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初,贺龙到延安不久,因感情不和,与骞先任离婚了。有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军的几位领导在一起开完会后,一起聊家常,有人谈到了林彪同女子大学的叶群谈恋爱的事。贺龙曾听说叶群把林彪写给她表达爱情的信给别人看,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很为林彪打抱不平,认为叶群这样做,有损林彪的威信和声誉。现在又听到大家议论此事,很不高兴地说:“这些小知识分子不像话,轻浮,用损害别人的威信和声誉来抬高自己,应该好好地训她一顿!”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有意要为贺龙当月老,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老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此人叫薛明,是咱们西北局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据说她对叶群比较熟悉和了解,老总是不是和她见一见?”
贺龙想了想,认为能动员薛明去批评批评叶群,帮林彪一把也是件好事,于是就默认了。
1942年春的一个星期天,薛明来到贺龙的住处。贺龙从薛明谈话中证实了她与叶群“是朋友”,便说:“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诉她,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写信,不要张扬,明确表态拒绝。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么!你认为怎么样?”
薛明很认真地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
薛明遵照贺龙的意见,专门找叶群谈了一次,转达了贺龙的看法。1942年7月1日,叶群与林彪结婚了。
不久,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对照检查,薛明因对叶群比较了解,她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有一天,把叶群约到家中,诚恳地对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整风的审干时期,我希望你主动地履行没有履行的入党手续,介绍人是谁,在南京时的种种表现,以及同国民党教官和丰城县县长等人的关系,如实地向组织讲清楚……”
叶群一听,立即翻了脸,尖声大叫道:“你要干什么?你们趁林彪不在家,把我打死好了!”接着又哭又闹,甚至满地打滚撒泼。
薛明一看她这个样子,也就来了气,说道:“好,你不愿意谈,那就跟你到组织部谈,党员对党组织该谈吧!”于是,就把叶群拉到了中组部,王鹤寿出来接待了她们。由于叶群是林彪的妻子,王鹤寿不便轻易表态。他慎重地对薛明说:“这件事要向上级报告,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惊动了贺龙和林彪。贺龙从前线匆匆赶回,冲着薛明发火道:“你搞什么名堂?谁叫你抓了叶群?”薛明很冷静,向贺龙详细地汇报了叶群历史上的问题。过了一会儿,贺龙的气也消了,对薛明说:“这么大的运动,有怀疑,揭发出来也是对的。已经这样了,光明正大,没啥大不了的,让组织去调查吧!”
林彪对这件事看得很重,十分恼火,也从前方急忙赶回延安。叶群一见林彪,装得非常委屈,添枝加叶地向他哭诉了一番。一贯内向的林彪也动了肝火,高声骂道:“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的老婆……”他把这件事迁怒于贺龙,与老婆叶群记下了贺龙和薛明这笔账。
贺龙到延安出任联防军司令员后,毛泽东同他谈起林彪历史上的一些事,包括抗战初期不愿意留兵延安的事、林彪在洛阳蒋介石接见时的表现等。这件事,后来不知怎么被林彪知道了,成了他的一块去不掉的心病。从此,林彪与贺龙两家结下了解不开的疙瘩。这也成了林彪后来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贺龙置于死地的主要历史原因。
1966年9月10日上午,贺龙从家中坐车直奔人民大会堂。他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意见”的指示,来拜访林彪,征求意见的。
寒暄过后,贺龙把来意说明。
沉默了一会儿,林彪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装着不经意的样子却有明显的威胁性,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寥寥数语,把他对贺龙的狼子野心暴露得一清二楚:你贺龙如果支持我,跟我走,你的问题就可以变小;如果反对我,你的问题就可以变大。一句话,你的问题大小,全在你对我林彪的态度。
贺龙笑了笑,坦然地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贺龙的话击中了林彪一直讳莫如深的心病:他在红军困难的时候,曾对红军的前途表示悲观,为此,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了他;在遵义会议后,林彪又提出毛泽东不会指挥军队,要别人代替;抗日战争开始,他又不表态支持毛泽东留兵保卫陕甘宁的主张……每到革命转折关头,总是同毛泽东不合拍。所以,贺龙的话虽然没有点破,但使林彪不寒而栗。
由于两人没有共同语言,贺龙从容起身告辞。
此后,林彪变本加厉地策划种种迫害贺龙的阴谋活动。1967年9月上旬,林彪认为把贺龙立案审查的时机已到,他指使叶群于9月7日在中央的碰头会议提出此事。9月11日,一份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叶群联名,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经林彪圈阅后送到毛泽东那里。9月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当天,“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此后,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魔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