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乡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曾国藩在家读书，一篇短短的文章，朗诵了多少遍还背不下来。一小偷本想等他睡之后偷窃，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睡。小偷忍无可忍，跳出来大叫：“这种笨脑袋，读什么书?!”
这个笑话并非空穴来风，曾国藩天资并不出色，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左宗棠更是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于兵机每苦钝滞”；学生李鸿章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也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读书做事的反应速度都很慢：“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这并不完全是谦词，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是极为“精明”的人。
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自古功臣，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不多。剿灭太平军之后，他的功名、事业如日中天，此时他却极度冷静，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上疏请求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他一生出将人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的成功者并不多见。
他深通官场韬略，官场功夫如同太极高手。善于化解种种难题于无形之中。曾国藩的秘书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曾国荃攻打南京不下之际，朝廷令李鸿章协助进攻。李鸿章一方面不想夺了曾家兄弟的首功，向曾家邀功买好；另一方面又想把抗旨之责推给曾氏，因此私下到处解释，做了许多小动作，而曾国藩的对策是回复给皇帝一道辞气卑约的奏折，坚请派李鸿章前来，不望有功，但求无过，言语恳挚，不温不火。相形之下，李氏的小算盘一目了然。最后，赵烈文评价说，曾国藩的手段平直无奇，确实高于李数倍。
仅举此数端就可看出，曾氏的“精明”已臻最高层次，实非常人可比。
曾国藩身上的“笨拙”与“精明”并不矛盾，正是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那就是尚“拙”。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种人生哲学得自他独特的人生经验。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自知靠读书发达无望，遂“发愤教督诸子”，对长子曾国藩更是毫不松懈。但他的教育方法十分落后，只知道一味用蛮力，下笨功。曾国藩回忆说：“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笨父亲教笨儿子，真是够难为他们的。
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劲”。父亲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他不懂什么技巧，什么捷径，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使他养成了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和踏实精神。
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了曾国藩独特的启示。他发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不留死角。虽然曾国藩考秀才考了9年，但一旦开窍之后，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他总结自身经验时曾多次说，这得益于自己基础打得好，所以“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曾国藩全集?日记》)。
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这是曾国藩一生的成功秘诀。
曾国藩一生成功，得益于“笨拙”精神。
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之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他甚至讨厌那些善说话的人：“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
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他一生善打愚战、笨战，不善打巧战。他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从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总是花极大的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曾国藩一生接人待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别人以巧以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他的想法是：“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正因为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指挥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杨一役”的最终胜利。
确实，“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1、0”两个数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吗?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我们大部分今人也并不比他更笨。他只是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的大脑。“智慧愈苦愈明”，是他的切身体会。
因为“笨拙”，曾国藩是平实的、谦虚的，他“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他十分瞧不起那些随便评讥古人的轻薄之人。他这样对儿子曾纪泽说：“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学问远过于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但同时，又是因为“笨拙”，凡事亲身实践，使他有资本放言高论，直率地批评古人。
曾国藩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通过大量的实践，他发现迷信古书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