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在台湾 解放前夕，蒋介石逃往台湾之前向毛人凤授意，让张国焘留在大陆，毛人凤把张国焘叫到家里设便宴招待转达蒋介石的意思。但张国焘抱定主意，决不能留下来。一个要留，一个不从，最终不欢而散。临走时，毛人凤说：“我可以直言相告，台湾是不欢迎你去的。”
1949年，蒋家王朝土崩瓦解，蒋介石逃到台湾，张国焘这时才真正感到被人唾弃的滋味。他厚着脸皮向蒋介石求情，蒋勉强答应了他去台湾的要求。
张国焘到台北后，国民党政府既不给他安排工作，也不过问他的生活。张国焘只好自己支撑起一家的生活重担。他一家先是住在南阳街的一个招待所内，多有不便。张国焘在北投一家温泉旅馆的附近弄了一栋房子。正当他请来工匠准备装修房子时，来了两个自称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人，告诉他这座房子他们早就租赁了，命令立即停工。
张国焘本想以自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压一压来人的霸气，不料这两个人不吃这一套，态度强硬地说：“不管你是国民党中委，房子我们要定了!”被逼无路的张国焘。顿时老泪纵横。张国焘因这次受气而大病一场。从此，曾是中共要人的张国焘便日落西山了。(摘自《文史博览》，柯云／文)
我党第一个幼儿园
1930年11月，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在长沙就义，在上海的毛泽民设法帮助三个侄儿辗转来到申城，毛岸英f9岁)、毛岸青(7岁)和毛岸龙(4岁)悄然进入大同幼稚园。
大同幼稚园由周恩来提议创办。1929年秋，他鉴于一些烈士遗孤需要抚养，一些革命干部的子女也需要照料，决定让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出面开设一个儿童福利机构。1930年3月，大同幼稚园在上海戈登路附近狭小的石库门房屋里诞生，园名寓意“世界大同”。不久，该园迁往法租界陶尔菲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该园由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公开身份为上海圣彼得教堂主持牧师)管理，互济会负责人王弼担任顾问。
周恩来出于安全考虑，特意请宋庆龄为大同幼稚园题写牌匾，又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大同幼稚园题写园名，有了这两块金字招牌作掩护，反动警探不敢随意前来骚扰。大同幼稚园先后共收养约30个孩子，其中有彭湃的儿子彭阿森、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等。
后来，顾顺章被捕叛变，董健吾因与顾顺章有过工作接触，不得不暂离大同幼稚园。就在这时，年幼的毛岸龙突发高烧，不幸病故。1932年初，保育员桂荷英外出办事突然失踪，党组织为了安全决定立刻解散大同幼稚园，妥善安置所有的孩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曾由董健吾带回自己家中抚养。1936年夏，党组织找到毛岸英和毛岸青，将他们送到苏联学习。(摘自《人民政协报》，朱少伟／文)
胡适的白话对联
文学革命先驱、首倡白话运动的胡适先生，作对联也多用白话，且风趣幽默，使对联这种传统文学形式增添了新鲜活泼的内涵。
胡适在新婚之夜为自己撰写了一副婚联，高挂在洞房里：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这副婚联至今仍为不少人津津乐道。
胡适去美国留学前夕被小偷窃走了全部路费，幸亏同学胡节甫解囊资助才得以成行。胡节甫后来因经商失败患病去世，胡适特写一副挽联：君是一个失败英雄，而今已矣：我洒几滴感恩涕泪，无日忘之。思想上无成败论英雄的世俗偏见，情感中有涕泪齐下的难忘悲痛，真挚而实在。
1935年，胡适游江南名刹开山老殿时，应该寺和尚之请，撰联一副云：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语句通俗易懂，对联对得天成得体，妙趣横生。
胡适曾用白话撰写两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最初的一副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后来改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颇有影响。
胡适一生“大名垂宇宙”，1964年胡适去世后，蒋介石也用白话写了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对他做出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论断。
仇鳌资助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家宴，为他亲邀至京的客人仇鳌洗尘。毛泽东对作陪的党内外友人说：“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亦山先生赞助最力，对我们的革命是帮了大忙的。”
毛泽东讲的是指1921年仇鳌帮助他们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的事。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与何叔衡回长沙建立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决定创办一所“自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但办学经费难以解决，他们想到了仇鳌和船山学社。
