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褒利他，而贬利己，往往视二者为对立的两面。殊不知，在特定条件下，二者是统一的。墨子讲：“义者，利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亚当?斯密讲：“个人的功利计算在道德规范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讲的也是这个道理。道德是自私的，自私又是道德的。
说道德是自私的产物，在根本上，道德源于自私。道德和自私是一个铜钱的两面。因为自私，他是要讲道德、讲信誉的。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在小区的商店买东西，遭遇假货和挨宰的机会就小得多；在火车站附近买东西，遭遇假货和挨宰的机会就大得多了。这不是说火车站附近的商人天性就坑蒙拐骗，天性就不讲信誉、缺少道德。你把小区的商人放到火车站附近，他们一定也要那样行事的。讲信誉、不宰人者，利益使然；不讲信誉、宰人者，也是利益使然。小区的商人不卖假货，不宰人，是因为他知道他的顾客多是附近的居民；他期望他们成为回头客，明天还赚他们的钱。火车站附近的商人呢，他知道他的顾客买了东西就天各一方，既然能宰，为什么不宰呢?
我是很讲义气的。因为我知道，我讲义气的话，有困难需要帮助，朋友就会伸出手来帮助我，讲义气的好处超过了不讲义气的好处；朋友们也这样想，朋友的朋友们也都这样想。于是，社会上就有了义气盛行的风尚。今天，我们的社会以守时为美德。这美德是怎样形成的呢?也是因为每个人都预期别人不愿意自己不守时。我们不守时，别人就不会对我们自己守时，甚至不再跟我们打交道了。守时，乃是自身利益之所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以不讲假话为美德。这美德也是因为归根结底不讲假话对自己有利。这就是“狼来了，狼来咬我的羊来了”的故事。今天你讲假话，明天就没有人再信任你，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自小，家长和老师就给我们讲述爱迪生怎样的伟大，怎样的无私为社会做贡献。“伟大是对的，但无私却是荒唐的。爱迪生的自私，世间少有。他从不捐钱，对工人苛刻之极。他对自己认为无利可图的发明，一概不理；但认为有商业价值的，就大量投资，日夜催促下属工作。他对发明后专利的重视，也是少有的。每次觉得外人可能偷用了他的发明，他就诉诸法律。爱迪生的发明虽然有些是价值连城的，但他死时并不富有，主要原因是官司打得太多。有人作过估计，爱迪生的律师费超过了他发明专利所得的收入。”
爱迪生伟大不假，但我们很难想象，没有私利的激励，爱迪生是否还会成为爱迪生呢?
今天我在师大做老师，你们要我不好好讲课，我是不会听的。因为我写了几篇文章，学校就给了我正教授的待遇。我于是相信，要是我把课讲好，学校还会给我其他待遇的。反过来，如果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好待遇还不如干不好，那么你们要我好好讲课，我也不会好好讲课的。你们说我好好讲课是因为道德情操高尚呢，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Axelord设计过一个实验，他用多台计算机各自执行一些程序，通过多次博弈选择出最优程序。结果，以欺诈为主的程序逐渐被淘汰，最终出现的是以不欺骗、受到欺骗后要报复，报复以后要宽恕对方为原则的程序，这程序已经非常接近现实社会的道德信条了。
“个人的功利计算在道德规范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商人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或关心社会的慈善事业，不是因为利他的缘故，而是因为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这样的行为对于最大化他们的利润是必须的。斯密正是从人们的利己本能推导出了道德情操。有人说斯密在《国富论》里强调了自私促进生产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面，但又感到仅强调这一面是不够的，于是就写了《道德情操》。这被称为“斯密悖论”。如此解读，斯密地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慨。
不仅道德是自私的，自私也是道德的。不妨用数学的反证法来看问题。假如人人都是利他的，社会将会是怎样的呢?假如人人都是利他的，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吗?
就像《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买货的说：“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叫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卖货的答：“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叫小弟惭愧?小弟实难遵命。”
这谈判是达不成均衡的，这交易是一定做不成的。
今天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产品之所以极大丰富，完全得益于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口但没有交易，一定不会有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没有交易的社会是很难存在下去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找不到君子国。假如人人都是利他的，人类早已不复存在!
有小偷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没有防止小偷的积极性。在君子国，最是有利于小人的成长了。即使真有君子国，最终也会演变成为小人国。
空洞的道德说教最是无益；要不是因为无知，便是别有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