡的负担嘛!”
  李先念虽然身居要职,仍念念不忘他的师傅。
  1945年的一天,中共中央委员、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看望父老乡亲。第二天一早,他就提着猪肉、红糖等礼物,专程到袁家大湾看师傅。正在吃早饭的袁学福听人说李先念来了,连忙放下碗筷,三步两脚走到门外迎接。李先念老远就说:“师傅好吗?十几年啦,真想您老人家!”袁师傅连声说好,把他让进堂屋,上下打量着徒弟。原来瘦高个黄脸面的徒弟,如今身材魁梧,脸色黑里透红,穿一身军服,威风凛凛!袁师傅感叹道:“红马寨九龙冲,出人物呢!”李先念笑着说:“这是师傅的管教之功!”师傅说:“快莫提,我打过你,不记恨吧?”李先念大声说:“打得好!你还为我要酒喝呢!”
  
  1949年夏,武汉解放了,李先念任湖北党、政、军主要领导,虽然日理万机,但他仍想念师傅。由于实在抽不开身,就干脆叫秘书把师傅接到武汉小住。
  车子刚进大院,李先念就大步流星地走上来,拉开车门,关切地问:“师傅,您来啦!路上没有晕车吧?”边问边把师傅扶下车。
  师傅拿着一个布包,笑着说:“先念,师傅没有什么可带的,只带了点你从前喜欢吃的盐豇豆、小麦酱和糯米粑。”李先念双手接过来,连忙感谢说:“您老人家还记得我那点嗜好,又让师傅师母受累了!我中午就吃它。”
  李先念看到师傅比往日苍老多了,头发也白了,心中有些难过。师傅看到徒弟又变样了,红光满面,穿着一身呢制服,更是气魄不凡,心里十分高兴,笑着问:“先念,你这么忙还记得师傅?”
  “看师傅说到哪里去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一生都忘不了师傅!”
  顿时,袁学福老人不禁热泪盈眶,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午饭时,李先念亲自为师傅斟酒夹菜,畅叙当年的师徒之情。
  
  师傅小住期间,李先念专门安排一名警卫员照顾师傅,陪他游览了黄鹤楼、归元寺、中山公园等风景名胜。他每天都要挤出点时间陪师傅唠家常,嘘寒问暖。袁师傅看到李先念日夜操劳,自己又来添麻烦,哪里还住得下?执意要回家。李先念紧紧握着师傅的手,心里一阵酸楚,说:“师傅要好好保重身体,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我有空再去看望您老人家。”李先念目送汽车驶出大院。
  在湖北主持工作期间,李先念经常到各地调研,尤其是注意解决老区的实际问题。一次,黄陂县召开水利工程大会,县长刘振歧请李先念来作报告,李先念首先讲了大兴水利的好处,接着又很谦虚地讲了兴修水利的一些注意事项,希望请来支援的专家们多为黄陂人民造福,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
  
  末了,李先念又风趣地说:“同志们,今天在座的有不少人是博士、专家,在水利工程上,我是外行,还得请你们多帮助。但是你们也不要瞧不起我,你们是‘博士’,我也是‘博士’呢,而且我十几岁就中了‘博士’。不过,那是木匠‘博士’,而且师傅就是黄陂人。”话音刚落,会场上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1962年清明时节,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第一次还乡。他一到高桥就打听师傅的近况。听说袁师傅于年初离世,他半天没说一句话。
  第二天,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袁家大湾师傅墓前祭扫,敬献了花圈。他在墓前三鞠躬,久久默哀,不忍离去……
  
  六十花甲操旧业
  
  袁师傅的为人与手艺,让李先念受益终生。他因此结交了一批农友、工友。
  
  1959年,湖北省著名的农民劳动模范饶兴礼到北京参加人代会,时任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在座谈时问:“饶兴礼,浠水县的农业生产怎样啊?”饶兴礼回答道:“形势不太好,只能算一般。”
  李先念夸他敢于说真话,不夸大事实,也不缩小事实,接着就用红安乡音笑着说:“浠水是个好地方哟!鄂东流传一首顺口溜儿,你知道不?‘浠水的谷,麻城的屋,黄冈的伢儿羡得哭。’就是说,浠水的谷好,麻城的屋好,中间是黄冈,羡慕得不得了。如今吃饭成了大问题,粮食是宝中之宝啊,浠水应该带头把谷种好。”
  1969年4月,饶兴礼又到北京参加中共九大,那时李先念还在“靠边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走廊上,李先念亲热地和饶兴礼握手,说道:“哦,老饶,我现在正在工厂里劳动锻炼呢。”几天后,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的走廊上相见了,李先念笑着对饶兴礼说:“老饶,你长胖了。”
  饶兴礼回答道:“我没有劳动,懒胖了呗。”李先念又笑道:“你不是懒胖的,是当干部坐胖的。”两人相视大笑,并肩走入大会堂。
  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回湖北休养,住在武汉东湖客舍,饶兴礼就去看望他。谈话时李先念说道:“‘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对有些事,我真气得要哭,又不能哭,因为身边有警卫员,有儿女,哭,多不好意思呀。政治局开会,明明是错误的东西却顶不得,只能怄闷气。后来,才找到了一个软抗的好法子,你开你的会,我眯着眼睛打呼噜。”
  1967年2月,参加“二月抗争”(“四人帮”横行时定性为“二月逆流”)的李先念和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因反对林彪、江青等“大闹怀仁堂”,遭到围攻和批判。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先念等分别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几个工厂劳动、调查研究,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进入花甲之年的李先念被下放到北郊木材厂(今北京市天坛家具公司)。
  
  李先念因此经常到木材厂三连劳动。每当拿起刨子,重操旧业,他似乎又回到了青年时代,想起了师傅手把手教给他如何做人、做手艺……于是,他把一块块木料刨得又平又光滑,棱是棱,角是角。每干完一件活就拿给工人师傅看,请其检查质量,问怎么样。木工师傅看了后,感叹地说:“长时间不干了,还刨得这么好,功底真扎实。”有时他还到四连劳动,和工人师傅一起组装家具。他一手握锤,一手把钉,干得很熟练,边条钉得又快又好,受到工人师傅的称赞。因为他已是年近六旬的人了,又多年没有干体力劳动,所以劳动时间不能太长,只能干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休息时就和工人交谈,讲述自己年轻时在黄陂跟着袁师傅学木工、当木匠的经历。工人们听了他们师徒情深的故事,感到很亲切,对他更热情,更尊敬了。他本想多换几个工位,乘机多干几种活,提出要到油漆车间、钢管车间、电镀车间去劳动,只是军宣队出于安全考虑,没让他去。 ■
  (责任编辑/谭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