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京城自来水已走过百年。回顾当年，在日近西山的清政府主持下操办“机器水”事业，可谓步履维艰…… 筹办“机器水”源于“宫中走了水”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袁世凯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升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一日，慈禧太后于颐和园召见袁世凯，适大太监李莲英报告日前宫中缎库“走了水了”，已然救下去了。此事引起了太后注意，遂问计于袁世凯：“防火有何善政？”袁答：“京城地势高，水源缺，最好是办自来水，既可救除火患，又可解决百姓生活需要。”太后进一步问，办“机器水”得多少银子？也得有个办事的人啊！袁世凯推荐了周学熙。
袁世凯入京前曾在天津为官六载，而天津早在5年前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便开建了自来水供应百姓。而举荐周学熙则是因与其父两广总督周馥交往颇深，周学熙在袁手下办事已有七八年，办事强干，已是袁得力幕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周学熙即奉奏调入都，派在农工商部为“丞参上行走”。
周学熙多年来主持直隶“振兴实业”，具有了近代实业家的思维。因此，到任后，周学熙向农工商部呈报了《筹拟创设京师自来水公司大概办法文》，也就是一份总体设计方案，主要内容是：
首先，为京师自来水公司定性为“官督商办”，其经营“一切按照公司商律办理”。所谓“商律”，用现今语言讲，就是市场经济规律；“商办”指的是公司为民间集资，民有民营；但自来水乃关系民生的公益事业，又系官方倡办，实行“官督”，即是监督，又有官方支持之意。
其次，兴建自来水是项大工程，“需抚繁浩”，“首以召集股本为要图”。周学熙在《大概办法》中提出了股份制集资300万元，分30万股，每股10元，“专招华股”，谢绝外国资本介入，以维护民族企业利益。又考虑到当年民间“风气未开”，恐招股付息有困难，拟暂由设于天津的官银号借拨银50万两，并承办招股事宜。另恳请每年筹拨官款15万两做保息之用，实际也是由官银号垫付，待公司建成，运营正常，再分期缴还。
再次，《大概办法》明确提出，“筹足水源为第一要务”。
最后，寻求政策支持，要求在税收上予以宽待。
农工商部几乎原文照搬周学熙拟定的《大概办法》，作为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奏折报上，很快获得批准。
随后，便进入了工程的实施阶段。
施工屡受封建迷信阻碍
主要工程规划为修建水厂两处，一为京城东北孙河水厂，占地约450亩；一为东直门水厂，占地近百亩，要求“该地面官吏弹压照料，不准民间把持阻挠”。此两厂相距30余里，其间铺设400毫米直径钢管，总长2.8万余米，建浊水、清水、沥沙池等18处。京城当年基本都是一片平房，少有楼房建筑，且高度不过两层，而新建水塔竟可窥及城里皇宫内院，是为大忌，所以规定严禁登临。
街巷管道的铺设，依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周学熙又亲自领导丈量，精心规划设计，确定路线及不同口径的管道，街巷设水龙头420余个，总分管长达370余里，同时于街区要冲，单设大口径水龙头，以备防救火灾之用。
至于集股筹资，公司作了颇有吸引力的宣传，在招股广告和《启事》中列出九大“特色”，如优先认股，每10股可获赠1股；管款保息，水来于自然，一劳永逸，坐收巨利；人人必需，无滞销之虑……招股出乎意料的顺利，仅三天，300万股便全数筹足。经周详细估算，认为有270万即可敷应用，随即向天津官银号退回了30万借拨款项。
采购材料设备，也是工程的重要环节。20世纪初的中国，除了引进少量军火制造、冶炼、造船等先进制造业外，所谓工业大多还没有摆脱手工作坊状态。因此，兴建自来水工程所需材料设备，绝大部分都得仰仗从外洋进口，最终德商瑞记洋行揽下了工程合同。