仇鳌，字亦山，湖南泪罗人，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他无意仕途，只担任国民党湖南支部主要负责人及民政司长，他是当时船山学社的社长，知识渊博，思想开明，威望甚高，深得社会各界的敬重。
1921年11月，毛泽东、何叔衡拜见仇鳌，提出要创立一所新型大学，仇鳌欣然同意，决定由船山学社承办，取名“湖南自修大学”。船山学社的部分房屋和每月400银元经费划归自修大学。仇鳌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从此，自修大学成了中共最早的党校，成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公开活动的场所。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一边在自修大学学习，一边领导长沙等地的工人运动。晚上，他们常去长沙文星桥五号的仇鳌寓所聚会。仇鳌夫人总是热情招待。喝的茶是汨罗特色的姜盐芝麻豆子茶，咸甜香辣。喝的酒是仇鳖乡下亲友送来的自酿谷酒，醇正清香。毛泽东曾对仇鳌说：“你们泪罗的姜盐茶可以治伤风感冒，泪罗的谷洒赛过‘白沙液’。占代有名酒叫‘剑南春’，我看汨罗谷酒叫‘汨罗春’蛮合适。”
1922年底，仇鳘辞去船山学社社长和自修大学校长之职，赴欧美考察。何叔衡接任船山学社社长，李达任自修大学校长，直到1923年11月，自修大学被湖南军阀赵恒惕封闭。(摘自《团结报》，冯晓蔚／文)
一首战歌的诞生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气势豪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某炮兵1师26团开赴鸭绿江边集结待命。5连召开表决心大会，群情激奋。
指导员麻扶摇为战士的昂扬斗志所震撼，连夜趴在被窝里赶写了一首诗：“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的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起初，这首诗作为誓词的前言抄在连队黑板报上，又在营、团召开的誓师大会上进行了宣读，后被团《群力报》和师《骨干报》刊登，在志愿军中流传。
1950年11月，新华社战地记者陈伯坚在前线采访时发现了这首诗，满腔热情地给予了肯定，并建议把“横渡”改为“跨过”，把“中华”改为“中国”。在他撰写的战地通讯《记中国人民志愿军几位战士的谈话》中首次引用了此诗，发表在1950年11月26目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
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周巍峙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首诗，深为感动，为它谱了曲，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迅速在全国和朝鲜战场广为传唱。
1951年“五一”群众游行时，《国歌》和这首歌曲同时被确定为游行演唱歌曲；1954年。该歌获全国群众歌曲一等奖。(摘自《解放军报》，康庆中／文)
1953年版人民币的三元券
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其面额系列都是一元、二元、五元，唯独在1953年3月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发行了三元券。这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蒋介石在台湾一直准备反攻大陆。蒋介石在美国的技术帮助下，印制假人民币，空投或者经港澳走私到大陆，以破坏人民币的信用。
群众不能区别人民币真假，银行也只能用屁微镜来区别，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行的货币面值越大，台湾空投或走私同一体积与重量的假票金额数目就越大，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为了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国务院决定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五元以上的大票，但是一元券又太小，对流通不利。所以，就决定增加发行三元券人民币，用以调节流通领域。
后来，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改善，少量人民币也可以出境，三元券人民币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三元券被收回还有一个原因，其与同套的五元和十元券都是委托苏联代为印制的。但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这些票版和印刷资料都无法收回。为了防止意外，国务院决定把由苏联代印的这三种票券收回。(摘自《北京青年报》，徐庆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