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夏天,北京中关村,骄阳高照,人头攒动。 一位腿脚不便但身板硬朗的中年男子,揣着一沓说明书挨个儿向柜台商推介:“哎,伙计,有一款杀毒软件,一次性出售版权一百二十万元,前八十万元一次付清,后四十万元卖了再结,有兴趣代理吗?”
有人摇头,有人奚落。
见状,中年男子失望极了:“唉,偌大的一个中关村,竟然没有一个识货的,还是我自己来卖吧……”
这位推售杀毒软件的中年男子,就是后来享誉软件业界且被称为“杀毒王”的王江民先生。
一
1951年10月,王江民出生于山东烟台。
日闻螺号,夜枕潮声。年幼的王江民,躺在母亲的臂弯里,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游走在这座秀丽的小城里,常常兴奋得手舞足蹈。谁知道,三岁时,一场小儿麻痹症让王江民的腿落下了残疾,无奈他只得与床做伴――很多时候,实在寂寞了,就一点一点挪腾到窗边,或者望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呆呆地出神;或者找来一张草纸撕成条条绺绺,玩“放转转”。
转眼,就到了读书的年龄。由于行动不便,王江民吃尽了苦头: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因为躲闪不及,腿脚被骑自行车的人轧断了;又一次,为了写作文,和同学们一起站在小桥上观察河里的鱼,不料被人挤碰了一下,就一头栽了下去;还有一次,为了亲密接触海燕,他爬上了一块礁石,听到有人喊涨潮了慌忙往岸边“跑”,但终究没有跑过凶猛的浪头,呛了一肚子苦涩的海水……好在,王江民从书中读到了高尔基的“人都是在不断地反抗自己周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遂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我要增强自己的意志力,适应社会,适应环境,征服人生道路上的坎坷与磨难。”结果,他不但学会了骑自行车、游泳,而且还倒腾出了一些小发明,诸如晶体管收音机、无线电收发机、电唱机等。
读完初中,懂事的王江民寻思着帮父母减轻一些负担,就四处找活儿。只是,人家一看他是个行动不便的人,立时婉言回绝了。这让他伤心极了。
1971年4月,磨破了嘴皮子,一家由街道创办的机械厂终于勉强松了口:“那你就过来做学徒吧……”王江民很争气,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熟稔了各个环节的活儿,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又用三年的时间一边读各种学习班一边刻苦钻研技术,成了厂里的革新能手。
看王江民是个人才,机械厂领导把他提升为生产负责人。这下子,王江民愈发地来劲儿了,带着大伙儿加班加点地干起来,很快就因产品性能优越而引起了山东省机械厅的注意。不久,王江民被调至烟台光学仪器厂。在这里,端的是铁饭碗,但他继续刻苦努力,不但修理光学仪器,而且还尝试着研制起了光学仪器――于是,一番“敲敲打打”过后,大地测量仪器、激光医疗设备、手术机、手术刀、激光测量仪等便横空出世了。
1979年,凭借着在机械和激光方面的多项先进科研成果,二十八岁的王江民被评为全国首批一百零五个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之一,他顿时热泪盈眶:“不管曾经失去了多少,最终能成为全国一百零五分之一,我的努力值了!”
四年后,王江民进入烟台轴承仪器总厂担任高级工程师。
二
在实际工作中,王江民慢慢地意识到:搞光机电自动化,必须依靠计算机来控制,不学计算机肯定要落后的!
