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北京东部的城乡接合部，小区门口的广告栏隔三岔五被毁坏。业主追责保安，保安说，附近工地的农民工夜晚在外乘凉，有时候喝几瓶啤酒，手痒就毁坏广告栏，他们人多，不敢管。
这样的现象在都市中并不少见，我以为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农民工的道德素质。设想一下，如果他们回到老家，家门口的树和水井，他们会随便糟蹋么？不但不会而且会备加珍惜。表面上看起来是出于一个人对故土的爱这类普遍的情感，但细究起来，情感所系乃因利益所在，家门口的树木和水井是全村公共财产，全村人从中获益，珍爱它们符合经济人的理性。
我们小区住的大多数和我一样，是大学毕业、户口在京的外地人，严格说起来和那些工地上的农民工，都是外来者，但我们为什么能珍爱小区的一草一木，包括小区外的城市公共设施？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家在北京，在这里购房，在这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自己的儿女将在这里成长，这个城市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利益。
这个现象可以引出中国社会大转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如何让大批进城的务工者和他们子女爱所在的城市，主动维护城市的良好秩序？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先要问一句：城市的管理者对这些人如何？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打工潮”，上亿农民进城，从事了城市里最苦最累的活：当流水线工人、饭馆里的服务员、捡垃圾、做小买卖。然而，中国的二元化户籍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保制度，决定着这些城市的“新成员”不能真正地融于城市――他们连城市居民的“身份”都不能获得。“农民工”这个词乍看起来很矛盾，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是农民又是工人呢？但在中国，“农民工”是个偏正结构的词，“农民”表示的是“身份”，“工”则是职业表述，意即一个人干工人的活，其身份尚是农民。
一个人的幸福或痛苦感，通过比较才能获得。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做工，即使受尽歧视，辛苦劳作，比起自己在老家当农民的生存状况，应该说得到了相当的改善，多数人“知足”。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种众多农村人涌进城市做工、纳税而基本不享受城市福利的畸形现象能够存在而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并不突出。
然而，世间的矛盾只要不解决就会持续存在下去，长年累月的叠加，总会有爆发的时候。迄今为止，中国多数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的设计和运转主要是针对有户籍人士的，尽管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交通方面对非本地户籍人有过一定的考虑，但与庞大的外地户籍人口的需求相比，差距甚大。以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为例，许多城镇的外地人已超过本地人，然而本地基层人大、政府的组成人员和工作人员基本上是当地人，这样的情形下，外地人较之本地人更容易受到违法行政、滥用权力的伤害。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第一代民工的子女长大了，这些80后、90后由于父母一代处于社会弱势阶层，他们在受教育、就业等方面和城市居民的子女相比，同样处于弱势。他们尽管户籍还在老家，但是他们不可能再回到老家种地了。无论是打工还是待业，他们不会再像父辈那样逆来顺受，他们对自身的权利状况更为敏感。而如果有那么一天，移民第二代不仅意识到了这种不平等，而且试图改变这种不平等，并且能够用改变的企图来加以动员和组织，形成一个相对团结、诉求明确的团体，那么，我们就可能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冲突。
苏轼青年时期即离开四川眉山，一生漂流四方。他谪居广东时，作词曰：“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词放到今天中国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来品味，也能说明在异乡打工的外地人，要“此心安处”，才能直把他乡当故乡，对其有归宿感。那么在他乡如何才能“心安”呢？当然最重要是其权利应得到公平公正的保障。他不会因讨薪被老板威胁甚至痛打，他不会被当地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欺负，他的儿女在当地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如此，他们在异乡就会“心安”，把自己打拼的那个城市当成自己的故乡一样去热爱而非怨恨。