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火不火，老外说了算 刘永福：下一个汉语老师 刘永福背着双肩包从北语的图书馆走出来，他刚刚完成一篇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爱情故事的文章。他写道：“梁山伯是个书呆子，他不知道怎样对祝英台表达这种不妥当的感情。”
“十一”国庆长假对刘永福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他打算把这些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因为我长得像中国人，所以压力更大，要把中文讲得更好才说得过去。”刘笑道，深棕色的眼睛里光彩跳跃。
28岁的刘永福来自位于非洲的法国海外省留尼汪岛，母语为法语。母亲是第三代华裔，“只能听懂一点点广东话”，有着一半华人血统的刘对中国怀有许多特殊的感情。初中和高中5年，刘永福选修汉语作为第二外语，每星期学两个小时。在刘的眼里，汉语热潮正在逐年升温，“几年前，全国只有十几个学校提供汉语教学，现在大概有200多家，很普遍了”。
大学毕业后，刘永福在巴黎做了两年与经济贸易相关的工作。一直渴望“换个环境”的他，经常看到各大媒体在报道飞速发展的中国，这让他眼前一亮。很多西方人看好中国，纷纷前来淘金。2005年，刘永福也成了其中一员。
抱着“找工作”的目的，刘永福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了6个月汉语，HSK(中国汉语水平考试)也由最初的4级升至7级。刘永福开始在北京寻找工作机会，但事实远比想象复杂，两次短暂的工作经历后，刘永福突然决定“改变方向”。2006年，他重新回到校园，成为北语对外汉语专业的一名大一新生。
“我决定转行，回国当汉语老师。明年打算参加法国举办的初高中汉语老师资格考试。”不过，刘永福对自己的汉语水平还不是很自信，最令他头疼的便是“声调”。一次，跟一位中国朋友在餐馆点菜，他知道对方不喜欢在炒菜时放一种调味粉，便主动跟服务员说：“请不要在菜里加粪!”
尽管笑话一箩筐，刘永福的汉语还是在不断进步。谈到现当代文学，刘震云、张爱玲、余华、鲁迅等文学大家的名字张口就来。他说，法国汉语老师资格考试很难，竞争很激烈，竞争对手除了一部分华裔，不少从未来华的当地人也都是高手。这让他觉得不可思议，远隔重洋，汉语的魅力还是能俘获众人心。
“有人说来中国是对中国文化入了迷，说句老实话，我觉得更多的人来中国是为了找工作或做生意。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机会。”
柯仕华：在中国如鱼得水
“华”可以说是老外起中文名时的常用字，柯仕华也未能免俗。这个在中国大陆生活了6年的纽约人，汉语已相当流利，不过在说起目前的职位时还是打了磕巴，不得不求助于英文――“我现在在甲骨文公司作Technical Writer。”――名片上的翻译为：“高级技术文档撰写人”。他一直无法记住这个复杂的头衔。
柯仕华和中国有缘。他常常跟朋友说：“我上辈子一定是中国人!”1980年大学毕业时，柯仕华已经凭着兴趣选修了一些汉语课程。他最常用的学习方法就是去唐人街“偷师”，可惜那里大部分人讲的都是广东话。1983年－1987年，柯仕华在台湾师范大学系统地学习了一段时间中文，现在提笔写字都会时不时冒出繁体字。
转折点出现在2001年9月11日。“我是‘9?11’的幸存者。”柯仕华说。早上8：50左右，柯仕华正在西门子开会，突如其来的巨响过后，并肩耸立的另一座大厦轰然崩塌。当他逃出来时，亲眼看到第二架飞机撞向了自己这一座。此后，柯仕华开始为红十字会做一点事，纽约唐人街离世贸大厦不远，他们对这个会讲汉语的黑人印象深刻。3个月后，柯仕华收到河北政府的一封信，邀请他到承德医学院作外教。
承德是一座小城，外教柯仕华成了大名人，“我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回家，甚至什么时候上厕所，大家都知道!”2003年，柯仕华来到了北京，他觉得这样的大都市更适合自己。“在这里，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外，很自在。我有自己的事业，拿着不错的薪水，有一些朋友。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柯仕华耸耸肩。
记者：那你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了。
柯仕华：“如鱼得水”?