这一天,王江民正一门心思地摆弄计算机时,已读小学一年级的儿子蹦蹦跳跳跑过来了,小手一伸:“爸爸,你给我出的试题呢?”他愣了愣:“出题?”这才想起来,老师为了加强和家长的互动,给学生下达了一项任务:回去之后,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出一套试题,做完后交上来。为了完成给儿子出题的任务,王江民陷入了沉思:出这套试题,必须得符合逻辑性,不能简单地列举二加三等于几、二十加三十等于几;另外还得考虑接受性,不能想当然地列举自认为是简单的东西……快要想破脑袋的时候,一道灵光倏地划过了脑海:如果我编个出题程序的话……王泽民立时欢呼雀跃起来:“对嘛,有了出题程序,就可以通过计算机打印出源源不断的题目来,就连以后再出试题的麻烦也省掉了,好事啊!”一番折腾,王江民如愿编写出一款软件来:数学练习,由浅至深,包括加法、减法、乘法、除法、混合运算等;语文练习,循序渐进,包括默认生字、给汉字注音、拼音注汉字等。而且,把这套教学辅助软件通过《电脑报》推向市场后,不但赚回了当初买计算机的钱,而且还在全国教育类软件评选中获得了第一名,从而成为中国教育类软件里第一个登记版权的软件。
尝到了甜头,王江民从此迷上了编写程序。
就在这个时候,有媒体报道了病毒的消息。其时,王江民还不知道什么叫病毒,只是在编写程序的时候总是发现有异常程序导致计算机无法正常运行,心里甚是苦恼和纳闷。后来,眼见越来越多的人抱怨病毒,遂生起了心思来:姑且试试吧,能搞出来个杀毒的软件也不错嘛!
说干就干。一会儿翻阅资料,一会儿研究病毒,王江民很快就编写出一段程序来,起名Debug,专杀当时比较猖獗的“1741”病毒。跟着,他又编写出了另外几段程序,用以查杀其他的病毒。与此同时,他还把自己编写的程序写成文章发表在报刊上,以帮助更多的人有效地对付病毒的袭扰。
1992年,当市面上开始流行防病毒卡时,王江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像最好的防守是进攻一样,装防病毒卡终究不如装杀毒软件来得干脆、利索!为此,他把自己此前编写的六个查杀病毒的程序集成起来,命名为KV6,通过报刊推介给大家,提倡走杀病毒的路子。
无奈,世人并不领情,王江民无计可施。
恰在此时,武汉大学篮球教研室的老师慕名找上门来:“王老师,这儿有一个变形病毒,您看……”对于这个在中国第一个出现的变形病毒,王江民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子,毅然决定采用“广谱过滤法查杀病毒”,结果如愿以偿。在此基础上,他结合又掌握的几个变形病毒,从理论上总结归纳出了变形病毒的特性,继而开创了独特的“广谱过滤法”,在全国计算机专业学术交流会上斩获优秀论文奖。
有了理论基础,王江民开始尝试着把自己的反病毒软件大众化,于是KV6高调复出,并迅速根据病毒特性更新升级到了KV8、KV12、KV18、KV20、KV50,在烟台及其周边地区的用户中深受好评。
1994年,王江民把杀毒软件升级到了KV100。这个时候,一位远在北京的嗅觉灵敏的经销商摸了过来:“王先生,您的杀毒软件是个好东西,能不能别再免费赠送了,让我来帮您卖吧?”想了想,王江民点头同意了。
就这样,KV100卖到了中关村,并且一炮打响,成为中国首款专业杀毒软件。
立时,大大小小的经销商一窝蜂地挤上门来,申请许可经销权。经慎重考察,王江民许可了四家,约定:许可费两万元,一次性付清。只提供一个版本的防盗版加密技术,至于刻盘、包装、生产、销售,一概不管。由是,王江民从杀毒软件中赚到了第一桶金――八万元许可经销费。
只是,王江民万万没有想到,四家经销商回去之后,为了争夺市场不惜大打价格战,很快就把市场折腾得乌烟瘴气。
没辙,在把杀毒软件升级到KV200后,王江民咬咬牙只许可了一家经销商,心想:就一家生产和销售,回报的利润肯定会更大一些吧!谁知,过了一月又一月,任凭KV200卖得风生水起,王江民就是拿不到一分转让费――找到那家经销商讨说法,却被一嘴唾沫星子给堵了回来:“球,卖得是火,但钱都没收回来,你就等着吧……”
也懒得理论了,王江民起身就走:“老子不跟你合作了,看你还卖啥!”
认真地想了半天,王江民主动出击了。
1996年8月,顶着一头烈日,王江民携新升级的KV300坐着一辆黄色面的来到了中关村,挨个儿向柜台商推介:“哎,伙计,这儿有一款最新的杀毒软件,一次性出售版权一百二十万元,前八十万元一次付清,后四十万元卖了再结,有兴趣代理吗?”
