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27日，参加完阿尔加夫杯赛归国休假13天后，中国女足重新集中归队。但这次姐妹重逢的心情却迥异于以往。因为过去的13天里，中国女足管理层出现巨幅人员震荡，上至分管副主席杨一民下至领队张建强纷纷下课。更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年逾六旬的商瑞华取代伊丽莎白，在时隔17年后重新成为中国女足主教练。
“杨冠南戴”
3月17日下午，谢亚龙召集同僚南勇、薛立、杨一民举行足协主席工作会，紧急商讨阿尔加夫杯后中国女足奥运备战走向。尽管此前一天，谢亚龙密会张建强时，张已提出辞职，但当日张仍以女足领队身份到场，此时其身份更像是一个见证人。
本次会议集中讨论两大主题――女足内乱究竟由何而生？如何解决？
包括谢亚龙在内，本届中国足协四位副主席均有过分管女足的失败经历，会议最终得出“女足出现错综复杂的内乱缘于管理不力”的结论，并指称“灭火手段单一，导致事态升级、愈演愈烈”，问题矛头直指分管副主席杨一民。因为在杨分管期间，女足连续两年出现主帅同领队的严重对立局面，在社会上引起了不良反响。
鉴于此，在如何解决女足内乱办法上，谢亚龙提出了远高于“更换领队张建强或主教练伊丽莎白”的方案――重新对分管权力进行分配，即杨一民不再分管女足，只继续保留对足协青少部的分管权。
2003年，世界杯未能进入4强，南勇交出女足分管权；2004年雅典奥运会小组未出线，薛立交出分管权。以往分管权交接虽然也曾经历问责，但那都是缘于世界杯、奥运会这样大赛成绩未能完成任务所致。仅仅因为球队内乱，而将问责之火烧到副主席层面上，这是第一次――由谢亚龙亲自导演并完成了中国足协史无前例的高层问责。
杨一民下课后，原分管男足国家队的足协副主席南勇，掌握了女足分管权。这也是南勇第二次分管女足。2002年2月17日起用马良行更换马元安的那次女足换帅，便是南勇首次掌舵女足时的杰作。“南马配”曾一度扬眉吐气，马良行也缔造了在任一年半不输球的骄人纪录。但随着2003年女足在美国世界杯未进4强，归国后马良行辞职，南勇也被迫交出女足分管权。
有别于杨一民分管女足时代“无权任命领队”，南勇在答应谢亚龙分管女足的同时，获得了领队的任命权，曾长期跟随南勇鞍前马后的足协青少部主任朱和元成为女足新任领队。3月20日下午，南勇正式介入女足工作。同时，朱和元也进入工作状态，开始按着有关领导的布局，开始中国女足又一次的奥运选帅之旅。
马良行被否
19日晚，相熟的记者朋友打电话告诉中邦主帅马良行：“足协已经确定伊丽莎白下课，你是头号候选。”并问他是否考虑重新复出。马良行感到非常意外，思忖很久。
这是他第二次转轨男足，2003年末第一次从女足国家队帅位离开后，马良行曾在男足呆了两年，并且创造了率弱旅珠海中邦队一年就冲超成功的奇迹；2007年初，他再次离开女足帅位，当2008年初卫平收购上海群英成功并将俱乐部更名上海中邦时，马良行决定全力以赴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彻底完成到男足的转轨。他将前蓝狮外援乔吉姆收归帐下，田野也从长春亚泰专门投其门下，曾在几年前合作过的喀麦隆外援迪迪尔也登门投靠……武汉昔日名角殷立华担任马良行的助理教练，可以说，重塑转轨男足辉煌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他没有理由这时候离开。
3月上旬，马良行曾接连接到从葡萄牙打来的越洋电话，苦闷的中国女足队员在电话里向恩师倾诉，有的姑娘甚至痛哭失声。马良行心里很难受，他深知近两年这些玫瑰遭受的委屈，可他并没有想过回去。
不过，当他确认“的确有高层人士提出让马良行执教女足备战08奥运”时，马良行那份浓烈的女足情结再次被触动，他跟透露消息的朋友缓缓吐出几个字――“我会考虑，但不是无条件”――话不多，但足够表达复杂情绪。
之前两次担任女足主帅让马良行深知，跟中国足协打交道，“必须要掌握足够的权力，包括组阁权、用人权、战术制定权等等，否则当主帅根本没有意义。”
接下来两天，多方渠道的消息印证着马良行成为“女足新帅一号候选”消息的可靠性。
足协管理部门体育总局方面，甚至都已经有人提到马良行，该领导曾直言不讳地说，“马良行的执教能力强于所有候选者，而且其在女足球员心中享有极高威望，这样的人为什么不用？”也有人给谢亚龙建议，“如果马良行能回头带队，至少可以迅速提升国家队的凝聚力，让女足内部混乱的关系重新理顺。”
尤其出乎马良行意料的是，自己的老板卫平甚至也给谢亚龙带话表态，“如果需要马指导为国家女足效力，中邦集团全力支持。”
……
那几天，马良行一度感觉女足主帅距离自己那么近。
但马良行始终没有接到任何来自足协层面的电话。
直到3月24日这一天晚上，他得知商瑞华已经接到了组阁通知――所谓媒体的呼吁、民意的支持、乃至某领导的提议，都没法抵挡得住足协的决定――因为谢亚龙才是足协的一把手，谢亚龙才是奥运会足球项目的第一责任人。
商瑞华“复辟”
3月25日下午，杭州西子女足俱乐部训练基地，63岁的商瑞华正站在场地中央指挥着队伍训练，空气中四溢着湖岸边桃花的香气。