记者：像鱼在水里一样，水是最适合鱼的生存环境，鱼的能力可以得到最大的发挥。
柯仕华：对，我是“如鱼得水”了。谢谢你教会我这个词。
记者：你真爱学习。
柯仕华：你夸我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红了你看不出来。
身处IT业，加班是家常便饭，柯仕华仍坚持每周六下午去FESCO(外企服务中心)学两个钟头汉语。其他的学习途径就随意得多，比如跟记者聊天都能有新收获。对柯仕华来说，处处都是课堂，他常常在地铁里或路边偷听别人说话，考考自己究竟能听懂多少。不过，他最感兴趣的就是跟小孩对话，“小孩很率真，他听不懂你的话会直接告诉你”。
柯仕华也想考HSK(中国汉语水平考试)，但一直不敢。“我现在会说的话够生活了，但还想提高。继续学吧!”柯仕华抓住机会秀了一句成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记者：汉语最难的地方是哪儿?
柯仕华：妈麻马骂。
记者：还有呢?
柯仕华：汉字太多，一个字有一个意思，再加另一个字意思就不一样。
柯仕华刚来中国的时候，朋友对他说：“一个月你就得回来。”一个月过去了，他还在。朋友又说：“你呆不过6个月。”可6年过去了，他还在。尤其在朋友们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都对柯仕华说：“原来中国这么现代啊!”柯仕华大笑：“你们才知道啊!”
“我打算一直留在中国，中国真是特别特别特别适合我，我在中国生活得非常非常好。”柯仕华一连用了三个“特别”和两个“非常”，然后有点生疏地补充道：“如鱼得水!”
对外汉语教学的激情与尴尬
一所对外汉语学校的成长小传
汉语也疯狂?在仇雁平这儿，感叹号变成了问号。
1993年，汉语热刚刚兴起的时候，仇雁平便颇有远见地创办了“北京桥汉语言培训学校”(The Bridge School)。现在比起15年前，北京常住的外国人增加了几倍，但对外汉语培训机构却以几十倍的速度扩充。所以对于仇雁平来说，疯狂的不仅仅是汉语，更是这些一窝蜂涌出的汉语培训机构。
中国经济吸引了世界的眼球，“汉语”作为了解中国最便捷的一种工具，也成为许多老外的必修课。尤其是奥运会，更是锦上添花，推动各行各业。“汉语热”催大了对外汉语培训这块蛋糕，人人都想分一杯羹，认为“老外的钱好赚”。对外汉语机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非理性膨胀。
“有一些新开的学校，价钱低得没法想象。”仇雁平说，“这样下 去这行就不对了。”
90年代初，仇雁平下海经商时结识了许多外国朋友。一次，他主动提出给一个老外当汉语老师，可没教几回人家就不肯学了。仇雁平这才意识到，教老外学汉语其实是一门学问，光具备说的能力不行，还得具备解释的能力。
当时除了北京语言大学、FESCO(外企服务中心)和DSB(外交人员服务局)设有对外汉语课程外，几乎找不到其他培训机构。想学汉语的老外越来越多，学校却屈指可数，既然有需求为什么不试一下呢?面对这个陌生的领域，仇雁平下了决心。
学校开张后，通过朋友介绍、在外交公寓贴条等土办法，仇雁平招到了第一批5名学生。这5个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最差的零起点，最好的一个会1000个汉字。仇雁平琢磨：选一本500汉字的书，把零起点和1000汉字的一起教了得了。
当时，对外汉语教师这个职业绝对是新兴事物，仇雁平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名北语对外汉语系刚毕业的本科生。他记得很清楚，在租借的教室外面，外国人的读书声琅琅传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木村先生。”下课后，仇雁平激动万分地拉着外国人的手说：“你们学得太快了!真是出乎意料。”可老外却不买账，没多久便纷纷退课了。原来，外国人只是模仿了老师的声音，压根儿没理解。其中一个学生临走前对仇雁平说“为什么不从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教起呢?”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耍小聪明必然失败，经验不足，犯了冒进的错误，违背客观规律了。”仇雁平总结道。