此时此刻,在中关村乃至全中国尚没有哪个软件的版权能卖到一百万元。因而,对于王江民的示好,有人摇头:“俺是小本生意,拿不出那么多本钱。”有人奚落:“啥软件,值一百二十万元?”有人冷哼:“瞧你这模样,怕是想钱想疯了吧?”
见状,王江民失望极了:“唉,偌大的一个中关村,竟然没有一个识货的,还是我自己来卖吧!”
就这样,1996年9月15日,在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后,王江民飞到了北京,在大华写字楼租赁了一套三十多平方米的房间,正式挂出了“北京江民新科技术有限公司”的牌子。
三
一脚踏入专业反病毒的“战场”,王江民立刻就感受到了火药味的浓重与搏杀的惨烈。
在中关村,王江民是“外来户”,因而一天到晚受到别人的压制、逼迫和要挟:“喂,姓王的,自觉一点,趁早卷铺盖走人,别逼爷们动手……”对此,他一边以“这边撵我,我去那边;那边撵我,我来这边”的游击战术应之,一边以“有钱大订,无钱小订;独包欢迎,‘拼货’也可”的实利战诱之。结果,短短七天,就接了两个“拼货”单子和一个代理单子,合同额高达一百五十万元。
只是,想象不到的麻烦还在后头。
1996年10月3日,有个脑瓜聪明的外地病毒作者,在把KV300解密之后,随手嵌入了自己美其名曰“合肥1号”的病毒,然后放到了BBS上进行传播。于是,1997年1月1日,当合肥1号病毒发作后,该作者就在网上泼起了脏水:“不好了,KV300藏有病毒啊,大家小心喽!”王江民微微一笑,信手就把合肥1号查杀了。不想该作者立刻又跳了出来:“来啊,大家都瞧瞧,为什么只有王江民能杀这个病毒,而别人就杀不了呢?很简单,是王江民自己编写了这个病毒。叫啥呢?KV300病毒呗!”一边嚷嚷着,一边又炮制出了合肥2号病毒。不过,很快就被王江民给查杀了。这下子,该作者才遁了形。不独于此,往王江民身上泼脏水的还有上海1号病毒。上海1号一出来,KV300上海技术中心马上就收集到了该病毒的样本,王江民立刻就把它杀了。紧接着上海2号出现,还把病毒发作的显示信息改成了KV300C,但同样还没有离开上海市就又被王江民给消灭了。连失两招,病毒作者顿时恼羞成怒,遂于1997年2月编写出了上海3号病毒,而且干脆把病毒发作信息写成“王江民”的拼音字母“Wangjiangmin”。不过,对于王江民来说,还是小菜一碟:他把三个病毒归纳了一下,立时发现了病毒作者的写作思路与代码格式,就出了一组反上海病毒的广谱代码,瞬间把上海号病毒打进了万劫不复之地。不过,这也并不代表着王江民就“游刃有余”了:接下来,他接连不断遇到了多款病毒,最终虽然都攻克了,但他也付出了加倍的努力。当然,这样的努力又带给他更多的惊喜。
一天,王江民正趴在计算机前研究病毒,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哎,老王,摩托罗拉中国分公司的二十多台计算机全部感染病毒瘫痪了,好几个亿的合同打印不出来,正四处找人杀毒哩,你要不要过来小露一手?”是一个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的朋友打来的。略作思考,王江民回了一句:“好,就过去瞧瞧吧!”没想到,赶到地儿的时候,正撞上人家公司的领导“抛绣球”:“现在我宣布,谁帮助我们公司解决了这个问题,立即支付三万美元!”一位外籍反病毒专家“嗖”地站了出来:“我来吧!”但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却见他抱着膀子做出了无奈状:“没办法了,你格式化吧……”王江民不紧不慢地走上前去,简单进行了几个操作,当即笑了:“嘿,这是火炬病毒!发作的时候,只抹去硬盘分区表,不破坏数据……”说着,噼噼啪啪地敲了一阵子键盘,就站了起来:“喏,好了!”果然,计算机启动开了,一切正常。一伙儿摩托罗拉中国分公司的员工高兴得一跳老高:“噢,看到数据了,看到数据了!”