西子女足是杭州市足协刚刚组建的队伍，年初商瑞华加盟西子俱乐部，曾盟誓要大干一场，力争为浙江的十一全运会“放一颗卫星”。
两天前，商瑞华接到了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的电话。对方询问了两方面的话题，先是向商瑞华征求对陈金刚、王海鸣两人执教能力的意见，商瑞华知道这两人是伊丽莎白继任者的候选，他简单表达了对两人执教特点的评价后，南勇接下来的话题却让商瑞华感到突然――“你是否愿意考虑担任国家队主教练？”
商瑞华没有理由说不。
“1985年，在我41岁的时候就组建了北京女足，43岁当上了中国女足国家队主教练。搞了这么多年的女足，我对女足有着最真诚的感情，这种感情也催生我对责任的认识――如果中国女足现在打得很好，各方面顺风顺水，我也不愿意去凑这个份子；但问题是现在球队情况不好，领导又亲自给我打电话找我，我觉得没有推脱不干的道理。”商瑞华的表达饱含感情。
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商瑞华不仅仅把这次担任女足国家队主帅当成发挥余热，而且不由生出挑战“廉颇老矣”的万千豪气：“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勇敢些接过这个重担，能够让中国女足重新走上正轨，不仅对于中国女足长远发展，而且对下面各省市搞女足也有帮助……”
商瑞华不愿意提起17年前的往事。1991年，由他统帅的中国女足拥有堪称“梦之队”的超豪华阵容，但在中国本土举行的国际足联首届女足世界杯时，商瑞华的这支队伍却连四强都没有进入，他也因“指挥不力”被中国足协剥夺帅位，黯然下课。此后，商瑞华曾沦落到男足担任助教讨生活……17年后，当再次成为中国女足主帅的“复辟”良机摆在面前时，六旬老人当然会感到振奋。
明白了商瑞华的态度后，南勇随即向其征求了对助理教练班子的人选意见，商瑞华也坦言以对，“我认为2006年参加世青赛的那届国青队教练班子，人员素质以及同我的配合都还不错：助理教练高荣明的训练很有特点，我很欣赏；守门员教练成晓禹也是国家队门将三毛(张艳茹)和黑妹(翁晓洁)的启蒙教练。另外，我还想让大连女足助理教练石磊到国家队……”
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商瑞华的预期――在此前任何一届中国女足国字号队里，主帅都不曾享有过组阁权。尽管，这一次南勇不过是“征求一下意见而已”。
伊莎启示录
但凡选帅，国际通行准则无外乎两条：唯能力、唯名气。但中国足协近年在国字号选帅过程中却遵循着一道潜规则――唯关系论。对本土主帅而言，与分管足协领导的关系近方能进入；对洋帅而言，其经纪人的关系网将对洋帅是否能赢得合同产生积极作用。
谢亚龙上任后，足协内部权力博弈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作为“足球门外汉”，谢亚龙深知对竞技体育部门管理者而言，“衡量其政绩的唯一指标就是成绩”，而与总局签下奥运会夺牌任务状的中国女足，自然成为谢亚龙重点关照的对象。
不过，谢亚龙重视女足所采取的方式却迥异于前任阎世铎或王俊生，王俊生直接以领队或团长的身份主抓女足，阎世铎则充分放权给各分管副主席，谢亚龙却是用授权越级汇报、以及“掺沙子”手段来达到直接控制女足国家队的目的。
从2005年起，3年来谢亚龙先后更换5名女足主帅，但每一任女足主帅上任时，谢亚龙均会告知对方，“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向我汇报”――越过分管副主席层面直接向一把手谢亚龙负责，可以理解为谢亚龙格外关注女足的一种表示。但随着谢亚龙对足协内部复杂关系网的了解日益深入，他开始不断任命新的女足领队，先后更换郭辉、李冬生、李飞宇、张建强、朱和元等5人；而且，每一任领队都被授予了“直接向谢亚龙汇报”的越级特权……
于是，这三年来，谙熟中国女足内幕的人士，所看到的是一幕可怕的“怪戏”：女足每一届主教练同领队均自认为拥有“单线同一把手联络”的特权，谁也不买谁的账。谢亚龙原本想“通过这种越级授权完成对女足国家队最直接的控制”，其结果却造成了“群众斗群众”，接二连三发生女足领队同主帅的不和纠纷。
尽管“被架空”的分管副主席对此也曾有过怨言，但谢亚龙的理由也很充分：“奥运会任务如果完不成，我才是第一责任人。”
不过，这次女足内乱最终责任却是归咎于杨一民，他被剥夺了其女足分管权。
在这种万分复杂的高层之间角力的局面下，马良行没能“三落三起”也成为一种必然。因为谢亚龙断不可能自己否定自己，将一年前被自己亲手废掉的马良行重新扶正。更何况，马良行还需要那么多权力，诸如组阁权等。
而对于商瑞华，17年后重新圆女足主帅梦，已让这位正直的老帅颇多感慨甚至豪气干云：“就算是总局给女足减压取消了奥运会夺牌的指标，我肯定也不想只为了参与一次奥运会而去当中国女足主教练，如果能拿金牌，任何人都不会去捡铜牌。如果奥运会的时候交上一张白卷，我自己也会感到很没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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