“桥”学校就这样在摸爬滚打中一点点成熟了起来，慢慢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生源也逐渐稳定。选址时，一位新加坡朋友建议仇雁平租用大型国际饭店的办公楼，对提升形象和招生都有好处。这在当时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昂贵的租金让仇雁平望而却步。但新加坡朋友却坚定地告诉他：“你一定可以的!你想不到对外汉语培训的前景究竟有多好。”这个预言家一样的朋友成了仇雁平的贵人。
现在，仇雁平的“桥”学校已经在光明饭店扎根了11年，每年100多万的房租自然不在话下。
走进“桥”学校，正门右侧挂有一幅书法：让更多的人说汉语，让更多的人爱中国。随处可见中国结、藤椅和各种古典图案，这些小细节透着管理者的匠心。下课铃响，一拨老外出来，一人拿一个学校提供的大瓷杯，撮少许茶叶，用开水冲着喝。每个人的表情都好像跟中国文化零距离了。
“桥”学校的人气很大一部分是靠口口相传攒起来的，如今每年都有3000多学生来这里上课。仇雁平一心一意作汉语培训，把曾经开设的太极拳、厨艺之类的课程都砍了。“定位就是‘西方成年大忙人’，要做就做得精而深。”
外国人学汉语的热情高了，可同行之间的激烈竞争也日趋白热化，一家倒闭三家开张，到了前赴后继的地步。面对北京汉语培训市场供大于求的现实，仇雁平心态平和，作为北京最早的一批私立汉语培训机构，“桥”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教学机制。他相信，市场经济无形的大手也会重新洗牌，留下真正的赢家。
“只要执着，光荣总在后面等着你。”仇雁平笑道。
一个对外汉语系学生的思索
“全球学汉语的外国人将达1亿，汉语教师缺口500万!”这是媒体的新闻大标题。
然而，在“对外汉语”百度贴吧中，却是有夸有骂。有人怀揣理想，要把汉语传播到全世界；也有人当头浇下冷水，抱怨本专业英语中文两不靠，就业率低。
20年前，很多人不知道对外汉语为何物。如今，据统计，全国开设对外汉语专业的高校已经超过100所。对外汉语专业成为学生追捧的热门专业之一。
王达菲是2006年考入北语对外汉语专业的，当时整个吉林省理科生中只招了她一个人。现在大三了，对于未来的规划，她毫不犹豫地说：“我应该会考研。”
对外汉语，一个听上去很美的名字。王达菲没有想到它竟是如此之难，这个“复合型专业”，不但要求学习中文系和英文系的所有课程，还要掌握教育方面的理论知识。“并不是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个会说中国话的人就能教。跟别的专业比，我们的课业负担是最重的。”
“文化底蕴”是王达菲口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正因为对知识层次要求特别高，对外汉语专业的本科生往往“前景不好”。像王达菲一样，她的大部分同学都将考研作为寻求发展的途径。
谈到记者最关心的“找工作”话题，王达菲坦诚地说：“我们会遭遇尴尬。用人单位会问：你到底是学中文的还是学英语的?”一位学姐去某中学应聘语文老师，对方却因为专业名称里的“对外”二字拒绝了她――“我们只要汉语言的，不要对外汉语。”
“并没有像一些媒体渲染的那样，能够出国当汉语教师的人很少。除了自身条件特别优秀之外，还得具备目的地国家的教学资格证书，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所以只能以汉语教师志愿者的形式出国，况且名额还很有限。在国内教外国人也是一种选择――虽说学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但对外汉语专业的毕业生更多――所以也有学生转行了。”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王达菲对自己的专业还是充满了热爱，希望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最近，她在校园里找到一个语伴，英国人。闲暇时，她教他学中文，对方也会帮她补补英语。“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会消除他们对中国的很多误解。交流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王达菲说。
忽然，她笑了起来，她想起了语伴用“因为，所以”造的一句话――因为月饼不好吃，所以我送人了。
“我的教学水平还有待提高，哈哈!”
汉语，是一种强势语言，现在是，未来更是，在一切热闹和繁华中。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汉语也疯狂的背后，是“中国势力”在说活。
编辑 麻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