有一次,王江民给一个杀毒软件展销会捧场,正进行至高潮处,几个人拨开人群冲了过来,心急火燎地问着:“打扰了,哪位是王江民先生?”王江民应道:“我就是……”还没反应过来呢,就被人家连拖带拽地塞进了一辆汽车里,径直拉到了一家证券公司。一位老板模样的人一把抓住王江民的手:“王先生,求您了,快把天杀的病毒干掉吧,不然大伙儿非吃了我这个经理不可……”坐下来,王江民很快就查明,证券公司一百多台计算机感染的是1150夜贼病毒,遂安慰道:“甭急,甭急,半个小时就好!”吃中午饭的时候,证券公司的经理对王江民说:“王先生,您是个实在人,如果您先讲条件,开口要两万元,我也得老老实实赶紧给您,因为我今天弄不好计算机的话,要损失的不止十多万,还有我在股民中的信誉。我们想聘请您作为我们证券公司的特别安全顾问!”
就是这两次火线救急,奠定了王江民在中关村乃至全中国反病毒领域的地位。
四
当王江民慢慢地站稳脚跟的时候,中关村的那些专事兜售伪劣产品的不法商贩觊觎起KV300的高额利润了,开始制造盗版软件,混淆市场。
起初,王江民大度地一笑了之。但,眼见北京、成都、哈尔滨、深圳、广州等地的公安局、工商管理局查出了越来越多的盗版KV300,眼见一拨又一拨的不法商贩叫嚣着要在一至三个月内用假冒的KV300挤垮真KV300,眼见一个又一个或远或近的压根就没打过交道的印刷厂打来的“喂,王先生,你们公司委托的十万个KV300包装和说明书已经印刷好了,快来提货吧”的电话,眼见摆放在柜台上的货真价实的KV300的批发量和销售量“一下子掉了下来”,眼见受骗的用户拿着假冒的KV300要求江民新科技术给出说法,他坐不住了:“不行啊,得反击一下!”
想了想,王江民实施了一个两步走的战略:先在报刊上刊登广告进行警告,说假冒KV300不能升级,相反制造假冒者还会死机!接着,在KV300L++升级版本中加入了“主动逻辑锁”――这个“逻辑锁”确认计算机在用盗版工具MK300V4做出的假KV300时,会把计算机加密锁住,从而致使用户计算机无法运行,只能采用江民新科技术的软件进行破解。可想而知,就是这个“主动逻辑锁”,一共在网上放了六天,就把制造假冒者装的满满一硬盘各种各样盗版软件的硬盘给锁住了,直把各地的盗版商气得哇哇吐血,却又无计可施。
就这样,在忍无可忍之时无奈出手,王江民干净利索地把一伙儿杀毒软件盗版商打回了原形,直接带动了KV300销量的直线上升,直至占据了杀毒软件市场百分之八十的份额,从而“把全中国人的钱都赚走了”。
一时间,无人不识王江民。
五
几年间,王江民起早贪黑地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带领着北京江民新科技术有限公司走出了一条“异彩飞扬”的发展道路。
与之相伴,王江民本人也先后被北京工业大学、辽宁对外经贸学院等多所院校聘为教授,并当选亚洲反病毒大会理事和获得“中国软件杰出贡献奖”、“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人才”荣誉称号,且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受邀负责信息与网络安全。尤其是2009年3月,王江民喜获“中关村二十年突出贡献奖”表彰。
王江民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塑造了一个反病毒专家的美丽传奇。
2010年4月4日10时许,北京西信翔鱼池,正在休憩钓鱼的王江民突发心脏病,转至医院后抢救无效而逝。
消息传出,业界震惊。很快,瑞星、360安全中心、微点、金山等国内众多杀毒软件企业――当然也是江民新科技术的竞争对手,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网站的主页改成了纯黑白色并贴上了通栏横幅,以示悼念。接着,报刊、电视、网络等众多新闻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王江民的创业人生,以示缅怀。
杀毒王虽已辞世,但是在中关村、在通用软件产业内、在中国防病毒领域,王江民始终是个绕不开的符号。有理由相信,他所开创并引导的中国软件杀毒事业,必将继续大放光彩。■
(责任编辑/金 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