未曾料到的是，工程施工却遇到了麻烦。一是在挖沟、埋设输水管道中有时会碰到零散分布的坟地，虽已“极力绕避”，但有时难以绕开。一次恰经某宗室贵族冢地，竟遭阻止，认为掘了土地会破坏风水，十分不祥，公司不得不呈请农工商部特咨宗人府等官方调处。周学熙还以个人名义，连续十天在京城多家报纸刊登《告示》辟谣。工程毕竟是朝廷定下来的，经多方面的工作，方使矛盾得到解决，但却延缓了工程的进度。
更为出乎意料的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载“崩于瀛台之涵远殿”，不到20小时，慈禧太后也死于中南海的仪鸾殿。这种突发事件不要说当年没有如今什么“紧急预案”的概念，即或是有，也没有哪个部门敢于作这样的“预案”。这是全国的大事，按《大清会典》，对丧仪有着严格的规制，来不得半点违背。内城巡警总厅根据内务府下文通知公司，对出殡所经道路，必须保证平坦整齐。于是公司急速组织抢工，或加紧埋管，或对来不及埋管的沟坑还土填埋，夯实填平，突击三昼夜始毕。直到宣统元年三月十二日出殡后才又复工，使工期大受延误。
京师自来水从筹建到竣工，历时22个月，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初十正式售水，而于上一年末，已在内外城选定“繁盛之处”“酌开龙头”“放水奉赠”，用现今说法就是试运营。二月初十，周学熙在公司通过专线电话向东直门水厂下达了供水命令，至此，北京城厢终于有了清洁卫生的自来水使用。
由周学熙、孙多森署名的《工程告竣营业开始的报告书》中，提出了今后的营业方针，即“要以设法使用户方便，小民得利为宗旨”，“悉守商规，句参官习”。这一主张，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周学熙致力振兴实业多年，而创建京师自来水的成功，则是使民众直接受惠最广的一项事业，从北京市城市建设史的角度说，也是应予铭记的一笔。
近40年的多舛命运
史上许多新生事物的出现，往往不会一帆风顺。自来水虽已建成供水，但在推广使用和日后经营中又产生了新的难题。周学熙在回顾当年的情况时写道：“因内城旗人谓为洋水，疑畏不敢饮。山东水夫又把持之，出种种阻力以相刁难”。文中所说的“洋水”又被称为“洋胰子水”，指的是龙头放出的水常伴有水泡，似显白色，又近似肥皂泡，不消多久气泡便会消失。为此，公司多次在报刊作宣传，并以科学化验的数据来解疑释惑。其次，还赠水、减价，把原先一个铜子儿可买两张水票、取两挑水的规定，翻番加倍，变为四张水票换取四挑水，以经济手段促销。
所谓“山东水夫”问题，京城水夫多为山东籍，是历史形成的，由来久远。在饮用井水的岁月，胡同里巷中的“官井”主要由清军兵营中的山东籍伙夫管理，此后民间所雇用的水夫，也多为本籍同乡。自来水建成后除部分富裕人家自设水表于户内取用外，大部分居民还是要使用街头龙头取代井水，还是需水夫的劳动。原先的“井主”异化为称霸一方的“水霸”，就如同北京曾存在的“粪霸”一样，把持龙头，制造事端，对售水收入以多报少，中饱私囊。
辛亥改元，共和初建，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国内政事不断，作为民有民营的自来水事业则失去了官方的有效保护，很快便形成入不敷出、亏损日增的局面。1912年4月，公司股东大会群起责难，迫使公司果断实行改组，取消官督，纯由商办。已返回天津的周学熙，又被股东选为公司总理，原协理王筱汀（锡彤）仍留住。周、王二人对公司实行整顿，裁员减薪，二人克己奉公，使公司当年便实现了扭亏。
京师自来水事业于晚清艰难起步，辛亥后历经北洋政府、北伐后的国民政府、华北沦陷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派驻顾问，由伪市府“代为经营”，日寇投降后由国民党市政府公用局接收，至1948年发还民间产权，再次实行官督商办。几十年来惨淡经营，本是一项普惠于民的事业，却一路艰辛。1949年2月，北平迎来了和平解放。鉴于自来水关系国计民生，1950年由人民政府收购，原有的股份有限公司解体，获得新生的人民自来水事业从此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如今，首都供水事业早已今非昔比。值得称道的是，经有识之士的倡议，位于东二环畔高楼林立的黄金宝地，东直门水厂旧址上建立起一座北京自来水博物馆，使它成了首都的文化遗存内容之一而长存于世。
编辑/王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